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建议有条件的同人尤其是年轻人抽时间读一读《盐铁论》。那部著作所说的事情不像是两千年前的一次历史事件，倒像是改革初期杜润生同志召开的一次关于三农问题调研会的会议记录，除了语言是文言文之外，当时所说的问题我们现在仍然遇得到。《盐铁论》是世界上讨论国家政权与市场体系之间关系的早期最丰富的文献。我还认为，《盐铁论》是中国社会两千年以来各朝各代奉行不变的“经济宪法”。繁荣一时的文景之治不期而至，让当时的中国人的确过了几十年的好日子。由于机构相对精干，汉朝初年的社会管理费用又很低，因而税赋相对充裕。每年都有节余积存下来。到汉文帝时，更进一步实行了减税的政策，把原来的“十五抽一”整整砍去一半，定为“三十抽一”，这个“三十抽一”就成了以后各朝的标尺。各朝虽然收税名目很多，但是“正税”始终把这个“三十抽一”当成招牌。汉文帝的另一个特点是节俭得出奇。历史上比他更节俭的君主只有王莽一人。在汉文帝的榜样带动下，官吏也相对清廉。因此，汉文帝和他的儿子汉景帝两朝的文景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综合国力最强的时期。这一点可能会有人有不同意见，此处不便议论。我还认为，文景两朝的中国，其社会形态最接近现在人们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我不认为生产工具的先进与与落后、生产规模的大小是判断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准。我认为，一个社会的主宰者对于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的市场行为的开放心态是判断那个社会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最合适的试金石。文景两朝和比这两朝更早的时期汉代皇帝按照刘邦和吕后定下的国策实行的是“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所谓“黄老”是指先秦时代道家所推崇的“黄帝”与“老庄”，以《道德经》和《庄子》为代表。朝廷对社会管理的基本方针是老子“无为而治”的政策。其实政府的“无为”对于百姓和百姓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即市场体系来说，是最好的作为。因此这一时期社会市场经济的活动相当活跃，发展程度也是空前的，连后来的唐宋明清也望尘莫及。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那个时代的民间商户甚至有合法铸币的权利，只要符合一定的成色和重量，无论谁铸造的钱币都可以拿到市面上去流通。这项政策止步于汉武帝时代，后来朝廷对铸币的管理越来越严厉，到汉朝末年，有不少人因私铸钱币丢了性命。文景时期的人门在诚信方面也要比以后的中国人好得多，这也是整体经济实力占上风的一个标志。因此，强大的综合实力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这样一个时代——在同是现代中国人祖先的农耕民族在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军事对抗中，前者握有较大的优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在历史上少有的武力比拼舞台上，中国被证明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那个被中国汉朝军队完全打败的部落——匈奴人，流窜到东欧和中亚以后，成了那片比中国当时的疆域更为广阔的土地上的征服者，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17世纪俄罗斯帝国的崛起。（顺便说一句，那个东西方“少有的武力比拼舞台” 的另一次出现，是在19世纪，但是这一次，力量对比就完全倒过来了。）文景之治与后来有出现的两三个“盛世”，最后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了，原因虽然都是中国文化的内在缺陷造成的，但是文景之治与后面所有的盛世都不同的一点是：文景之治是唯一有可能让中国走向另一条发展道路的叉路口，因为当时中国没有一个“先例”把中国引向市场政府专权，而后来就不然了，有了《盐铁论》中的桑弘羊主义，惯于“师古”的中国的后人们就把政府专权于市场的作法当成天经地义的事情了。以后的贞观之治、康乾之治虽然也热闹一时，但是它们就没有文景之治那种变数了，也就是说，后来的那些自信的士大夫们会“自觉地”、有根有据地把暂时地呈现出繁荣景象的中国引导到必然走向衰败的道路上去，而不再受到类似汉代那些民间知识分子的抵制和批评了。
Ooooooo
1 现代工业文明的唯一先进之处是：机器工业的技术、以及适应于技术的进步对社会的改变。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唯一差别是：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
2 因此一个社会必须首先实现(手)工业化，然后才能(通过工业革命)进入现代工业文明。
3 但是，手工业社会是存在比较劣势的。一个社会自然发展的(手)工业化必然是漫长和不断反复的。
4 中国走上了自然发展的(手)工业化；而西欧由于发现了北美殖民地，逆转了本土手工业社会的比较劣势，实现了跳跃式的(手)工业化。
5 在殖民地问题上西欧比较中国具有极大的优势。因此，中国和西欧的两种道路都有其合理性。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能够不被打断，或者更明白的说，中国社会的(手)工业化如果能够连续发展。从12世纪起不过四、五百年中国就可以发展出自己的工业革命。但是，历史并没有给中国这么长的时间，连续的北方外族的征服屡次打断了这个过程。每一次，都需要中国花费近百年的时间重新实现农业积累。今天，中国社会的初步工业化，完全可以看作是从宋代开始的工业化进程的恢复和延续！
只不过，当年的(手)工业化存在者爆发工业革命的可能，现在的工业化则只好引进西方的工业文明！也正是因此，现代的工业化转变更加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