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汇报》2013年11月14日A20版
7月上旬，习近平在中央军委专题民主生活会上要求，领导干部要“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11月初，习近平在湖南调研时嘱咐，我要看真正少数民族的村子，不要临时收拾，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习近平一以贯之的要求是对中国官场积弊的一剂良药。
在复杂多变的当今世界，决策者需要及时准确地掌握国内外重大动态，需要强有力的情报支持。但现实中“报喜不报忧”的官场文化根深蒂固，以至于部分地区对国家领导人要视察的地方实施“清场”，然后安排公务员冒充普通群众。很明显，安保不过是托辞，一些地方官员真正担忧的是上级领导了解到不利于自己的实情。
在今日官场，选择性上报屡见不鲜。不仅某些经济数据有“掺水”嫌疑，就连社情民意也要先行“过滤”、“漂白”。近闻，某教授受政府部门委托开展一项社会调查，千辛万苦拿出了第一手资料，不料却被要求对数据进行“技术处理”，否则不能上报，也不予结项。据了解，该部门如此运作由来已久。
在一些更为复杂敏感的地区，类似花样层出不穷。譬如，当地政府资助一位大牌专家前来开展“田野调查”，并出具一份让金主满意的调查报告，资助者随后以此为据层层上报，并广为宣传。殊不知，专家做贼心虚，不敢公开调研过程和数据。更何况百密一疏，总有破绽被人戳破，结论也难免有悖于事实。更可怕的是，个别专责舆情、特情的单位也在上报信息时留一手。
这些地方和官员为什么要隐情不报？主要原因有四：一是为自己政治前途着想，掩饰问题、夸大业绩；二是歌功颂德思维作祟，片面理解“正能量”；三是不愿开罪前任和现任主管某工作的领导；四是不想冒犯兄弟部门，避免互相揭短。
9.11事件后，有美国精英在反思情报体制时指出，“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什么。” 如中国不能引以为戒，如不严惩隐情不报之恶行，社会问题就会继续累积叠加，各种矛盾势必进一步激化，暴力事件、群体性事件渐次爆发乃至集中爆发也就在情理之中。都江堰工程的成功秘诀之一就是“深淘滩，低作堰”。唯有完善机制，确保下情上达，维持适度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柔韧性，这个社会才有可能长治久安。
在现代社会，信息就像钢筋和水泥。信息必须适度流动，才能达成社会共识，才能把社会凝聚起来。否则，社会就像胡乱堆放的石头、砖块，缺乏粘性和韧性，随时都可能坍塌。从政治传播学角度看，政治信息既需要垂直流动，也需要水平流动，前者又分向上传播和向下传播。若没有足量的上下对流，决策的科学性就难以保障，政治共识也难以达成，社会管治的成本就会加大。所以说，在特定时空内，信息流量过大或过小，都会损害社会稳定与发展。
古人云：“下情不上通，谓之塞”，而“塞”的后果之一就是执政者与群众“隔绝”，进而危及社会稳定乃至政治合法性。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因脱离大地而覆灭，而人民群众就是执政者的大地。从这个角度讲，隐情不报、阻止下情上达都是缺乏“政权意识”的表现，应受到舆论的谴责和党纪国法的惩处。
(作者毕研韬是海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