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方言概述(二)
周 政
二、安康方言的形成
如前文所述,安康方言是非常复杂的,但也有一个大体的走向,比如安旬话、白河话主要分布在汉江两岸和月河一带,紫岚话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南部一带,而以平利话为代表的江淮官话则主要分布在东部和中部的山里。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分布呢?这里面实际至少给我们提示了这样几个问题:一,这些方言绝不都是本地原有的,因为在一个小小的安康,是不会土生土长几种方言的;二,如果要是外地带来的,时间上必然有先有后,绝不都是一块儿的,因为先来的必然占据好的地方,后来的只有到后山去了,否则方言的分布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三,从他们和外界方言的关系上看,除紫岚话和四川话相连以外,安旬话、平利话以及旬阳、白河的后山话并没有和外界相连成大片,而如同大海里的一个岛,其他方言把他包围着,我们把它叫做方言岛。那么,安康话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
(一)宋金元战争与安康中原官话区的形成
从紫岚话在安康的分布及其它和四川话相连的情况看,加之参考陕南地区与外界的地理自然关系以及自古以来陕南与外界文化板块的归属关系,最早的陕南方言当属于四川话这个范围,这从安康地区最北边的宁陕话可以得到说明。那么关中话到底是什么时候又是在怎样的一种情况下翻过秦岭来到安康的呢?这就要从历史上找答案了。
安康现时的方言面貌到底起于何时?如果我们一直追溯到上古,似乎没有意义上的必要,但是进入到宋金元时期,我们完全可以说,它是形成现实安康方言的最重要的时期。
宋代的靖康之乱,引发了我国历史上继永嘉之乱、安史之乱之后的第三次人口南迁浪潮。自1126年底金兵攻陷汴京后,1128年初又攻破陕西长安,致使关中百姓大量逃往巴蜀及汉水流域。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九)记载,数十年间,“荆、襄之地自靖康以来屡经兵火,地广人稀,不患无田之可耕,常患耕民之不足。”由于安康接近关中,移民以西北人为主。按鲁西奇(2000)考证,乾道三年(1167),虞允文出任四川宣抚使,“金、洋、兴元归正人二万,遮道诉系縲之苦”此所谓“归正人”,亦即南来投附的北方流民。到嘉定间,金兵攻破大散关,连克兴元府、洋州,“汉中陷,梁、洋之民数十万尽趋安康”。如果要解释现在安康中原官话的形成,宋金战争下的关中人口南迁应该是最为直接的原因。
至宋绍定四年(1231),蒙古军队实行迂徊战略,经关中假道汉中灭金国,旋即合兵破饶风关,由金州(今安康)而东,渡汉水攻金。蒙古军队进入陕南,不但给汉水上游的人口以毁灭性的打击,同时又一次致使关中人因战争而逃亡陕南。由于金州地旷人稀,至元八年(1271),元世祖将金州降为散州,并划归兴元路,下不辖县。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将金州划归陕西行省,隶兴元路,从此开始了陕南与关中的隶属关系,出于军事和行政的需要,行政官员与军队自西安进入人口稀少的安康,从而不断地将关中移民带往安康,这应该是中原官话落户安康盆地的又一直接原因。
如果没有以上两次自北而南的战争以及安康归属陕西行省,可以说,中原官话是不可能在安康盆地形成岛屿而使其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
(二)明、清移民与安康江淮官话区的形成
历史进入到明清,湖广的移民促使安康这片土地上的汉语方言再次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明朝伊始,流民曾使安康的人口稍有增长。但自崇祯7年(1634年)李自成、张献忠进入安康、商洛后,因明军的长期围剿,安康人口又再次遭受重创。
安康南宋至清初,人口的耗减状况,兴安(安康)知州王希舜在《兴安州志》里曾这样描述,“宋末金人冲突,汉上民死于奔窜者。十之二三。元季至元辛卯之冬,红巾军肆虐。啸聚剽掠,民死于锋镝者,十之四五。有明天启、崇祯之间,巨寇十有三家,盘据山河,往来蹂躏一二十年,白骨山积,烟火断绝。民死于屠戮者,十之八九。”到清朝初期,围剿抗清武装力量和平定“三番之乱”,又致使本来人口稀少的安康人口更加稀少。
明清时期,是形成现时安康方言格局的主要时段,湖广移民又是形成现代安康方言格局主要原因。根据资料,宋崇宁年间,安康有人口3.9636万户,19.8180万人,到元代只有2768人,减少了19.5412万人。到明朝后期,安康有人口8208户,69693人,说明这时的人口较前稍有回升。后到清嘉庆末(1820年前后),安康人口一跃为121.4239万人,显然,移民是安康人口的主要来源。据史料记载,移民安康规模较大的有如下几次:
(1)明代移民
