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寺庙文化漫谈(四)


安康寺庙文化漫谈(四)

石 麟

 

文昌之名由来甚古,本指天上文昌宫六星,即斗魁上六星的总称,俗亦称文昌星。《史记·天官书》:“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也称文曲星,简称文星。旧时传说为主持文运的星宿,也用来比拟重要的文职官员。如《水浒传·首引》即言:“文曲星乃是南衙开封府主龙图阁大学士包拯”。
汉代则专指其中的第四星司命星为文昌,是司人年命,主掌生死的神。唐代文昌神也加入了道教。道书中称
文昌星神君,字先常,是天子司命之符。这是文昌神第一次有了名字。至宋代被帝王利用来造出赵氏始祖赵玄朗,并被宋真宗赵恒封为“司命天尊”,和老子有了相同的地位。
大约在晋代,蜀地梓潼县有一种地方信仰,称为“善板祠”。所奉神名恶子,又传说有张垩子,仕晋战殁,而为人供奉。《明史·礼制》:“梓潼帝君,姓张,名垩子,居蜀七曲山,人为立庙祀之。”唐玄宗因安史之乱入蜀,受梓潼神助,遂追封其为“左丞相”。后唐僖宗避乱入蜀,亦受其助,封为“济顺王”,并亲解佩剑献神。宋咸平时又助王师平乱于益州,宋真宗封其为“英显武烈王”。光宗时封为“忠文仁武孝德圣烈王”,理宗时封为“神文圣武孝德忠仁王”。
文昌信仰与梓潼信仰本无关系,宋代时他们各有封号。至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敕封梓潼神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于是梓潼神遂被称为“
文昌帝君”,两个来源各异的神被结合到了一处。出现这种现象首先是由于梓潼神的灵应显迹多在于科名登陟,使他成了专司升降禄籍的神。文昌六星中,第四为司命,第六为司禄。梓潼所司,当然也就可以冠以文昌。于是司命、司禄,梓潼就变成了一个神。大凡道家之神多有生化之说,可在不同的时代化生为不同的人或事,那么古老的文昌神也就可以至晋代化生为张垩子,并且可以继续化生,不变的只是文昌的司职。
道教和民间尊奉文昌为掌管士人功名禄位之神,宋时把尚书省称文昌天府。元明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规模化和制度化,对
于文昌帝君的奉祀也逐渐普遍。除了四川梓潼县七曲山的文昌宫外,各地都建有文昌宫、文昌阁或文昌祠,一些乡间书院和私塾也都供奉文昌神像或者神位。其间虽时有兴废,但因文章司命,贵贱所系,所以一直奉祀不衰。
明代的文昌信仰主要“以预卜科举功名甚验”,多为读书人所信向,不但成为司理科举的神,甚至在学校中或其附近也多有祠祀,几乎替代了读书人的老祖宗至圣先师孔夫子的地位。
僻在汉南的安康,相对而言文化较为落后。从清刘士夫《兴安州捐建文峰书院碑记》中,可以看到其他地方“诗书弦诵之泽”早已“远近晌风”,而兴安“向来士风未振,诸生中非无忠信之资,而经明行修竟乏其人”;毕沅《兴安升府奏疏碑》也说这里“良莠错居,迩来风俗刁悍,讼狱繁兴,命盗案件甲于全省。”若要改变这种落后的状况,则唯有读书;要以文运当昌,除了在学堂“精蕴于下,光烛于上”,还需主持文运的星宿降临,还需要掌管士人功名禄位的神灵保佑。
文昌者,文之昌也。故
文昌帝君是安康存续时间较长,也是最能经得起“折腾”的神灵之一。无非欲上邀神庥,俾文运光昌。因此在安康城乡,不仅有文昌阁、文昌祠和文昌宫。在香溪诸洞中还有文昌洞:
文昌祠原在文庙西南隅,为文庙之附设。建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正德元年(1506)迁至射圃亭以北(射为古代六艺之一),万历十一年(1583)毁于水患。
文昌阁亦属文庙的附属设施,位于今古楼街十字路口的中央,“下为崇台,街衢四达;上建高阁,肖文昌像,”始建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清顺治十四年(1657),上面的阁楼毁于火灾,只剩下边台基。康熙二十五年(1686),有位叫程福亮的总镇开始捐资重修,工程进行至将崇台整修完毕,尚未建阁楼之时,程总镇赴他处新任离开了安康。沧海桑田,后人便开始以信传信,以疑传疑,皆以为此处有楼。至于古楼乎?鼓楼乎?随人江湖乱道了。
文昌宫旧在新城学宫前。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改建于东坝先农坛以东。嘉庆九年(1804)又迁至新城考院后,并奉旨提高了祭祀规格,用太宰上及三代。即由地方三代掌膳馔的官吏主祭。十五年(1810)改建于旧城南门内东侧,并扩大了规模。计有门外牌坊一座,大门三间,二门一间,正殿五间,大殿前迥廊二十三间,奉祠住启三间,厅前棬棚一间,魁楼一座。尽管如此,似乎仍不见有人材几许,更不用说出将入相了。于是又于道光二十年(1840)乡贤请人看过风水,移建于青松岭,并于邻近的牛蹄岭建兴贤塔。同治元年(1862)因太平军压境,遂将宫庙拆除,以防匪贼据之以瞰府城。至十三年(1874)方将其修复,迨后坍塌仍未能如愿。光绪九年(1883),乡里总结前人“且惟知巽隅之在青松岭,而不知巽隅实由府暑而得向也”,遂重修于新城外东南角陈家沟口的高坡之上。邑中举人罗钟衡撰有《重修文昌宫记》。此扶持文运者之盛心也,诚足以辉映山川而启一邑文明之盛。旧时每年二月初三
文昌帝君神诞之日,地方官员与当地文人学士,都要到供奉文昌帝君的庙宇奉祀,并进行吟诗作文的文昌会。更有趣的是,在君帝君的左右有两个侍从的童子,一个叫天聋,一个叫地哑。文昌帝君既然司人年命、贵贱、禄籍,当然不可以随便泄露天机,所以叫他的侍从知者不能言,言者不能知,欲问前程休咎,就只能找文昌帝君本人。有这样两个侍从既可安全保密,也可大权独揽,人们造神真可谓是颇费苦心。

