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丝绸文化探源

张会鉴   李厚之

安康蚕丝，源远流长。兴安知府童兆蓉《蚕桑简要章程序》说：“郡地《禹贡》荆州，无纁玑组，厥贡以祥，则宜蚕。”译成白话，就是说安康在《禹贡》地域划分中属荆州，深红色的绶带，是荆州一地出产的贡品，记载的很明白，那个时候这里就是宜于养蚕的地方。《禹贡》载于《尚书》，据《史记·五帝本纪》云，是大禹“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的记录，被后代人们称为是中国最早的、而又比较完整系统的古代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著作，数千年来，人们讲沿革地理，都是以此为依据，故童兆蓉才有安康饲蚕历史可追溯到上古时代的结论。
见于典籍，则有《皇图要纪》所谓“伏羲化蚕为丝”的传说；又有“黄帝元妃西陵氏，始养蚕为丝”的记载。是知古人认为“伏羲化蚕为丝”后，黄帝元妃西陵氏女首先教民养蚕、治丝、作衣。《安康碑版钩沉》辑录的《蚕母会碑》云：“尝闻元妃出而衣所由得；西陵兴而帛所自成。”因此，王祯《农书》有“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的记载。西陵氏女名嫘祖，相传是女娲、伏羲之后，是古代巴人中的一支。古西陵在巫山东，杨守敬先生考证在长江三峡之口，其与安康同处大巴山脉的南北二麓。魏晋南北朝期间，曾在魏兴郡下设置过北巫县。魏兴郡即安康，说明历史上安康和西陵曾同属一个文化地理范畴。晋人常璩《华阳国志》云：“魏兴郡，土地险隘，其人半楚，风俗与荆州同。”女娲立治于中皇山之源（平利县女娲山），其遥相峙望者是西城伏羲山（今汉滨区），俗称皞皇山。女娲山与伏羲山之间，有条自南而北横贯而过的巴河（讹名坝河），山水环绕，物产丰饶，远在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初民就在此繁衍生息，并称自己是女娲，伏羲之后，在初民生活过的遗址中，曾先后出土许多陶纺轮，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纺织，从而为嫘祖发明养蚕治丝提供了依据。是以古代典籍中有嫘祖之孙高阳（帝颛顼），在汉水两岸建立数座嫘祖蚕神庙的传说，可见四千多年前，嫘祖便受到人们的尊崇而进行祭拜。
《天文图志》认为，安康处于“舆鬼兼翼轸分野。”康熙《兴安州志》引明代白河状元罗洪先《广舆图记》说：“其兼舆鬼，翼轸之分者，盖谓兴安地属辽阔，先年隶楚隶蜀，纷更不一。如紫阳近蜀，则可以属舆鬼；白河近楚，则可以属翼轸。”意思是说，古代安康既可为楚，亦可为蜀。《说文》：“蜀，葵中蚕也。”古“蜀”是蚕的象形字；葵，就是桑。传说蜀始祖名蚕丛，说明蜀人善于饲蚕。古蜀人的一支，曾活动于汉水流域，已经成为专家们的共识。考古发掘又为这种认识提供了证据，紫阳县白马石遗址第二期文化遗存，学者们一致认为：“应与四川地区早期巴蜀文化相当，约在新石器时代后期至夏、商”，“属巴蜀文化这一大的考古学文化范畴”（《陕南考古报告集·白马石遗址》）。2001年，在汉滨区东路胥姑垭发现了一块祭祀“蚕神”的画像砖（见图片），这是安康古代祭祀蚕神的重要见证。画像砖从左到右是一个以凤（或说是华胥氏）为图腾的谱系，分别镌刻有人首蛇身的女娲；胸前捧着春蚕的嫘祖；手摇纺轮捻丝的蚕丛；嫘祖身前是人首马身的“蚕马”，民间俗称“马头娘”。据《搜神记》卷十四《太古蚕马记》云：上古时，有人远征，家惟一女与马。女思父，戏马曰：“汝能迎得吾父，吾将嫁汝”。马乃脱韁去，待父还。后马见女辄怒，父怪之，女具以答。父大怒，杀马曝其皮。女至皮所，忽蹷然卷女行。后于大树枝间得女及皮，尽化为蚕。既死，因名其树曰“桑”，丧也。此蚕桑之始也。对这一神话的产生，著名学人袁珂先生阐释说：“吾国蚕丝发明甚早，妇女又专其职任，宜在人群想象中，而以蚕之形态与养蚕妇女之形象相结合。”这也是后人将“蚕马”称为“马头娘”的缘故。正如清初诗人王士桢《蚕词》所云：“青青桑叶影回塘，三月红蚕欲暖房；相约明朝南陌去，背人先祭马头娘。”汉滨区发现的这块画像砖上的嫘祖、蚕丛、蚕马都是女娲之后，是不同地域不同蚕神神话的结合体，把他们放在一个画面上，乃是对泽被万世的蚕神表示尊崇。虽然三蚕神均为神话传说人物，但传说所反映出来的古老蚕桑历史则是可信的，说明远古之时，这里就有了蚕桑之事。
清朝嘉庆年间，兴安知府叶世倬尝言：“兴安处处与四川、湖北接壤，同一风土……地湿宜桑，所暖宜蚕。”正由于树桑养蚕相沿成俗，绢帛织物很早就出现了。1986年6月，紫阳白马石春秋巴人墓地出土的剑、戈，即留下了丝织物包裹的痕迹；汉滨区、汉阴发掘清理的汉代墓葬，“随葬器物更是多用绢絁包扎旋转放置，虽已朽烂，而细密的经纬依然清晰可辨”（李启良《古代安康的蚕桑事业》）。也是在1986年，汉滨区月河川道的淘金人淘洗出两枚玉蚕，皆扬头作吐丝状，惟妙惟肖地刻画出蚕儿三眠后形态；稍后，石泉县淘金人又在池河淘洗出一枚完好的鎏金蚕，和月河玉蚕一样，都是春蚕三眠后扬头吐丝状。古人说：“美玉不鬻于市”，汉滨区发现的玉蚕，也许用于古代祭祀；也许是贵族的佩饰，但黄金有价玉无价，用玉雕琢成春蚕，其宝贵程度可想而知。而石泉发现的鎏金蚕，则证实了汉代安康已经出现“蚕市”，据《仙传拾遗》载：“蚕丛氏自立蜀王，教人蚕桑，作金蚕数千头，每岁之首出金头蚕，以给民一蚕，民所养之蚕必繁孽。罢则归蚕于王，巡境内，所止之处，民则成市。蜀人因其遗事，年年春置蚕市也”，这种风俗到后来遂流变成庙会。蚕市的出现，亦即庙会的出现，是蚕桑业大发展的表现。三国蜀汉时，安康月河川道的蚕桑生产遐迩闻名，孟达与诸葛亮书中就盛赞其“黄壤沃衍，而桑麻列殖。”因此，我们才能够见到汉滨区出土的东晋画像砖上，有迁徙者荷担穿过桑林的画面（见图片“迁徙图”汉滨区出土）。

