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经济理性在于系统性选择行为，包括各种攸关因素综合而成的体系，在此基础上的任何选择都会展现出可能的趋势。但是其中的选择不是非此即彼的，也即并非完全不相关的，所以趋势呈现不确定性，短期经济行为的理性也往往大打折扣。但是这种选择行为总归是有收益的，所以被认定是有效的。

首先，从攸关因素角度来看。人们往往从最大化自己的收益出发进行选择，任何招致自己利益受损的行为都是不明智的，这也体现出选择的刚性，也即选择的边界。寻找边界的存在便延展出因素的关联关系，这就意味着若干因素发挥决定作用，影响关联关系的整体收益。这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选择必不可少的，也即边界之内的，否则整体的收益便大打折扣，或者收益不能增进。同时，一些因素不具有显见的决定作用，但是缺少它们，情况往往变得更加糟糕，也即情理中的存在。

比如说，企业生产函数中，边际生产要素是必不可少的，它的上游供应商是不必须考虑的，但是缺少它，本地会产生这一元素的竞争市场，良莠不齐的竞争者便涌现出来。反之，也会出现另一种现象，就是因其重要性不能凸显，渐渐有其名无其实，上游供应商也会转变策略，通过改变自己的生产函数获得更高收益。

其次，并非所有人都参与选择，这里的所有人都是身处同一种经济行为影响的人。一旦有人做出选择，便有人放弃做出选择的考虑，这也会使得另外一些人加入参与选择的行列。攸关方并非完全的同一面向的考虑，也不必然进行选择，但必须有获得收益的机会，有代表个人意向的存在。在此基础上，隐含的力量成为未知，生产和消费都只能从片面的市场情形上加以判别，从而或可造成参与者预期趋势的偏离。

以上所说基于正向的市场行为考虑，如果面对负面的市场情形考虑，比如物价非预期上涨引发人们抢购，银行发生信任危机引发挤兑。在人们构建的系统中，根本不存在选择，必须果断采取必然的行动，以期使自己的利益免受损失，这样便打破了人们构建的系统性趋势预期。

同时，对通货膨胀的认识不同也造成了只有一部分人参与在由此造成的新系统中重新进行选择以增进收益。员工感受到通胀压力，希望资方提高工资以抵消这种影响，根据效率工资理论，资方或提高但不足以抵消通胀影响的程度的工资实施激励。不过这也减损了对降低失业率的影响，使之不能达到通胀或可成就的水平。

再次，相关性因素在同一选择中展现不同的趋势，从而使得收益无法具有稳定的预期和趋势。从同一种选择出发，有的因素呈上凸趋势，有的因素呈下凹趋势，人们在这些因素叠加效果中获取收益，但是人们一旦获得收益，面临损失时也难以避开。

比如稳定物价，并非就是保持物价不发生变化，而是根据人们的收入、通货膨胀率等保持合理的水平。但是促进物价发生变化的并非来自人们的收入，而是市场供求、通胀、生产要素价格变化等决定的。当物价上涨的时候，人们的收入几乎无法与之相符；但是当人们收入获得提高之际，物价或在市场新的平衡中处于下降趋势。一些经济因素始终存在追赶现象，就业率追赶通货膨胀，收入追赶物价，等等。人们参与经济活动往往在这样的趋势偏离中展现动物精神的一面，使之产生一定时期的刚性。

最后，人们选择性满足，并非完全按照有效市场和经济理性展开的。千里送鹅毛，表达了另一种价值；引用在市场上购买的香槟，与饮用他人购买赠送的香槟便具有了不同的价值，等等。正是人们对各种观念的表达，也增加了经济活动的各种意义，同时也正是这种对观念的表达，经济活动才有了实质意义上的增加，也因此造就了各种新的消费倾向和生产趋势。

一般来讲，广受人们需要的产品更能引发趋势的偏离。比如食盐或者汽油，一旦这样的产品价格上涨或者供求紧张，就会引发人们采取断然的行为；或者加碘食盐等这样的新品种更能引发人们的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