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进入典型的总需求衰退状态。

　　这一进程按自身规律层层演进。它反映了经济自然出清、自我调整的过程。

　　第一阶段，往往是PPI加速下行，企业面对需求萎缩需降价才能出货，正常的传递逻辑就是，盈利进一步下降，投资下降，就业下降，收入下降。

　　此时衰退进入第二阶段，传递到家庭，由于失业和降薪导致家庭减少不必要开支，消费和服务业受到明显影响。

　　进入第三阶段之后，危机的形态开始显现。由于资本回报率及其预期恶化，家庭的流动性需求上升和企业去杠杆会导致抛弃非核心资产，资产/抵押物价格会出现大面积大幅度的跳水，信用/债务链条开始断裂，银行遭受重创，金融体系坏账堆积，衰退深化到金融层面。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第一阶段。为了稳住增长的下滑，政策似乎又有重启基建投资的迹象。

　　亟待去产能

　　但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逻辑不只是去库存，而是去产能。经过三年（2009-2011年）的产能扩张后，目前正处于产能释放期，情况或许更差。据IMF报告，中国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只有60%。而企业利润则决定于产能利用率。产能在金融层面的映射其实就是债务，去产能=去杠杆，故此，目前宏观面正在经历“债务紧缩需求”。以目前杠杆水平，中国经济的四部门几乎都不存在扩张的可能。

　　政府部门：2010年中国可以统计的政府债务总额约为28万亿元，占GDP的70%。这其中尚未计入高校债务、城投债、政府性实体的信托融资、以隐性养老金债务为主的社会保障基金缺口。

　　企业部门：中国企业部门债务于2010年达到105.4%，超过债务阀值（90%）。如果考虑到企业间盘根错节的债务链，整个部门的杠杆将更加复杂。

　　家庭部门：虽然只有28%（2010年），但中国财富的分布高度偏颇，非橄榄型社会的特征表明，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承担了大多数的负债。

　　银行体系：令人担忧的是，由于操作中存在的弹性，中国银行体系的不良数据真实吗？资本够吗？以下四个方面值得再探究：第一，大企业和平台可以进行债务滚动和展期；第二，五级分类保持弹性，尽量在关注类贷款中进行堆积（1.45万亿）；第三，将贷款转移至影子银行体系，然后买回放投资项，再对应发理财（滚动）；第四，代同业或为同业信用证放款，记同业拆放，如此风险权重低，减小风险资产，资本率显高。

　　故而，背负巨大潜在不良资产和资本充足率存在虚高的银行，未来行为可能更趋谨慎。

　　中国经济要稳住目前的增长速度，短线没有其他选择：就是在基建和地产链条上投放错配的订单，延缓出清的进程。但给过剩产能下短期订单来平滑经济衰退的老路数，此次受到的最大制约来自中国的长期资本回报率及其预期下行，由此引致的人民币贬值预期将导致资本流出扩大，由此产生的货币收缩效应，会使资金价格上升，这对私人部门的挤出又会加大。从逻辑上看，这样的循环也很难长期维持。

　　以改革和转型应对经济下行

　　1994-2002年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实质性突破，很大程度上归因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行政权力至少一段时期被限制在一个框架中，不能无序扩张，从而使之后的住房、国企和银行等关键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得以推进。

　　过去十年经济结构失衡的加剧，关键在于政府和市场之前相对合适的边界被极大破坏，公权力扩张失控，地方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几乎掌控着绝大部分驱动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要素，如土地、矿权、税收，市场准入、环保标准等等。因此微观投资回报率可以被轻易改变，使得原来不可行的项目变得可行，信贷和投资得以按照权力的意志而配置。这导致资源的错配、债务的膨胀和产能的过剩达至目前不可持续的状态。

　　关于中国未来改革合适的路径，从短线上讲，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国有经济部门间保持一个怎样的权力结构对经济最合适，这或是关键。

　　短线上现实的方向或是权力将再次向中央回归。中国未来经济政策的核心不是再行增加地方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的财权，相反，要约束它们的财政开支。

　　中国的央地分权架构可能需要重新设计，从根本上改变目前资源重复低效配置，产业分散化的结构，也需要通过聚集来节约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国国有垄断部门的改革要推进，特别是国有经济要大幅退出经营性领域，让社会资源加快进入管制和垄断的现代服务业，引入竞争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这个变化有可能会在2013年逐步展开。

　　从长线上讲，中国可能需要构建一个自下而上的政治基础（现代国家的预算制度）节制公权力的扩张，简单地讲就是八个字——“预算民主、支出透明”。

　　未来五至十年，一种可能的场景是：对增长速度的政治要求可能逐步淡化，政策逐步转向以改革与转型来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对新一届政府，在以下几个方向是值得期待的：反腐；精简机构的大部制改革；整顿庞杂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改革发改委职能；出台节制地方债务的综合解决方案以保护银行体系；以此为契机推动央地架构的重新设计；大幅减支以拓展减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