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用这个标题，是借鉴了冯仑的一个演讲标题：《管住政府的手 不要乱摸企业家》。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
在2013年“两会”期间，《中国企业家》杂志以“企业需要怎样的政府”为题针对100位企业家群体进行了调查。回复问卷的企业家有的执掌上百亿规模的大型企业，有的则是充满活力的新兴行业领军者。
调查问题：评价当下政府履行责任的满意程度（从0分到10分）。
统计结果：企业家对政府的满意度平均为5.44分。其中，100亿以上规模企业满意度平均分为5.8分，超过平均分，明显高于5 000万以下规模企业的4.83分，这也证明了大型企业得到了政府更多的扶持和资源倾斜。
调查问题：企业家对政府最不满意的地方是什么？最满意的地方是什么？
调查结果：“权力寻租、贪污腐败”、“衙门作风、高高在上，缺乏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分列第一、二位，选择该项的比例分别为52.54%和42.37%。而对政府最满意的地方，排在第一位的是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为54.24%；“改善民生的力度越来越大”则以50.85%位居次席。
调查问题：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推动经济增长还是提供公共服务？
调查结果：企业家认为政府的主要责任是公共服务的占83.05%，而选择“以投资型政府发展经济”的仅6.78%，不及前者的十分之一。
调查问题：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能力方面，最缺乏的服务有哪些？
调查结论：法治环境（67.80%）和社会保障（47.46%）。
调查问题：政府占有更多财力和资源是不是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
调查结果：81.36%选择政府对经济干预越少越好，而选择“中国的国情民情和发展阶段决定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现实需要，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在目前具有合理性”仅18.64%。
调查问题：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有哪些表现？
调查结果：行政审批过多居首位，占57.63%；税负过重排在第二位，占38.98%。无论是行政审批过多，还是税负过重，都是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大政府”模式的痼疾。
调查问题：请给政府开“药方”。
调查结论：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审批、简化审批手续（64.41%）；以法治约束政府权力，建设有限政府（59.32%）；严格控制税收占国民收入比例，限制税收支出方向（42.37%）；真正发挥人大对政府行为检查监督纠正的权力（38.98%）；推进大部制改革，减少职能部门（38.98%）。
调查问题：和官员相比，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怎样？
调查结论：86.44%的企业家认为目前官员的地位高于企业家，而选择比较合适的关系应该是“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平等”的占最大多数，为77.97%。
通过上面的调查，我们发现，强势政府对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干预实在是太多了，这是我们企业家需要了解的。
中国的经济发展到现在，摸着石头过河说了几十年，政企关系还远未厘清，政出多门，行政之手的直接干预在经济实践中广泛存在，与民争利也屡见不鲜。大的经济发展方向虽然明确，但多有“玻璃门”，保护国企本身的结构定位优势的同时，也保护了部分游走于灰色黑色的寻租交易和中饱私囊。指导经济活动的法律理念滞后，行政命令过多，相关部门林立，实际操作灵活度又高，这种种因素叠加，让很多情况下，企业家感觉自己像是政府部门手中的行货。特别是在一些注入民间金融这类法律规定模糊、经济实践又长期默许的地带，企业家接连东窗事发让整个企业家群体兔死狐悲。
比如说，大家可能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最近十多年，中国诞生了好几家伟大的企业，比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这些企业都来自于互联网行业。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互联网受到政府的管制最小，并且政府官员还没找到寻租的办法。说实话，这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
经济学家周其仁认为，邓小平做的最伟大的事情之一，就是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周其仁还说，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社会阶层构成中唯一的变化，是前面没有企业家这样一个群体，后面出现了这样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一经出现，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历史的创造者，成为中国建设市场经济和商业文明的主角。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民营企业从零开始，以40%的资源，完成了60%的GDP，承担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和82%的新产品开发。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诞生于市场竞争领域的民营企业，在政商博弈中的弱势地位有目共睹，民营企业的地位并没有真正得到尊重，企业家为之付出的代价也可谓“血流成河”。
被称为“坚定的市场经济主义者”的张维迎指出：政府所有的干预都抑制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有着“刀锋经济学家”之称的许小年说过：强势政府的兴起，是当前企业家精神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
透过太子奶、华晨汽车等案件，我们发现，民营企业家在权力结构中可能红极一时但终究弱势的地位。在强势的政府面前，毋容置疑，企业家也是弱势群体。这些案件，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是否该有一条明确的作为与不作为的边界？
幸运的是，在去年的十八大报告中已经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刚刚召开的三中全会，又具体指出，政府改革、政府职能转换是目前深化经济改革的关键、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也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将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十八大和三中全会，都在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淡化政府在微观层面的管理作用，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解决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民营企业将不会像过去那样“缩手缩脚”，按照习总书记的说法，可以“大胆地干”。在政府对企业内部事务插手原来越少的情况下，会更加有利于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有利于民营企业处理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有利于民营企业的“自力更生”。
我们来看看三中全会关于政府职能转变的具体描述。
第一，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
第二，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
第三，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深化机构改革。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严格绩效管理，突出责任落实，确保权责一致。
第四，统筹党政群机构改革，理顺部门职责关系。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严格控制机构编制，严格按规定职数配备领导干部，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推进机构编制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
为了减少政府的干预，就应该把权力还给市场。因此，三中全会提出的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实质就是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该交给市场解决的完全放开给市场，政府腾出更多精力管好宏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此前曾说：“市场是看不见的手，政府是看得见的手，我们不能让看得见的手成为‘闲不住的手’。”这一形象的表述，准确的阐述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现实中，我们不难看到，在部分产能过剩行业的背后，都有地方政府那只“闲不住的手”在忙碌着，造成资源错配。因此，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创造一切条件让“看不见的手”在更大程度上、更广范围内，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就可以从市场参与者、经营者的传统角色中摆脱出来，转做市场的客观仲裁者，将主要精力转向提供公共服务上来，为基础民生起到切实的兜底作用。从三中全会公报的表述中不难看出，眼下行政放权和减少审批的趋势，会一直持续下去，力度可能还会更大。
最后，我还想说明一点。只有减少政府的过度干预，我们才可能呵护培育不易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是市场核心，市场经济的发展靠的就是企业家精神。任何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的政策，都是反市场的。政府过度干预最大的弊端，就是阻碍了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
（龙吟山论道，颜伦琴，2013-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