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这些哲学王
王西平
（一）
苦逼的自然主义者奥勒
末日到了。末日是什么？
如果将人的阅读定性为逃避，那我就推荐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和他的《马上沉思录》。
这本书会告诉你，如何平静地等待末日的来临，如何把自己归为自然的一部分；末日来临，请接受这样的命运吧，不要恐慌，不要抱怨；请接受你眼前的一切，包括地震，因为死亡也是宇宙轮回的一部分；到说到，人活40岁跟一万岁也没什么区别……
真得没有区别吗？欺骗性的语言，来自于内心的务实，以及生来不可阻止的自然本性。
这位并非很出名的皇帝兼非常出名的哲学家说过，“如果一个人站在一泓清澈纯净的泉边诅咒它，这清泉决不会停止冒出可饮用的泉水。”在他眼里，自然就是“自然”，它不会因人的意愿被奴役或转移。
如果说，历史没有给马可·奥勒做名皇帝的机会，但伟大而又残酷的自然，成就了马可·奥勒的先哲性。
奥勒在位的近20年里，战乱不断，自然灾难频繁，洪水、地震、瘟疫……自然以它的末日特性，促使马可·奥勒在帝国的边疆或军营里不停地“自己与自己对话”，每天服定量的鸦片与蜂蜜混合药物，以致麻痹之中，最终撰写了这本西方历史上最为感人的伟大名著。
马可·奥勒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马背和篝火边度过。那里没有明月，巨大的来自自然的黑苦役，让这位几千年前的皇帝，竟然也跟我们一样苦逼。
用苦逼一词，来形容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实在欠考虑。
然而就人类本身而言，这却是生存的全部意义。抵制末日，绝非光明，火焰，也非巨型方船，或中国式抢蜡烛，而是学会“自己与自己”对话。
（二）
害羞的“哲学王”哈维尔
2011年12月18日，瓦茨拉夫·哈维尔去世，享年76岁。
哈维尔是捷克的剧作家，曾于1993年到2003年间担任捷克共和国总统。与可·奥勒不同，哈维尔是真正的平民，父亲是搞土木工程的，早年的习作主要以戏剧为主，后在剧团做过后台工作。
哈维尔屡次在公开场合批评有关政府所控制的作家协会与言论管制。为此，他赢得了众作家，包括“个人、社团、教会、大学、工会、基金会、非营利公益组织、小型（而不是庞大的跨国企业）企业”在内的，所有“公民社会”的拥护。他成功了。
哈维尔的成功，得益于他的不卑不亢的处世哲学与人生态度。
然而他的政治告别会，却显得既黯然，又迷离。
“几百个过去和现在的幕僚，聚集在西班牙大厅里，在滚石乐队 （The Rolling Stones）老哥们赠送的吊灯下﹐喝着啤酒，吃着三明治，排队向他们以前的老板道别……”，美国作家戴维.瑞姆里克（David Remnick）在《别了，哈维尔》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哈维尔摆着姿势与人留影，接受人们的忠告和祝福，时而微笑，时而露出牙医检查牙齿时惯有的鬼脸。”
即使是著书等身的大诗人、哲学家、剧作家，或是叱咤风云政坛名流，哈维尔仍是一个害羞的大男孩。有戴维.瑞姆里克的文字为证：
“他生性腼腆，这使他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他很矮小，两手总是很紧张地在衣领那儿摆弄﹐说话时总是看着地面或你的肩膀，每个人都倾过身去听，每个人都被他的玩笑逗得前仰后合。”
作为一国领袖，他因其出色的思想和高尚的实践，被誉为现代“哲学王”。
在1979年6月至1982年9月哈维尔被拘留及入狱期间，他写了大量信件给他的妻子，亦有托他妻子转给友人，有部分被没收。然而有为数144封寄到她的手里，副本更在私底下流传。1983年1月，这些信件被收入一个集子，题为《给奥尔嘉的信》。在这本书信集中，他认为，“人生的奥秘，就是在于他的责任感的奥秘中”，他关注“人的个体”所面临的种种危机。这种危机，用李欧梵的话说，主要体现在“非但集权制度压迫人的个体，而且整个二十世纪，人类社会在其机械化和集体化的过程中，构成了对人的个体最大的威胁。”
我想，对于哈维尔来说，最大的遗憾是，始终没有弄清楚与布罗茨基的误会，当然，也没有机会弄清楚。
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90年发表了《后共产主义的噩梦》，开始了对哈维尔的论战，咄咄逼人的布罗茨基用他的“文学囚犯|”经历，“质疑作为总统的前良心囚犯作家哈维尔应诚实地面对人性（人心）的阴暗，而不是故作宽容地讨好大众，最后，对他提出了许多用来提升人类（至少是捷克民族）文明和教养的要求。”
面对布罗茨基尖锐的质问，哈维尔显得很有风度，他甚至地邀请布罗茨基找个时间和他见面沟通。然而后来当中国诗人贝岭问到哈维尔，是否有机会和布罗茨基亲自交谈时，哈维尔表示：“我们之间的误会无疑将来会弄清楚。”
然而这注定是一次“天堂之约”。
当得知罗茨基已1996年因心脏病突发而过世时，“哈维尔惊呆了，他愣在那里。一阵难堪的沉默，他似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贝岭用文字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三）
马夫的儿子马萨里克
与哈维尔相比，哲学家，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托马斯•加利格•马萨里克的出身更加卑微。父亲是穷苦的马夫，以前是农奴。
摩瓦拉河畔的马夫拯救不了什么，他们没有“都灵之马”，没有沉闷的胶片和尼采的悲剧意识。然而母亲身上所体现出的强大的德意志精神，和良好的教育背景，却成就了这位农奴的儿子。
