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空巢》由茅于轼作序，不用说，茅于轼当然是反对计划生育的。

　　从茅于轼一贯反对各种国策的心态来看，易富贤选择茅于轼为《大国空巢》作序，确实是选对了人，茅于轼对国策的态度正好和易富贤的要求吻合，当然是一拍即合，相互利用相得益彰了。

　　茅于轼组织一帮人研究国土问题，粮食问题，结论都和易富贤对人口问题的看法相切合。但纵观茅于轼等人在计生、国土、耕地等问题上的“研究”，不难看出，这不像是一种科研，而像是为一种既定的舆论做“有罪论证”。

　　中国当初推出计生政策并上升为国策，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人口太多资源不堪负重。这种矛盾今天还无时不在我们左右。入托难、入学难、农村人口过剩、建不完的希望小学、大量弃农务工的人口、留守儿童和老人、民工潮、春运潮、学生潮、就业难、下岗失业大军、被鼓吹为人口红利的低工资……

　　但是，茅于轼等人为了反对而反对，就顾不上那么多事实了，而且知道从哪里下手才最能取得最佳战果。

　　多与少，当然是相对而言的。为了说明人口并不多，易富贤就在《大国空巢》当中拼命论证资源并不缺，赞美中国的确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是地球上一个极易养人的地方。

　　人多了嘴就多，吃的就多，所以茅于轼先是论证了中国不缺粮食，所以养人不是问题。既然不缺粮食，那么顺理成章地耕地就不是问题，所以茅于轼就对18亿亩耕地红线提出了挑战，而茅于轼的目标并不是人口问题，而是有他自己的目标，那就是国有土地私有化。而市场化的制度基础恰恰就是私有化，因此，茅于轼的根本目的是私有化。

　　中国的粮食从总量上当然是够吃了，即便是考虑到谎报的国储和除去军备之需也是够的，因为每年还有大量的粮食被用于造酒甚至是造燃料乙醇。但是，食粮不缺和土地的所有权性质并无任何必然联系，即便是农民把耕地抛荒，也可以让其退耕还林或者退耕还草，并不一定要对其私有化进入市场用于造房子。

　　茅于轼用口粮够吃为由攻击18亿亩耕地红线，进而提出要土地私有化，以便让出更多的土地用来建造房屋，以图解决开发商对土地供给的需求，而土地供应太少，正是开发商对房价过高之原因的一种解释。

　　但是，当我们回到茅于轼的身份标签上来看，问题就出来了。茅于轼在各种场合露脸，脸上必然贴着（或被贴着）“经济学家”这个标签。

　　茅于轼所信奉的经济学，就是所谓的西方经济学。茅于轼对西方经济学这个说法非常反感，因为他觉得经济学是科学，科学无国界，没有什么西方经济学东方经济学，茅于轼还把经济学比作物理学等自然科学，说没有西方物理学，所以不应该说西方经济学。茅于轼想把自己所信奉的经济学前面的西方标签扯掉，一是想把自己归到科学家之列，另一方面不过是相避免崇洋媚外全面向西的嫌疑。

　　那么好吧，我们下面不说西方经济学，就说经济学吧。茅于轼所推崇的经济学，不论是哪个老师宣教的，都开宗明义地说，经济学的灵魂是稀缺。虽然经济学家们并不懂究竟什么是稀缺，但是却认定稀缺是经济活动和经济学的前提。没有稀缺，自然不必要交易了，各自各取所需就行了。没有交易，就没有经济了，也就没有经济学了。

　　这个笑话可就有点幼稚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为了论证人口多不会和资源产生冲突，便抛弃了本专业的“灵魂”，不惜做出这种数典忘宗的事情。宗师定下的规矩可以轻易放弃随便解读，难道是茅于轼自己已经发展了一套不以稀缺为灵魂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茅于轼要取消18亿亩耕地红线，但是不是说还耕于林还耕于草，而是说应该把多余的土地用来交给开发商用于盖楼房，说国家坚守耕地红线让住房用地受到限制，房地产市场土地供给减小，从而导致了房价过高。

　　这就又自相矛盾了。衣食住行，人口的四大基本需求包含着吃和住。如果资源对人口来说不是一个问题，那么，就不是说单单吃不是问题而住会是个问题了，应该都不是问题。千万平方公里国土，如此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何必一定要住在区区十八亿亩耕地上？

　　当在对土地的用途做选择的时候，就意味着土地的稀缺，没有稀缺性当然就没有取舍选择了。

　　不过凡事见仁见智，退耕还林还草，把人为生态系统恢复到自然生态系统，这在茅于轼眼中只是一种浪费，茅于轼说：“耕地不容许转换成开发地，结果是有大量农地闲置。我们去农村能够看到许多撂荒的土地”。但是十八大提出了“生态产品”这个概念，所谓大量农地闲置和撂荒，难道不可以理解为农民兄弟为子孙后代创造出了“生态产品”吗？农民对耕地的“主动”放弃和国家封山育林封海禁渔等等，本质上并无区别。

　　即便是不用这么多地种粮，退耕还林还草就不是一个可选项吗？多一点绿色环境不好吗？有必要都建成钢筋水泥丛林吗？要知道，林地或草地复耕是容易的，但是钢筋水泥废墟要想变成耕地却非常困难。

　　和人口资源矛盾有关的另一个话题是热词“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品之所以会问世，也和人口需求与资源供给矛盾有关，人们意识到靠自然的和传统的手段已经不足以满足人口所需了，才鼓捣出这么个生产技术来。

　　但在这个热门话题面前，茅于轼又一次陷入了矛盾。茅于轼先是力挺转基因的，因为转基因技术用于粮食生产，可以提高单产而减少对耕地面积的依赖，正好符合茅于轼对18亿亩耕地红线的冲撞需要，可以把有限的耕地解放出来满足茅于轼所主张的私有化。但是，要提高单产正好说明粮食产量还是一个问题，而不是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就勿需提高单产了。不论用什么技术提高粮食产量，都说明粮食产量是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就是“人多粮少”，放开生育，只能增加这个供需矛盾。一方面要放开人口，一方面要努力否认人口资源矛盾，一方面又要解决不承认不存在的问题。

　　其实，经济学对“稀缺”的认识非常肤浅。稀缺的本质是私有权分隔，因为把“有”变成了“私有”，他人就稀缺了。经济学把稀缺性说成是“灵魂”，无外乎是说经济必以私有制为制度基础，而商品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早就不是一个什么新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对此有过精确的表述。基于这一认识，前苏联也有经济学家明确指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没有经济核算。就这样一个不算什么新知的稀缺，在现在的经济学教材和著作里，却都是语焉不详的。

　　稀缺等价于私有，如果否认稀缺，就意味着否认私有而主张公有。但为了反对计生，茅于轼、易富贤等人便不顾逻辑，一方面为了说明不存在人口压力而否认稀缺，一方面反对资源公有而主张私有制造稀缺。这种完全无视一个理论的内部逻辑一致性的做法，完全背离了学术精神，变成了为达到某一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纯政治叫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