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严复
（1911年10月----1912年2月）
严孝潜
1911年10月
1911年（旧历辛亥年），湖北革命党人决定在武汉发起起义，议定在10月6日起事。后因时间仓促，不及准备而延期。10月9日，在汉口制造炸弹时不慎爆炸，泄露了起义秘密，湖广总督瑞澂捉拿了35个革命党人。身在北京的严复消息灵通，当晚九点就得知了这个消息。并在日记中记下：“夜九点，瑞澂拿革命党三十五人。”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攻克了武昌城，湖广总督瑞澂弃城逃跑。严复在日记中，记有“武昌失守。”10月11日，起义胜利，湖北军政府成立，公推严复原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管轮班第一届毕业生、时任湖北新军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都督。
当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已在1908年11月逝世，溥仪即帝位，定1909年为宣统元年。袁世凯在1909年1月被清政府“开缺回籍养疴”。严复在北京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兼任币制局化验所提调并任海军协都统、资政院议员。
武昌起义发生后，清廷十分恐慌，立刻命令陆军大臣荫昌统率陆军，海军提督萨镇冰卒领海军，兵分两路开赴武昌。由於开赴前线的陆军是袁世凯的北洋旧部，荫昌难以指挥，清廷被迫只好重新起用袁世凯，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严复在当天的日记中，记有“京师颇骚乱，南下者多。”并在第二天10月15日的日记中，记有“起袁世凯督鄂”。稍后几天，严复也将家眷由北京送往天津，只有他“独自和几个人”留居北京。
袁世凯认为这时正是他向清廷讨价还价的好机会，就在10月16日复奏清廷，以尚在调治疾病为借口，称疾不出。
严复在北京于10月18日会晤了林畏庐（琴南），林表示他或将“尽室南行也。”当天，严复还去拜访夏曾佑，但未遇。21日，严复还到名词馆上班。23日，严复在日记中，记有“长沙失守。”25日，严复族侄家轸，由天津来北京探望严复。26日，严复将十一箱的东西,由家轸带往天津，寄存在另一个族侄荣官处。并给时还在福州的大儿严璩写了信。严复在当天的日记中，还记有“数日风声甚恶。”
10月下半月，严复给时在上海的张元济写了一封信：“吾国于今已陷危地，所见种种怪象，殆为古今中外历史所皆无，此中是非曲直，非三十年后无从分晓耳。东南诸公欲吾国一变而为民主治制，此诚鄙陋所期期以为不可者，不识阁下以为何如？…… 自风云变色以来，海上市情危岌，殆与京师相若，不识商务馆受何影响？复尚有五千余元存款在彼，可能安稳无恙，颇欲提出交麦加利存贮，庶几他日尚存送老之赀。”
严复在信中表示反对狭隘的种族革命，认为汉族对中国的贫弱腐败也负有责任，这无疑又是犯众之论，如果公开发表，难保不遭杀生之祸，严复也只能通过信函对知交一吐为快。
清廷迫于形势，只好在10月27日，改任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命令他火速上任，前往湖北督师，镇压革命党人。然而，革命烈火燃遍神州大地，清政府为救燃眉之急，在10月30日，下罪已诏，承认用人无方，施治寡术；又表示从即日起实施宪政，解散“皇族内阁”，开放党禁。
1911年11月
11月1日，清政府宣布袁世凯充当内阁总理大臣。3日，清廷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令袁世凯回京组织责任内阁。3日至5日，上海、浙江、江苏相继光复。严复在北京，由予家眷已迁往天津，在北京只有严复和三儿严琥等人，严复遂搬往东城金鱼胡同居住。7日，严复在日记中，记有“数日风信极恶，江浙皆告独立，资政院民选议员鸟兽散。”
11月7日，严复在北京东城金鱼胡同寓所，用英文写了一封长信给《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阐述了他对武昌起义和中国前途的看法。
严复给莫理循信的主要内容有四：一，分柝了革命的远因与近因。二，反对暴力革命及狭隘的“排满”种族思想，担心中国陷入分裂境地。三，认为在中国暂时不适宜采用共和制度，当前最可行的办法是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四，希望列强采取行动，让革命党和清政府双方适而可止，进行和解。
严复在这封信中，认为狭隘“排滿”与平等博爱的原则相矛盾，担心中国陷入分裂境地，其担心后来不幸变成现实：1911年12月1日，外蒙古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沙俄的煽动和支持下宣布独立；1912年6月，十三世达赖在英军保护下返回西藏，组织傀儡政权，妄图把西藏分割出去。后来，严复为此曾撰文公开在1912年12月11日的《平报》上发出责问。