苦难是一颗巨大的星宿。
就连正规的小学都没有读，马萨里克去维也纳作了一名锁匠，他开始思考锁与钥匙的世界关系，他必须摒弃一切孩子气，而使自己显得无比成熟，仿佛使人感到惊讶，拒绝人类初生状态下的本质。
后来他来到布尔诺，做家教混日子，同时又在德语学校学习。不久，他由于反对天主教会而被赶出校门。他的目的，毫无保留地献身于恶，就像那个捡来的孩子冉奈，即使有萨特极力辩护，也不能阻止他像追求善一样追恶。
当时，捷克斯洛伐克还在奥匈帝国的统治下。斯洛伐克人只能在匈牙利学校接受洗脑，加之天主教的摧残，许多捷克斯洛伐克人为生计被迫移居国外。
以恶的名义，追求善的马萨里克开始了新的思考，他为民族的前途担忧，努力寻求救国救民族的真理。他常常引用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伟大的改革者扬·胡斯的话来激励自己：“寻求真理，听从真理，学习真理，热爱真理，宣传真理，掌握真理，捍卫真理直至死亡。”
马萨里克是个典型的柏拉图主义者。
柏拉图哲学意义的核心就在于，理念形式是存在的、永恒的，并比世界中的现象更实在、更完美。但在生活中他比较注重实际。他具有所有政治家所具有的务实，1883年，马萨里克创办了一个评论性月刊，1893年又创办《我们的时代》月刊，从此开始了捷克的“现实革命运动”。为此，他并不断地深入群众，参与各种活动，在各种俱乐部及集会上发表演讲，从小深受母亲的重大启示，所以笃信女性赋于的力量所在，时常关心妇女的教育。
马萨里克在争取民族国家独立中做出了重大努力，被捷克斯洛伐克人称为“国父”。政治的光芒掩盖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
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开始淡忘他，没有哪个人还记得他是马夫的儿子，摩瓦拉河畔的农奴的后代，王冠，地位，对待工人的态度，暴露了他作为政治家的资产阶级特性。
当君主与臣子的关系被人们识破后，所谓的国家的独立自主，同样受到谴责。群众在自由中揭恶，对此乔治-巴塔耶认为，（这种）指责不过是一种手段，是用以完全控制人在长期奴役状态下的可能性，因此不可能出现任何独立自主的东西。
萨特对“自由中揭恶”表示了否定。历史会还原一个人的真实价值。
直到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分裂后，马萨里克再度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人物，介绍他的文章多了，并给他以高度。同年的12月29日，哈维尔当选捷克共和国首任总统。
我想，为什么人们突然关注起了马萨里克呢？
（四）
欧兰德大选秀哲学
西方世界的总统大选，就是一场大秀场。从苦情戏到演讲桥段，从表现到表演，什么都秀。但是秀哲学人，并不多，欧兰德算是其一吧。因为那的确需要才智。
2012年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和第二轮投票之间，与欧兰德对谈的是法国大哲艾德嘉·莫罕（Edgar Morin）。莫罕的著作涵盖科学、哲学、社会学，是近30年来最受瞩目的法兰西知识分子之一。
当有人问到关于“左翼”这个概念时，莫罕呈现了他的研究成果，他认为首先要回到19世纪的三个“左翼”源头，即无政府、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但就目前而言，共产主义的理念消沉了，“社会主义则朝向“社会－民主”的趋向，并逐渐枯竭。”
这三个源头，似乎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共识，凡是有认知度的人，都能明白这一点。
但是莫罕关于“第四个源头”的探讨，却关系到人类的未来，他说，“第四个源头，一个比较新的源头，也就是生态：我们的未来有赖于大家共同努力来维护大自然以及我们人性的自然。”
事实上生态哲学并非莫罕专利，1973年挪威著名哲学家阿伦·奈斯提出了“深层生态哲学”，而阿伦·奈斯的哲学源头又在雷切尔·卡逊以及她的小说《寂静的春天》那里。
所以说，将生态哲学，引入“左翼”源头，才是莫罕的专利。
对于莫罕的观念，欧兰德认为“这三个源头的确曾经受挫、枯竭，但是，于今仍然鲜活”。他强调社会主义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要挑战更大的征战，让“民主比起市场更为强大”。让“左翼”的视野更要开阔，“必须开大门走大路，想象新的政治的可能”。
欧兰德对自己很清醒，他的责任，是做一个引领社会走出危机的总统。
在谈到什么是“进步”时，莫罕认为，如果现在还将进步理解为“由科技火车头拖动的一个车厢”，那就大错特错了，应该是，由意志推动的产物。进步所带来的便是速度的危害，空难，“过度放纵的消费主义”，什么是增长，什么是衰退，二者永远一对冤家。
对于莫罕的进步论，欧兰德将自己标榜为一个献身于“进步”的斗士。我认为他说这话，显然有秀的成份，每一个准总统，都会将自己想象成“超人”、“救世主”，并以此来博得那些“可以期待改善命运”的个体的选票。
他还一再强调，自己反对一切阻挠“进步”的概念，也不相信一切所谓“自动增长”的东西。他努力作出“商”与“非商”的区别，他说：“我们必须清楚，并不是所有事物都可以拿来交换，拿来标价。”
政治家与纯粹的哲学家不同，在国民面前，是要用数据来说话的，所以说要在“商”与“非商”即“增长”与“负增长”之间选择，欧兰德的答案很明确——“我还是倾向于更高度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