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生明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欧洲经济增长乏力是高福利惹的祸。这种认识不是建立在对西方福利制度的历史和现实的分析的基础上，而建立在人是好吃懒做的人性假设上。本文将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辩证分析欧洲经济增长乏力与所谓高福利的关系，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并分析“高福利养懒汉”理论的根源。
一、“高福利”产生的历史背景
所谓“高福利”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以后为解决需求不足而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产物。所谓“高福利”是指相对于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之前和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水平而言，实际上只是为人们基本生活需要提供保障而己，基本生活需要的内容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发达国家在二战以后采用凯恩斯斯主义政策的原因：第一，资本主义生产与需求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经常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并导致二次世界大战。资产阶级希望通过采用凯恩斯主义消除经济危机。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工人阶级力量有所增强，欧洲许多国家工党和左翼政党在大选中获胜，上台执政。他们要采取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政策，回报选民的支持。第三，战后出现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竞争压力。资本主义国家必须采用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措施，以防止无产阶级革命。
二、“高福利养懒汉”还是通货膨胀使人懒
通货膨胀比“高福利”更容易使人变懒。第一，领取救济金只是使社会底层人员获得基本生活保障，并不能改变其处于财富社会等级最底层的事实。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们的需求并不仅限于满足于基本生活需要。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要。人们从事劳动并不仅是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而且是为提升社会地位，满足尊重和发展的需要。因此，福利制度不会使人变懒。从逻辑上讲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人们劳动主要是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人们劳动主要为了满足高层次的需要，因此所谓“高福利养懒汉”最容易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初期。而实际上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却经历二十几年黄金时代，那时并没有出“高福利养懒汉”现象。今天才出现所谓“高福利养懒汉”问题。
第二，中产阶级是通货膨胀的最大受害者。通货膨胀使货币持有者受损，使以货币为标的债务关系中债务人获益，债权人受损。通货膨胀会使那些货币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大的人变穷，使大量负债同时又持有大量实物资产的人变富。因此，必然导致各种投机活动猖獗。从事各种投机是致富的唯一途径。1999年美国的虚拟资本收益就已经占到全部家庭收入的50%以上。投资实业都难以致富，靠劳动提升社会地位根本不可能。主要由较高劳动技能劳动者构成的中产阶级，由于其财产中货币资产的比重较大，在通货膨胀中损失最大。他们在高速通货膨胀中，常常一夜跌入社会底层。因此，通货膨胀必然严重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第三，通货膨胀迫使人们花大量时间和精力考虑财产保值。这必然要影响人们集中精力工作、学习和钻研业务。妨碍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产生和懒相同的后果。
第四，“好吃懒做”是对付通货膨胀的无赖选择。在通货膨胀中，那些不善于搞投机活动，无法避免损失的人，只好靠少存钱来避免在通货膨胀中受损失。少存钱的办法有二个。一是多消费，二是少赚钱。当人们觉得多花钱去买他们本来不需要的商品并不能提升生活质量时，将会选择少工作，也就是变懒。
第五，从时间上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懒汉”的出现和通货膨胀高度相关。1944年7月44国在美国新罕布什州的布雷顿森林签订了《布雷顿森林协定》。该协定内容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它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国政府保证按35美元兑换
第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降低社会保障水平的努力，并没有使“懒汉”减少。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撤彻尔、里根开始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来，发达国家已经开始紧缩社会保障支出，降低社会福利水平。福利水平的降低和通货膨胀的作用己经使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扩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综上所述，通货膨胀比“高福利”更容易使人变懒。
三、“高福利”为什么过去不养懒汉，现在才养懒汉
必须对福利制度与懒汉关系进行历史地考察。所谓“高福利”制度战后就开始实施。为什么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出现所谓“养懒汉”的情况，反而出现二十几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高福利养懒汉”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当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发生了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但不是由于“懒汉”增多造成的，而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方式变化造成的。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是福特制。其特点是使用专用生产流水线大批量生产单一产品，企业组织高度纵向一体化。一个产品的生产从头到尾在一个企业甚至在一条生产线上完成。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与生产工人的严格分离。工人按标准化动作在流水线上工作，工作极其单调和枯燥。大量地雇用非熟练工人。它的优点是规模效益好，缺点是生产灵活性差不能适应市场变化，需要大量原材料和成品库存，单调枯燥的工作容易引起工人反抗。
