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的转型发展，具有充分依据的分析及匡算结果表明，若能有效投入8万亿元以上资金进行大规模、广范围的农业建设投资，在合理、高效利用现有耕地及其优势农作物资源的同时，使目前利用效率低下、数量庞大的宜林土地、宜牧天然草地、宜渔可养殖水域等各种农用非耕地和与之相匹配的优势动植物资源得到最为充分、有效的全面开发利用，其中用于新增高质量、多类型人工林包括生产木本粮油及果类产品的经济林、工业用原料林、能源林、生态林的建设投资和天然林的管理、保护与抚育投资等4万亿元；用于天然草地开发利用投资，包括全国牧草良种繁育体系、草原生态环境监测预警体系、草原生态保护科技支撑体系和实施草地改良、围栏轮牧、荒漠改造、人工种草、灌溉、施肥、治虫灭鼠、草地保护区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万多亿元；用于中低产田改造、土地整理复垦开发、流域治理、水利工程、灌区田间工程、节水工程及技术、农田生态保护体系和田、水、路、林、村综合治理等项目建设投资近2万亿元；用于农业科技研发及其成果推广和其他建设投资包括农业关键领域、重要农产品、新产品、动植物品种改良、新农业技术等的科学研究与试验项目投入，农业教育、农业科技培训与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全国良种繁育与推广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基层农业公共服务机构、重点农业生态工程、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新农业示范工程等项目建设投资1万亿元。

　　中国农业转型发展的预期建设项目全部建成，农业生产进入量产、稳产阶段后，不但全国粮食、食用植物油、动物蛋白食品、天然纤维等主要农产品生产能够实现自给有余，而且生物能源、生物药材、工业用生物质原材料生产和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及服务农业等也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中国境内因经济发展而遭破坏的生态环境和趋于减少的生态服务等也将得到根本的遏制和改善。届时，中国农业的物质产品产出按现行价计算，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每年可达12万亿元以上，年农业增加值超过7.5万亿元，为2008年的2.21倍；加上农业增长引起与之相关联各非农产业部门的随之发展，农业增加值与同农业直接相关各产业部门合计增加值之间的比例关系，按目前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1：2.5计算（即每1元农业增加值可形成2.5元与农业相关的非农产业增加值产出），由此而形成的国内生产总值至少可达26.25万亿元以上，相当于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7.3％以上。同时可至少提供2亿个新增劳动就业岗位。

　　可见，中国农业转型发展的潜力是相当可观的。但农业的转型发展也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主要是：

　　1、农业建设筹资的实际能力十分有限

　　农业转型建设所需投资，从中国经济现有的投资能力及水平看，2008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172,291亿元人民币，若以其中的25％投向农业，用2年时间农业建设投资即可实现8.6万亿元；即使以其中12％（略高于2008年全国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11.31％的份额水平）的比例投向农业，在4年之内也可实现8.3万亿元的农业建设投资预期目标。然而，中国目前农业建设投资的实际投入，包括国家财政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民和城镇工商企业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在内，直到2008年仍不到3,500亿元人民币，根本原因并不是中国经济建设投资能力不足、水平不高所致，而是在于极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及资源配置模式所决定的过于低下的农业建设投资筹资能力。

　　从中国农业建设投资的来源渠道分析，作为农业经营主体的农户，由于农业经营规模小、收入水平低，因此，对农业发展进行投资的能力极为有限。2007年，按现有农村居民户全国平均每户生产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仅2.1万余元，加上农业外收入，扣除相关生产经营成本费用后的户均纯收入不过1.68万元（人均4,140元），用于满足其基本生活消费和其他必要支出后能够用于农业发展建设投资的资金数量是极其微小的。

　　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是农民和农业获取建设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渠道之一。近年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数量不断增加、规模快速扩大。按广义口径，2001－2007年间，仅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支出累计即达19,015亿元，其中2005年2,975亿元，2006年3,397亿元，2007年达到4,318亿元；2008年的预算安排更是进一步增加到5,625亿元，为2005年1.89倍。但从财政支农资金的分项支出情况看，目前“三农”资金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却是各种非建设和非生产性的事业与行政费用支出，真正用于支持农业开发性建设的支出并不是很多，只占其支出总额的很小部分。2006年，国家财政用于扶持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的资金支出366.4亿元，仅占当年国家财政“三农”资金支出总额的6.83％。虽然国家财政支农支出还将继续增加，但在不改变现行资金管理体制及其分配结构模式条件下，能够真正用于农业开发建设投资的资金仍将是十分有限的。

　　理论上，农业发展投资的相当部分是可以通过银行金融机构发放的中长期农业贷款来加以满足和实现的，银行金融机构也具有这样的能力。但在现行农业信贷资金发放及使用模式条件下，银行金融机构为规避农业发展投资贷款可能带来的风险和高难度的贷款管理及高额的管理成本费用，不愿投放更多的中长期农业贷款又是可以想象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提供的数据资料，1994—2006年，全国银行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增长7.29倍，贷款余额增长4.52倍，其中农业贷款余额由4,790亿元增加到22,718亿元，仅增长3.57倍；从农业贷款的分项情况看，在2006年的农业贷款余额中，农业短期贷款余额13,208亿元，农副产品收购贷款余额8,180亿元，两项合计占农业贷款余额的93.71％；而能够用于农业开发建设投资的农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仅1,329亿元，占农业贷款余额的5.85%和全国银行金融机构全部中长期贷款余额的1.25％不到。银行信贷中实际用于农业发展建设投资的部分也只占其全部贷款的很小部分。在不改变农业信贷体制及其资金投放及使用方式的情况下，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能够用于满足农业发展建设投资的部分也是很有限的。

　　2、农业科技投入及创新能力明显不足

　　近些年来，中国包括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在内的现代农业科学技术进步，虽然也不乏瞩目的一面，但整体水平同发达国家比较仍有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是农业科技研发投入及创新能力不足，科技研发与产业结合乏力，企业研发力量薄弱，成果推广不力。据有关研究统计，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的农业科技研发投入强度（农业研发投入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也才仅为0.20%--0.23%，不及发达国家政府农业科技研发平均投入强度水平2.37%的1/10，相关企业的农业科技研发投入占其收入的比例也极其微小。之后，农业科技研发投入有所增加，但十分有限，直到2005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科技三项费用支出19.9亿元，仅相当于当年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0.086%。低水平的农业科技投入，不可避免地会使农业科技研发及其成果推广应用处于落后状态，进而影响到农业产业转型发展的有效展开与快速推进。

　　3、农业管理体制及机制远落后于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农业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方面，中国目前农业发展的大产业与小部门管理矛盾突出，农林牧渔业和其前、后向及旁侧部门分别隶属于不同行政部门主管，使得农林牧渔业同农用生产资料制造、农业科技研发及其成果推广应用、农产品精深加工、储藏、运销等行业部门和常规农林牧渔业与现代食品、营养、健康医疗、资源环境及生态服务等新兴产业子系统之间互为条件、互进互动、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难以实现。由此所影响的不只是农业前、后向及旁侧众多关联产业的有效发展，也包括农林牧渔业本身的进一步发展，从而成为制约农业转型发展的另一重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