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真事真话真情（之三）
——男儿也有泪：帅哥百日暨乡镇六年祭
袁 林
到乡镇第一年，我和帅哥不仅没有领到工资，每人还从家里拿二万元“借”给乡政府，用于干部年终兑现和偿还乡政府日常开支欠账。
当别人都在忙着总结成绩、庆功领奖的时候，我整整在家酣睡了二天二夜才恢复过来。
事后我常想：假如那天周康林不到董先斌家去，而是直接到他姐姐家来，我们一定会有一场短兵相接的生死搏斗。以当时的情形来看，我肯定是冲在最前面。周康林随身带着杀人凶器，已经是杀红了眼，而我们都是手无寸铁。一旦贴身肉搏，谁胜谁负实难预料。如果把他制服了，我就会成为英雄，像董氏叔侄一样风光，但万一没能制服他，我也许就会成为烈士，只能享受死后的哀荣了。
但当时，却的确没想那么多，一心想地就是：一定要把周康林抓获归案，让他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
事后据说，有关方面曾要求对我们二个一把手还要给点儿处分，被县领导以我和帅哥都是初次任职，经验不足，也不熟悉情况搪塞过去，有关方面才没再坚持要对我们俩人进行处分。
2000年春，我和乡上几个干部坐三轮车到楼房村去，车到山顶突然侧翻，尽管我当时跳下了车，但其他几个干部却都被扣在车底。
所幸当时车子是翻在路内泥沟里，车上的人都只是受了一点儿皮肉之伤。如果是翻向路外的悬崖，估计会全军覆没。
2000年夏，我和耀明在楼房村检查夏季挂锄战，旁晚接到通知要我们连夜赶回乡政府，第二天开会。
当我们走到乡政府对面的山顶鬼垭子时突遇雷雨，鬼垭子上顿时金蛇狂舞、电闪雷鸣，一道道闪电、一个个炸雷，仿佛就在眼前、就在脚下，让人心惊胆战。
我当时手上拿了一把带金属尖的钢骨雨伞，突然我感到手上一麻，几乎是下意识地一下把伞扔了出去，随即往下一蹲。几乎就在同时，一道闪电伴随着一个炸雷落在雨伞上，雨伞顿时变成了一根糊秃秃的铁棍。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当时没有及时把雨伞扔出去的话，我就会变成那根糊秃秃的铁棍。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一点儿防雷电的意识，否则也不会在雷雨里的山顶上打钢骨雨伞了。
第二天听乡上本地干部说，鬼垭子那个地方是个雷区，过去已发生过多起雷电打死人和牛羊的事。
还是在2000年夏，我和乡政府一班干部到马峪河村检查工作，当我们涉水过马峪河时突遇山洪暴发，平时只在小腿肚子的河水一下猛涨到齐腰以上，而且水势浑浊、湍急。身材矮小的副乡长陈美莲一下子被洪水冲倒，我眼尖手快，一把把她抓住，巨大的冲力几乎把我也带倒——下面不远处就是马峪河电站的取水堰道，如果我当时滑到，被冲进了堰道，绝无生还的可能。
2000年冬，我们修梁家到竹溪兵营乡的公路，有一次放炮，一块足球大的石头，砸破屋顶落在离我不到一米远的地方，可以说是与死神擦肩而过。
2003年春，我在林家山林场，接到电话说有急事，要我马上赶回镇政府。
我借了辆摩托车往回赶，路上当我正要超一辆神牛25型拖拉机时，拖拉机为避让前面路上的一块大石头，突然左拐，车厢一下把我和摩托车拍下公路，危机之中我抱住了路边一棵大树的树枝，才幸免于难，而我骑的摩托车却摔下悬崖报废了。
2002年，当时全县最大的建设工程松树岭电站上马，首先进行公路改线工程。在近二年的时间里，我亲自处理了7起人身伤亡事件。
由于当时县里要求镇政府全力以赴支持重点工程建设，定的调子是所有纠纷和事故都要镇政府负责处理。而业主方抱着不哭的娃子，对纠纷和事故甩手不管，都推给镇政府，却又不愿意拿钱赔偿。稍不如意他们就向县领导告状，说地方支持、配合不力（当时我还在由镇政府负责的官渡新街到梁家的“梁新公路”工程上任指挥长，11.6公里全部由农民一锄一锨、肩挑背驮地人工干出来。梁新公路与松树岭改线工程隔河而建、齐头并进，两边的地质状况和施工条件都差不多。梁新路只发生了一起冲炮眼冲伤一个民工眼睛的事故，而松树岭工程基本上是半机械化作业，却发生了十几起人员伤亡事故）。
我一方面要维护伤亡方老百姓的权益，一方面还不能影响重点工程建设；既要安抚伤亡方的遗属，又要帮遗属向业主方争取赔偿。
民间有“最难扯的皮就是‘扯死人皮’”的说法。每次事故少者三五天，最长达半个月。扯起来没日没夜。
为了帮事故方遗属争取到较为合理的赔偿，我多次与业主方领导和多位县领导发生争吵，得罪了不少人，也使很多领导对我产生看法，认为我不尊重领导、支持配合重点工程建设不力、不听话、工作能力有问题......