随着市场对产品需要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福特制逐渐被后福特制逐渐取代。后福特制的特征是“持续创新＋柔性制造”和“专业化＋网络化”。一个产品可以由多个企业共同生产，企业间实行专业化分工。企业内部实行团队作业和网络化管理，把工作任务分到团队。每个团队有一名组长，组长参加生产，团队共同完成任务。团队集生产、创新、质量监督任务于一身，要求员工具备多种技能，能够适应工作岗位经常变动的需要。后福特制的优点是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强，库存少，能够发挥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情神，从而调动工人的劳动积极性。问题是对员工的素质要求较高，使低素质劳动力难以找到工作。
其次，是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发达国家低素质劳动力的就业困难。采用后福特制生产是为了适应消费者的多样性需求。但仍有一些传统产品可以采用福特制方式进行生产。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为了节省成本把这些传统产品的生产转向发展中国家。这就加剧了发达国家低素质劳动力的就业困难。
第三，是精英主义的教育模式不适应后福特制对劳动力素质的新要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是注重培养少数精英人才，忽视大多数人的素质提高。这种教育制度下学生素质两极分化极为严重。虽然培养出少数精英人才，但很多人成了牺牲品，成为不能适应后福特制生产方式要求的过剩人口。
第四，南北贫富差距扩大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发达国家就业。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1980年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为67%，20世纪90年代初为73.%，1999年为86%；而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则相应地为19.3%、17.7%、14%。占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与占世界人口20%的低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从1960年的30：1扩大到1997年的74：1。南北差距的扩大使穷国消费能力很低，占世界人口20%的低收入国家的居民只消费世界财富的1.3%。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企业面对世界市场进行生产，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具有世界性质。南北差距扩大，穷国消费能力低，反过来阻碍发达国家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就业。
第五，资本主义生产过剩隐性化使生产过剩主要表现从商品过剩变为劳动力过剩。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后福特制生产方式使生产过剩隐性化。发达国家第一、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很低。第三产业的比重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服务业生产过剩表现为业务量不足、服务能力过剩，不是表现为大量商品积压。采用后福特制生产方式，企业调节产量的能力增强，可实现所谓零库存生产。因此，有形商品的生产过剩也不会表现为大量的商品积压，而是表现为生产能力的过剩，也就是生产过剩隐性化了。资本主义企业在生产任务不足时必然要载员，造成失业人员增加。生产过剩虽然可以不表现大量商品过剩，但必然表现为劳动力过剩。
四、美、欧、日风水轮流转说明不了“高福利养懒汉”
美国是发达国家中社会福利水平较低，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表现明显好欧洲和日本。有人据此认为欧洲国家是“高福利养懒汉”。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同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差别的原因是复杂的，要进行全面历史地考察。不能把社会福利水平差别作为唯一原因或是主要原因。从二战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欧洲和日本的经济表现要好于美国，尤其德国（西德）、日本的高速发展被视为奇迹，但90年代以后，德国、日本经济突然失速。这种风水轮流转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是美国战略调整的结果。在冷战时代美国为了对抗苏联社会主义，为了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为了从根本上打击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安排，扶持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发展。苏东剧变以后，美国的战略目标从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变为证明美国的资本主义比其它的资本主义好。或者说美国从为维护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投入成本转为从全球新自由主义实践中收回投资并获取红利。美国利用其超级大国和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不仅可以廉价获得国外资源、以优惠条件获得国外市场和投资机会，而且可以通过美元贬值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美国凭借其发达的金融业，训练有素且组织严密的金融投机组织，对人们行为有巨大影响力的评级机构和咨询公司，具有私人股份公司性质的美联储以及它们之间的密切配合，从金融投机活动中获取巨大利益。一旦其它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不平衡就会成为金融投机家攻击的对象，成为他们的取款机。如索罗斯从东南亚金融危机获利20亿美元。发他国的“国难财”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出色的经济表现是和墨西哥金融危机、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所产生的经济危机、日本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获取巨大利益分不开的。进入新世纪美国也困难重重，但比欧、日要好一点。这好一点也是美国超级大国地位分不开的。像美国次贷危机，要是出在其它国家麻烦可就大了，可美国凭借其超级大国地位可以让全世界为他的错误埋单，从而可以较轻松地渡过难关。美国的外债己达十五万多亿美元，外债占GDP的比重达到惊人的程度。这种情况要是发生在其它国家必然导致财政金融危机，而美国只须国会通过一个提高债务上限的法案就把问题解决了。第二是和美国的移民政政策和人口年龄结构有关。美国从全世界吸取大量的科技精英，为美国科技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美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不如欧洲和日本严重，是其经济较有活力的重要原因。
五、所谓“高福利”在促进福特制向后福特制转变中的作用。