隋唐之际，安康不仅蚕桑事业兴盛，而且丝织业也有极大发展。著名隋唐史学家汪篯先生所著《隋唐史论稿》一书，引《唐会要》卷四十《定赃估》条云：“开元十六年（728）五月三日，李林甫言‘山南绢贱，河南绢贵’事，颇疑山南之绢特贱，在玄宗开元以前亦然。故交通汉巴之要道，即隋之西城郡，唐之金州一地，遂为西域胡人萃聚之所在，因成细脚胡何氏之郡望也。”何氏，即何妥之氏族。唐时安康一地为山南道，因为丝绸事业发达，绢帛充盈，故《唐六典》上就有金州贡绢的记载。随着蚕桑业的繁荣发展，安康的丝织技术不断提高，唐高宗时，襄阳孟浩然出游金州，对安康生产的丝绸十分赞赏，在《登安阳楼》一诗中说：“楼台晓映千山廓，罗绮晴娇绿水洲。”罗绮是一种有花纹的丝织物，质地较薄，手感滑爽，外观似平纹绸，具有经纬纱绞合而成的排孔，花纹美观雅致而又透气，是盛夏着装的上乘面料，可见唐时安康丝绸织造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宋元以后，由于汉江水运的增加，促使了商品贸易的流动，从而刺激了丝绸生产，北宋诗人陈师道寓居金州时，在一次赴州守刘君宴后，曾写出了“官奴披青绫，破屋任霜飞”的诗句。1983年，汉滨区气象站前白家梁北宋墓出土的彩绘描金女侍俑肩上就有“帔帛”，帔帛又称霞披，是用绫或绸裁剪而成，说明丝绸服装已经普及。绫是比较高级的丝绸面料，系采用斜纹组织加工出来的，在丝织技术上是一个飞跃。
据安康地方志载，明清时，安康的丝织品已有线、绉、绫、绢、绸等数种，且加工精细。清康熙间，安康丝绸就已从自给性生产转变为有规模的商品性生产。康熙十七年（1678）郡城有较大规模的作坊三家，其中郡人黄文荟创办的吉祥坊就有织工60余人，吉祥坊生产的软缎，经纬交织处都按一定规律分散出来，纬纱浮现于织物表面，平整而富有光泽，手感柔软。吉祥坊所生产的白绢，系以重平组织织成，质地较软缎尤胜一筹，可制作纨扇。据新发现的《祝王将军寿幛》云：“公与商旅交游不二价，有织扇者，公交最厚，尝诣坊制纨扇以遣友人。”于是一时间，上至兴镇总兵，兴安知州；下至文人骚客，甚至庶人，都以拥有吉祥坊纨扇为荣。安康诗人刘应秋《一砚斋集》中，就有许多题画纨扇的诗赋，其中一首云：“明月一轮满，团团度太微，持之以赠君，出入有光辉。”城市手工业的繁荣，促进了商品的流通，故《王将军寿幛》又云：“自公为军司马以来，市廛之人日益众，舟车之来日益多，货财辐辏于汉水之滨如鱼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吉祥坊以质量求发展，所生产的软缎和纨扇，远销湖广和京师，成为当时安康的驰名品牌。
安康丝业，历经了几千年的历史，也曾辉煌过。但是清康熙中叶以后，由于大水覆城，沈灶产蛙，衙舍民居一望邱墟，再加上旱魃肆虐，郡中桑田率多荒芜，吉祥坊在自然灾害面前一蹶不振，遂成过眼黄花。直到清嘉庆二十二年后，兴安知府叶世倬劝民树桑养蚕，颓废百余年的蚕桑业才得以恢复。于是郡人鲁明新意在继承吉祥坊纨素技术，也立起了吉祥坊字号，其时汉阴、恒口、王彪店机房大量涌现，已生产出丝线、丝绉、丝绢、丝绫、丝绸、丝帕等丝织品，在残酷的竞争中，鲁氏不得不转而生产生丝。其所产生丝，匀细光华，柔软润滑，很受市场欢迎，产品销往上海、武汉、江浙及海外，可称是为吉祥坊的牌子挽回了颜面，重现了光彩。然而吉祥坊的驰名品牌———软缎和白绢都没有继承下来，成为安康丝业的一大憾事。

（作者单位：陕西广播电台安康记者站；安康市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