有论者说，新加坡不过是个袖珍的城市国家，荷兰也是最小的领土国家之一，中国则是世界最大的国家，管理起来复杂得多，无法学习前两者的国家发展模式。另有论者说，中国地大物博，土地资源并没有紧缺到新加坡、荷兰的地步，有条件给房地产提供市场发展的空间，使之对经济做出重大贡献。
　　这两种说法，都似是而非。第一，在人类的现代化历史中，关键性的经济制度和国家结构，如税收体系、国债和股市等等，多是城市国家和荷兰这种小国创造的。事实上，在中世纪后期和近代前期，作为城市国家的佛罗伦萨和城市群联盟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即今日的荷兰），发展出了最先进的国家管理机能，许多拥有广阔领土的王国认为这不过是弹丸之地的制度，自己无法学习，也不屑于学习。但是，最终成功地学习了这种制度的领土国家，崛起为大国甚至帝国。比如，英格兰1688年的光荣革命，就是荷兰的威廉三世在阿姆斯特丹金融界秘密资助下的一场军事入侵或政变，给英格兰带来了“荷兰财政”，英格兰自此之后日日崛起。西班牙帝国本来是荷兰的统治者，但不知道尊重和学习荷兰体制，最终从一个“日不落”的帝国衰落为欧洲贫困的角落。国家大并不是拒绝学习先进制度模式的理由。拒绝学习的后果只能是衰落，不管国家的大小。
　　第二，中国真有足够的土地资源让房地产成为支柱性产业吗？以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算，新加坡为7,000人，荷兰为400人，中国为139人，似乎中国的人均土地资源多得多。但是，如果把中国西部的沙漠、山岭等不毛之地考虑进去，中国的人均土地资源和荷兰恐怕并无本质区别。况且，中国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和新加坡属于一个档次。如果算上外来人口，北京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2,199人/平方公里，市区人口密度15,752人/平方公里。上海市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已高于东京、巴黎、伦敦等一些国际大都市。仅占全市十分之一土地面积的中心城区就承载了976万人，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9,589人。因为流动人口和统计标准之不同，这些统计的精度大有可争议之处。但是，中国大都市为世界最拥挤的地方，乃不争之事实。如果未来要发展出15个人口在2,500万左右的超级大都市和11个人口在6,000万左右超级都市群，那么绝大多数中国的人口就会生活在世界最拥挤的地方。
　　这种土地资源的现实，使中国有充分的理由借鉴新加坡和荷兰的模式。如果中国能够有效地城市化，中国大约将有十亿左右的城市居民，他们将大部分居住在超级大都市中。面对这样的远景，中国应该制定“国家红利”式的住房政策。比如，在北京上海这种大都市，以人均25-30平米的标准建造公共住房，由政府免费提供土地，在严格控制造价和规格的前提下，让开发商们来竞标承揽建造，并对低收入阶层给予适当的购房补助。同时，在严格限制土地供给、经过周密的审批程序的条件下，政府以超出市场的价格提供非常有限的商品房用地，并对建造商品房的开发商课以重税，把所得款项回馈到公共住房的建设上。按照这个标准，三口之家可以拥有75-90平米的住房，其价格维持在每平方5000元左右。超出这个居住面积指标，则要以每平米6、7万甚至十几万的价格到市场上去购买。同时，停车位所占用的面积也要算入人均居住面积之中，绝不容许在人还没有地方安顿的情况下给车留出那么大的空间。你身居市中心也希望买车，当然可以，但是，除非你愿意车占用自己家人的基本生活空间，那么停车位也要按住房的市场价格购买。这样，中国就有望早日变成一个人人有房的社会。创造力旺盛的年轻人得以在国际大都市中立足。城市化对环境的冲击，也会减低到最小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