2003年我到梁家办事处检查夏季挂锄战（当时梁家乡已经撤并给官渡镇，梁家成了一个办事处），正遇一家姓X的老百姓为领炸材与镇干部余杰发生纠纷——他们父子、叔侄三人上工地维修公路，就只拿了二根钢钎、一张锄头，用钢钎钻个眼，就要炸药放炮，甚至出土石方都要用炸药炸。
余杰批评他们太浪费，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双方开始争吵，后来撕打，姓X的小伙子照余杰的头上就是一钢钎，余杰一闪，没有砸中脑袋，但把耳朵打破了，鲜血直流，他转身就跑。
没想到姓X的一家打红了眼（他们此时的情形，正处于所谓“应激性犯罪”状况），儿子手上拿着石头，父亲和叔叔一人拿着钢钎、一人拿着锄头，随后就撵，边撵边用石头砸，嘴里还吼叫着要把余杰“周结了他”（竹山方言“整死他”的意思）。
余杰一直跑到梁家办事处，而他们父子、叔侄三人也随后撵到了办事处。其他的人见状都吓得纷纷闪避。
余杰见到我边喊：“救命”，边往我身后躲。那姓X的小伙子随后撵来，我还没来得急出声制止，他抡起手上碗大的石头就往余杰的头上砸。情急中我抢上前去一把抓住他拿石头的手，一个过背摔把他摔倒在地，随即抽出腰间的皮带把他捆绑起来。
小伙子的父亲和叔叔年纪大些、跑的慢些，撵到办事处时我已把小伙子制服，他们抡起钢钎和锄头就要扑上来打我。我大吼一声：“谁敢动就把谁抓起来”！
可能是被我的气势所震慑，也可能是他们认出了我是谁，他们才放下手上的钢钎和锄头，没有再做进一步的过激行为，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恶性案件。我可以说既救了余杰，也救了姓X的他们两个家庭三口人。
但我当时在摔拿小伙子时把他胳膊拧伤，事后别人掇弄他们到县里告状，说我为出公用工捆、打老百姓，把人打伤了。县里派出纪委和公安局来调查。
虽然事后弄清了真相，没有给我处分，但调查组找我谈话，还要我今后“要注意工作方法”（我当时要是“注意”了工作方法，可能余杰就会成为烈士，姓X的三个人也可能至今还蹲在监狱里），我仍然在一些领导心里留下了“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的印象。
2003年5月，田家坝镇（今上庸镇）暴发了一次流感，短短几天时间就有653人染病，并且有向周边蔓延的趋势，惊动了卫生部。
我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措施：一是让学校按学生人数人平收10元钱，用这笔钱一方面对教室和学生宿舍进行杀菌、消毒，另一方面让镇卫生院配制预防流感的中药，要每个学生服用；二是要学校放假，等疫情过后再上学；三是把预防流感的消杀办法和药方打印出来，让学生人手一份，回家后继续预防；四是安排老师轮流到学生家中家访、检查，发现情况及时报告。
那一次流感大爆发，官渡镇周围的田家、峪口、深河、柳林、洪坪等地都先后中招，致病学生几千人，医疗、救治费用花了几十万，唯独官渡只花费了5千多元钱就躲过了这一劫，没有一人染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