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30日中华遗嘱库公布，经过对500位办理遗嘱登记的老人进行了随机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0%的被访老人认为，遗产税的起征点应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调查结果显示，在问到“您认为继承多少财产以上征收遗产税比较合理”的问题时，有50%的被访老人认为应在1000万元到1999万元之间，有将近13%的被访老人认为应在2000万元到2999万元之间，认为应在3000万元以上的被访老人占8%，而认为起征点应在1000万元以下的被访老人占将近24%，其中认为应当设置在100万元到500万元之间的被访老人不足7%。此外，还有5%的被访老人对此没有表态。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认为，这次调查直接面对有继承需求的老年人，数据真实准确，反映了普通民众对于遗产税的心态和看法。陈凯说，中华遗嘱库此前进行的一项统计显示，95%的老人关于遗嘱的咨询、登记均与房产有关。结合这个数据可以看出，在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背景下，普通老百姓对遗产税的关心还是建立在对自己房产的估价上，房价的急剧变化必将左右普通民众对遗产税的心理。他认为，尽快出台遗产税，可以避免过度的房产投资行为，引导资金向消费和其他投资领域分流。

   2013年9月30日，《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国务院参事刘桓透露，征收遗产税被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草稿。其中“起征点80万元，3000万遗产纳税1034万元”成为关注焦点。各大门户网站都开辟了专题进行“你同意征收遗产税吗”的讨论，虽有人认为该政策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尝试，但更多网民认为起征点过低，工薪阶层赋税将加重，而富人能移民避税。在国内有媒体算了一笔账：按照财政部2004年9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的方法计算，500万的遗产净额如果开征遗产税，纳税人应纳缴纳84万税费；1000万的遗产，净额纳税达209万、3000万应纳税费1034万……2013年6月16日，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今年以来，不少人曾接到保险营销员的短信或电话，称遗产税政策或将出台，如果购买寿险能够达到规避遗产税的目的，因此推荐抓紧时间购买大额寿险。而北京一位富豪投保2亿元保额的寿险保单更是引起广泛的关注。据《21世纪经济报道》，几天前，国务院参事刘桓透露，征收遗产税被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草稿，引发舆论聚焦。

   而媒体发现，早在2004年9月，财政部就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并在2010年进行了修订。据称，2010年的修订版，给出了具体征收起点、对应税率及其计算方法。按照该方案，遗产税自80万起征，500万的遗产净额应纳税84万，1000万、3000万的遗产净额分别应纳税209万和1034万。这组数据一出，立即引发很多争议，尤其是80万的起征点，因为将涵盖众多中产家庭而遭受质疑。当然，目前各种遗产税的信息，依据的都是专家说法或“过时”草案，并无确切的权威消息。但舆论的喧嚣，恰恰说明这一税种的复杂性。如果相关部门确有开征遗产税的意向，就应正视各种质疑，做好沟通、征求民意的工作。遗产税一般被认为是调节收入分配、缩短贫富差距的利器，被很多国家所采用。

   争议也始终伴随着这一税种的前世今生，近年来更是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等国家相继停征遗产税。法国的遗产税是5%-45%；日本遗产税的规定繁杂细致。2003年日本进行了税制改革，税率有所降低，同时，560万人民币以内的遗产税免征；赠予税按阶梯税率征收。日本的税率是70万人民币以下征收10%，210万人民币以下征收50%，直到最高的税率是超过3亿日元，也就是2100万人民币，征收50%。这是2003年的税制改革之后的税率，之前的最高税率是70%，征收的对象非常详细，不仅包括动产、不动产、债券、现金、存款等，还包括专利、高尔夫会员权、书画、死亡保险金等等，计算非常烦琐。根据美国现行税法，2012年去世的人的遗产赠与税的免税额为525万美元，对超过免税额的遗产实行累进税率，通常是金额越高，税率越高，体现纳税公平。

   我国的香港地区，也于2006年取消遗产税。原因之一，正是当时的遗产税很大部分征到了中产阶级头上，背离了“劫富济贫”的初衷。此外，减税也是国家或地区吸引资金或人才的重要手段。由此可见，遗产税该不该征，本身就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如果征收方式再不合理，连能否实现“劫富济贫”的功能也很难说。美国2011年时，个人遗产税的起征点为500万美元，夫妇是1000万美元，税率降至35%。因而，这基本是一个和中产以下家庭无关的税种。如果国内真是以80万元起征，那就意味着遗产税成了很多中产者的新负担。这就不是调节收入分配，而是涉嫌与民争利了。近年来，中国不断提高个税的起征标准，重要考虑就是给中低收入家庭减负。过低的遗产税征收标准，无疑会对一些中产家庭，形成新的打击。从网络舆论看，这的确已成很多人的隐忧。除此之外，诸如富人群体的财产是否能明晰界定，遗产税能否用之于社会，也众议纷纭。无论政府近期是否考虑有新动作，现在沉默都不是最好选择。基于“透明政府”的理念，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做出回应。