第一，福利制度促进劳动者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提高，为福特制向后福特制转变创造了劳动力条件。福利制度保障了人们基本的生活和教育需要，使人们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第二，福利制度推动了社会物质消费需求向多样化和个性化方向发展，形成了使福特向后福特制转变的市场压力。社会保障使社会消费水平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以满足后，就会产生多样化、个性化商品的需求。这就使一条生产线只能生产一种产品的福特制向能持续创新和柔性生产的后福特制转变。第三，福利保障制度促进劳动者高层次需要的产生，推动福特制向后福特制转变。在福特制下工人从事简单枯燥的劳动，人完全被当作机器来使用，是对人的内在能力和创新性的否定，从事这种劳动意味着对自己生命意义的否定，因而是极其痛苦的。在开始阶段由于有社会保障制度和较高的工资作补偿，人们能够忍受这种痛苦。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难以忍受这种痛苦，推动着生产方式向能够发挥劳动者创造力和主动性的后福特制转变。第四，福利制度为持续创新创造了社会道德条件。后福特生产以柔性制造、持续创新为特征。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靠创新和员工创造性才能的发挥。劳动者只有相信把自己的创造才能奉献给企业并为企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后不会被轻易解雇，才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企业主只有相信自己投入大量资金的创新成果不会被员工窃取和盗卖时，才会放心投资技术创新。这就是说创新需要一定社会道德作支撑。衣食足而知礼仪，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社会道德水平提高，从而为福特制向后福特制转变创造成了社会道德条件。
六、西方政治家、经济学家为什么咬定高福利养懒汉
首先，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管理体制决定的。比如，美国政府对艺术和人文科学的资金资助通过国家艺术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进行运作。艺术创作和人文科学研究要获得政府资助必须符合两个基金会划定的资助范围并且己经获得社会的赞助。能够出钱支持艺术创作和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是大企业。通过看似十分公平的操作保证了艺术创作和人文科学研究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反映资产阶级的意志。这使客观的社会科学研究变得很困难。其次，资产阶级经济学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使它们不能够发现福利与效率的辩证关系。西方经济学竞争理论，把人看作是没有差别的抽象的经济人，把竞争看成不需要任何前提条件的富有效率的制度。按照这种理论，任何社会保障，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竞争压力，从而也必然降低由竞争带来的效率。现实的人是具体的，有差别的，竞争制度作用的发挥也是有条件的。社会保障在减轻特定阶层竞争压力的同时，会加大另一些阶层的竞争压力，改变竞争压力在社会各阶层的分配。社会保障能够恢复在竞争中被破坏的竞争制度发挥作用的条件，从而使竞争制度对提高效率的作用能够更好更持久地发挥。第三，随着苏联解体东欧演变，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力量受到削弱，资本主义国家目前没有发生革命的危险。政治家和理论家们要以“高福利养懒汉”作为削减社会福利的理论依据。第四，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不愿意揭示使人变懒的真正原因在于通货膨胀。一方面资产阶级是通货膨胀的受益者。通货膨胀中受损害最大的是货币财产在家庭财产中比重大的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财产主要以股票和企业固定资产形式存在，货币在家庭财产中所占的比重小，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小。现代企业一般都是负债经营的，会从通货膨胀中获得收益。作为企业主的资本家当然可以从通货膨胀中获益。另一方离开通货膨胀，资本主义经济循环就没有办法正常进行下去。从资产阶级利益出发，必然要把福利保障作为替罪羊。
七.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保障水平的确定。
不能把西方发达国家目前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归咎于“高福利养懒汉”，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福利水平可以不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社会福利水平不仅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制约，而且要受到国际因素制约，并且不同类型国家有着不同的利益。拥有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新自由主义的主要鼓吹者美国具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可以从全球消减社会福利，特别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中获得巨大利益。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仅占GDP的9%，全球削减社会福利必然引起的消费需求萎缩对其经济影响不大。美国能从全球性消费需求不足中获取巨大利益。一是如果成功阻碍发展中国家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导致发展中国家本国消费不足，只能源源不断地为发达国家提高廉价生活必需品。二是全球性消费需求不足，各国竞相增加货币投放刺激需求，从而产生全球流动性过剩，便于美国国债销售，或者说便于美国继续借债度日，免于财政危机。三是全球性消费需求不足导致资本找不到合适投资机会。一方面世界各国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进美国金融市场，促进美国金融投机事业繁荣。另一方面会也导致世界各国金融投机市场活跃。美国金融投机资本可以从在美国和全球金融市场投机活动中获取巨大利益。
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老龄化和失业人口增多，以及由于通货膨胀导致社会保险资金财富缩水，拖累了财政，财政的社会保障负担日益加重。欧洲各国政府欲通过削减社会保障开支减轻财政负担，但这个办法能否凑效，值得怀疑。从短期看削减社会保障支出会导致消费需求进一步萎缩，从而导致失业增加，反过来增加社会保障支出。从长远看，削减社会保障支出会导致人口素质下减，产生更多不能适应后福特制生产方式要求的过剩人口。
对于像中国这样外贸顺差较多、外汇储备过多的发展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获得多方面好处。一是扩大内需，减少外贸顺差和汇储备，从而减少因所储备货币贬值引起的损失。二是避免将过多外汇储备投资于金融产品可能遭受的损失。有较多外汇储备的发展中国家为了避免外汇储备缩水，必然要寻求外汇保值渠道。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却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高新技术出口和阻止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发达国家公司的并购，即通过这种围堵政策迫使发展中国家将外汇储备投入它们的金融市场，成为发达国家投机资本的盘中餐。三是社会保障促进消费能力提高和消费水平提升，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