宋金元的连年战乱,安康几乎成为空山绝地。但由于陕南气候温和,资源丰富,地旷人稀。明初,一些来自中原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流民”,冲破官府“禁山”政策,携妻带子,纷纷潜入山林。据《明经世文编》(卷六二)马文升《添凤宪以抚流民蔬》报称,进入陕南的流民也约在10万人以上。成化六年,流民再次暴增,朝廷派遣项忠实施了残酷的驱遣和杀戮,但不久流民复聚,屯结如前。成化十二年,左副都御史原杰受命招抚荆襄流民,他采纳周洪谟的建议,“听流民附籍,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安生理。”
流民的潜入让明代的安康人口略有回升,但是,明朝末年对李自成的围剿以及因吴三桂而骤起的清初平叛,明人口回升的态势顿挫。
(2)清代移民
清前期空旷的陕南一直是移民的重点地区,据陈良学(1998)考证,其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湖北的连年灾害驱使。据《楚北水利堤防纪要》(卷二)记载,仅顺治的18年间,湖北就有14年遭受洪涝灾害,被灾范围达93州县次,致使大批灾民溯江进入陕南和四川。
二是官府政策鼓励。清王朝在巩固了统治地位以后,开始着手恢复社会经济。顺治专此制定了《垦荒令》,“招来各处流民,不论原籍别籍,编入保甲开垦荒田,给以印信执照永准为业。”康熙为保证垦荒政策的落实,又修订了《垦荒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优惠的政策促使大批流民迁徙到陕南。
真正大规模的移民始自于乾隆初年。一批以赣、皖为主体的的移民率先进入鄂西北山区,然后溯汉水西上,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流民潮的延伸一直到了商洛的镇安和柞水。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又有大批以鄂籍为主的移民取道鄂西、川北进入陕南东部的镇坪和平利。
据萧正洪(1998)考证统计,在陕南三府州中,兴安府的人口增长幅度最大,增加13.67倍;商州次之,增加7.76倍;汉中府最低,增加3.76倍。
几次大规模的湖广移民,由于移民来源相对集中并取向后山,不仅在安康境内形成了江淮方言片,也对原有的西南官话和先于传入安康的中原官话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现代安康境内的西南官话(宁陕、石泉、岚皋)的通三入见系字见组读〔?鬛〕等,舌面前高圆唇元音韵母〔y〕读为〔□〕,都与江淮官话长期的冲击和渗透有着直接的关系。
关于商洛、安康移民的来源,《三省边防备览》有一个总体估计,“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这个估计基本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当然,不同地方各省籍移民所占比重不仅相同。考察商洛、安康的人口源流,均表明大抵两湖籍移民占60%强,山西、河南及安徽、江西籍大约占30%强。据陈良学调查,集中于湖北麻城、罗田、英山、兴国(今阳兴县)等鄂东一带以及相连的安徽西南的宿松、太湖、望江、潜山等县是移民陕南最多的地区,仅所接触到的族谱,就有28个姓氏来自鄂东一带,12个姓氏来自皖西南一带,6个姓氏来自赣中北地区。有了相对集中的人口源流,加之山内又空无人烟,也就自然形成了安康境内的江淮官话。
(三)安康地貌为湖广方言的落户和保留提供了地理条件
外来语言在一个地方能得到比较完好的保留,一般来说,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移民源得相对集中,所迁之人越是同一语言区域的人,原方言的保留就越好;二,接收移民的地方必须人烟稀少,因为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处于强势的方言地位,也就是说基本没有当地方言的影响,否则就像外地人到安康城,尽管自己不说汉滨话,但是他的在安康出生的孩子就难免不说汉滨话。
实际除上面所的两个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必须有一个为方言提供保留的地理环境。江淮官话之所以能在安康得到保留,除开原本人烟稀少之外,就是安康为原方言的保留提供了一个个绝佳的地理环境。安康的后山区域,一个个盆地和川道,一个个山坳和深谷,四周都是山,形成了一个个封闭的区域,外方言无法对他产生影响,从而使得安康各种方言常常是互相穿插,交错分布。比如汉滨双龙的江南话、牛蹄乡的赣语、汉阴田禾乡、石泉中池乡和汉滨铁路乡的湘语,沟里够外的方言完全不一样,这都是因为它们处在了一个个封闭的山沟川道之内才得以比较完好的保留。
总之,安康方言的形成,一是与战争有关,二是与移民有关,三是与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三种条件同时具备,从而形成了现在的这种方言格局。这种格局在我国,特别是在我国的北方是极为罕见的。
(作者单位:安康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