魁,猶首也。凡为首者皆称魁。古代科举制度分五经取士,每经第一名称经魁;又殿试第一名称大魁。元王实甫《西厢记》四本二折:“秀才是文章魁首,姐姐是仕女班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魁星本为星名,北斗七星中第一至第四为魁。一说第一星为魁。后被用来指主宰文运的神。清钱大昕《十驾斋养心录·魁星》:“学校祀魁星,于古未之闻也。按《新定续志·学校门》云:‘魁星楼为一学伟观,前知州吴槃,既勤朴斫,今侯钱可则始丹垩其上,以奉魁星,郡人方逢辰书其匾。’是南宋已有之也。”
魁星楼是古时的读书人拜魁星,祈求在科举中榜上有名之处,也称魁星阁。相传魁星前世为宋人,因其相貌丑陋,虽才华出众,文章魁首而屡试不中。后投江自尽,幸被神鳌救起化为魁星,成为主宰文章兴衰、功名科举的星宿神。故魁星塑像面目狰狞如鬼,金身青面,赤发环眼,头上还有两只角。站立在鳌鱼的头顶上,意为“独占鳌头”。右手握一管大毛笔,称朱笔,意为用笔点定中式人的姓名,也称“魁星点斗”。左脚摆出扬起后踢的样子以求在造形上呼应“魁”字右下的一笔大弯勾,脚上是北斗七星,意为“魁星踢斗”。“踢”,“提”谐音。观其形则大有见“魁星”如见“魁”字之感。因为如此,古代文人拜魁星已经形成一种风气。
《兴安府志》载魁星楼旧在南城上,因修城废。乾隆三十九年(1774)移建于东关龙岗之首。邑中学人鲁长卿,按道光十九年(1839)兴安知府白维清《移复府城魁星楼记》云:“兴安城上旧有魁星楼,建于巽位(维),盖自前安康令,吾乡马雨峰久刚始也。雨峰精堪舆术,初宰镇安,悯其邑人,自入国朝无射甲乙科者。于治东日几山建文昌阁祀之,自此登贤书者遂多。此来安康,复嫌城上巽位(维)无魁楼,创建之明年,郡人射甲乙科者较镇安为多。两邑人先后传为佳话。岁壬辰(1892)阳侯肆虐,楼随城圯云云。”
白州守撰记,运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渲染了魁星楼的不凡来历,寄托了安康这方人的美好夙愿。尤其自创建魁星楼后,“郡人射甲乙科者较镇安为多”之述,或许真是得了魁星的庇佑。这种甚或偶然与巧合,邻县汉阴廪生蓝田玉《魁星楼记》亦可资证。其记说汉阴县在嘉庆壬申(1812)建成魁星楼,“越明年癸酉(1813),邑士茹金举于乡;次年丙子(1816),邑士温予巽复从拔贡中式北闱”。以光绪十一年(1885),邑举人罗钟衡所撰《重修文昌宫记》而知,白知府所言之魁星楼,即文昌宫附属之祠庙,先建于牛蹄岭,后改建于新城外东南高坡,十八年壬辰毁于火灾(阳侯肆虐)。
今人所见到的那座魁星楼,位于新城内,属光绪壬辰火灾后易地所重建。因旧城改造,于1995年拆除。
当年重建时,行而荐举的八股试士已到了末期,离三十一年(1905)明令废科举已为期不远,故建成后上十年便结束其史命。从民国时遗留现场痕迹看,原为一园林式的庭院,四周皆为砖砌花墙,院落当中就是主建筑魁星楼。楼呈方形,阁状建筑,采取官式造法;为砖混结构,分上下两层,一层青砖砌基,内设板梯,由北上行至二层南侧入阁楼。庭院四围有小青瓦屋面的木结构回廊,内有青石条砌就的长条石橙,是旧时的读书人歇息聚会的休闲所在。沧海桑田,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远去,到十多年前拆除时,仅遗存孤零零的一座阁楼。
魁星楼姿态雄伟、结构精巧。凭栏远眺,四时景色各有不同:春苗竞秀,万顷碧波,燕飞莺啭;夏树成荫,柳丝滴绿,蜂舞蝶忙;秋高气爽,红叶如花,黄莺织绵;冬雪覆地,琼楼云阁,素裹银装。睹者心旷神怡,感物兴怀。楼中供奉着木质魁星雕像,是按照“独站鳌头”之说臆造的“魁星踢斗”的形象。两厢墙壁绘画最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全部是“学不辍”、“自勤苦”的内容。如“孙敬悬梁”、“苏秦刺股”、“车胤囊萤”、“孙康映雪”、“买臣负薪”、“李密挂角”等等中国历史上刻苦读书的典范。这些故事从另一侧面昭示人们:主管功名科举的魁星虽可敬可畏,但单靠烧香祈祷这种朝拜还不行,只有下过彻骨透心功夫且志向高远的人,神笔才会点到其头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前辈人其实并不糊涂,他们通过壁画中的内容,又向人们显示着古人尚勤学之相,是教化人们发奋努力的生动教材。求神不如求已!魁星楼中的壁画已含蓄地告诉了莘莘学子和芸芸众生。
(作者住址:安康市汉滨区城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