   遗产税的征与不征，并不只事关“富人”，而是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利益攸关。其决策过程，应该始终置于公众的目光之下，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消解分歧、凝聚共识。近日国务院参事、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征收遗产税被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草稿。遗产税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2013年2月，国务院批转发改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时，已经提出：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此时这一无法回避的趋势，再次引发了民间讨论。从国际趋势到制度设计，从养老模式到避税手段，民间意见纷呈，反弹强烈。与国际接轨，在遗产税征收领域确是事实。除了近年来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等国家和香港地区相继停征，其它百余个国家仍然保留遗产税。以美国为例，美国遗产税始征于1916年，虽然也一直备受争议，但每逢争议声起，都有一些巨富高调宣称支持保留遗产税。后来起征点不断提高，税率逐渐降低，直到2011年，美国缴纳遗产税的起点提高到个人为500万美元，夫妻为1000万美元，税率降低至35%，并未成为中产者的负担。而其它国家和地区取消遗产税，或许并非因为调节收入分配效果不佳，其意图更多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

   拿香港来说，虽然因取消遗产税而受惠的中小企业及中产阶层人士多于富裕阶层人士。但对于港府来说，更重要的在于，取消遗产税可增加海外对于金融资产及地产市场方面的投资，从而为政府带来更多印花税和其他税收。新西兰就是港府官员学习的案例，他们认为，新西兰直接投资的增加与遗产税的取消有着必然联系。新西兰在1992年取消遗产税后，翌年直接外来投资骤增103%，之后两年亦保持了20%的增长速度。不过，尽管征收遗产税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做法，但在民众眼中，它还是存在着种种值得商榷的地方。根据财政部2004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以及其在2010年的修订版，遗产税自80万元起征。而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8月，中国家庭资产平均为121.69万元，城市家庭平均为247.60万元，农村家庭平均为37.70万元。这就意味着遗产税将涵盖至城市和农村的绝大多数中产家庭，确实有悖于调节收入分配的初衷。除此之外，遗产税征管的制度设计以及技术手段也成为争议关键。诸如富人群体的财产是否能明晰界定，遗产税能否用之于社会，也众议纷纭。

   而就在前不久，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研究员王小鲁领导的课题组估算，2011年，中国居民灰色收入超过6.2万亿元，约占当年GDP的12%，这正表明，大量的灰色收入游离在监管之外。其实制度问题并非无解，但当下的很多症结不仅仅在于技术层面。譬如，官员财产登记和申报已经讨论多年，其政治意义远大于技术困难，这一问题尚待解决，此时谈论覆盖全民的遗产税，必然会引起舆论的反感。对于遗产税的担忧还在于我国的养老模式。国务院参事刘桓表示，与美国以国家养老模式为主不同，中国是以居家养老为主，少数人群则依靠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在中国赡养父母的责任是子女的，如果目前国家推出遗产税必然会遭受很多反对意见。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在《遗产税制度对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启示》中，曾经毫不讳言，遗产税改革有利于稳定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收入而不惜征过头税，大肆卖地，但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实在难以让人满意。这让近年来目睹了这些现象的民众很难信任地方政府开征新税的意图。

   总之，征收遗产税，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不安全感等心理冲击。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居民普遍实现了财富积累，就在此时，从推迟退休到遗产税，层出的社会新制，不断挑战这个急剧变迁的社会的心理底线，看上去，一部分人刚富起来，政府之手立即伸向他们的奶酪。于是，抱怨、抵触、咒骂，与隆隆向前的现代化车轮声，激越轰鸣。但我们确实无法忽视的是，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日益成为社会矛盾丛生的重要因素，经过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已然使得阶层固化清晰可见，改革，就是不断创造公平的起点与良好的环境，给予民众更多的机遇。没有什么制度是一劳永逸的，只有在社会不断变化发展中，随时进行调节，才能使社会不至于沉没。遗产税的开征，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屡屡出现在高层的文件中，想必会与延迟退休一样，成为大势所趋，此时讨论如何更好的征收，以实现其目的，要比抱怨当下存在的种种问题，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