11月8日，族侄家轸由天津来电话，催严复出京。9日下午，严复离北京赴天津。严复原先已在10月13日前后，将家眷由族侄家轸带往天津，暂住家轸处，由于人口群多，家轸家已是人満为患。尔后，在10月26日，由家轸带往天津的十一箱东西，也只好寄放在另一个族侄荣官处。严复今日来津，由於到天津租界避兵的人很多，家轸处也住不下，以至无借宿之地。不得已，只好住裕中洋客店。严复在当天的日记中，记有“租界避兵，人极众，至无借宿地。不得已，乃寓裕中洋客店。”后来，严复在该日日记中又补记“后知津郡此夕最危。”
11月10日，严复在天津裕中洋客店会晤了孙仲英（原北洋水师学堂华业生，时任天津怡和洋行华帐房）。后来，在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也来拜见了严复。11日上午，严复又会见了德璀琳，下午，会见了开滦矿务局总局那森总经理，英国人，那森许诺把秦皇岛的房屋借给严复居住。12日，严复接到资政院总裁李家驹的来函，告知：“京师现在无事”，请资政院各议员早日回京开会。当即同三儿严琥一块由天津回北京。时严琥在北京清华学堂中等科学习。严复在当天的日记中，还记有“报言江宁恶战。福建松督自尽，朴留守被害。报言武昌内讧。” 13日，严复到学部、海军部、币制局领三处薪水。严复今天到学部等处领薪水，是现存的严复日记中最后一次领薪记录。名词馆这时已是名存实亡。
11月13日，袁世凯从彰德入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回到北京后，一方面向清廷表示“誓为清廷保全社稷”，一方面著手组织责任内阁。16日，袁世凯内阁成立。
11月28日，《泰晤士报》（英文报纸）将严复给莫理循的信，未予署名，连同莫理循的“前言”，全文给以刋载。因是英文报纸，国人看到报纸的人极少，但在海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1911年12月
12月2日，下午四奌，严复往谒袁内阁，得到袁世凯的接见，并与袁世凯进行了晤谈，具体内容不详，比照严复写给莫理循的长信，似乎在这次晤谈中，严复向袁世凯提出了下列六条建议：
“车驾无论何等，断断不可离京。
须有人为内阁料理报事。禁之不能，则排解辨白。
梁启超不可不罗致到京。
收拾人心之事，此时在皇室行之已晚，在内阁行之未迟。
除阉寺之制是一大事。又，去跪拜。
设法募用德、法洋将。”
在严复的辛亥年（1911年）日记的最后空白页上，记有这六条内容。
12月3日，陈宝琛来晤严复。在严复的日记中还记有“停战三日。”
12月7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全权大臣，委派代表到南方讨论大局；还同意资政院的奏请，允许臣民自由剪发。
约在当天，袁世凯通知已被定为参加南北议和的北方代表（当时规定北方的全国代表共二十人，系按当时全国二十行省,每省一名推定的）到锡拉胡同袁邸开会，与会的除了二十位代表外，还有些秘书、隨员等。其中年纪最长的是陈宝琛，时任山西巡抚，是新近奉召回京的，被推定为福建省代表。袁世凯見到陈宝琛，很客气地说：“这番和议是朝廷的大事，所以请老世叔出来”，并希望他“为国宣劳”。陈宝琛则谦逊了几句，提出“近来岁数大了些，身体也不很好，还是请严又陵去，要好的多了。”就这样严复作为“各省代表”，南下议和，原来是陈宝琛向袁世凯提出的。袁世凱在接见南下和谈代表时，信誓旦旦地表示拥护君主立宪。
12月8日，袁世凯正式委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严复等为“各省代表”，南下议和。严复在辛亥年（1911年）日记的最后空白页上，记有一个36人的名单，就是南下议和的“各省代表”名单。
12月9日，严复在日记中记有“候延爽雪敏，山东。九点赴汉口”。
时各省军政府推举伍廷芳为议和代表，与清内阁代表谈判。当日上午九奌，唐绍仪与严复、候延爽等一行乘专车南下。
12月11日，早上，严复隨唐绍仪抵汉口，所见到的是“满目是兵燹后气象”。
12月12日，严复在日记中记有“过江，到青山织呢厂見黎元洪”。
当天下午，严复利用自已与黎元洪的特殊的关系为唐绍仪打头阵，以师生情份前往武昌青山织呢厂会见了黎元洪。
黎元洪为严复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师生相见，感动的痛哭流涕。严复认为，黎元洪为人诚篤，起事后敢作敢当，不临难苟逃，对黎非常赞赏。严复与黎元洪的会谈，大约进行了两个小时，革命党中有名望者约30余人都参与了会谈。严复开诚布公地向黎元洪及在座的革命党人陈述了自已的看法，如中国国民素质不适合共和制等。革命党人对时局深感忧虑，希望早日结束事态，在会谈中同严复虽有辩争，而态度十分诚恳，并无骄嚣之气。
当日，严复回到汉口后，向唐绍仪通报了会谈情况。
12月13日，唐绍仪与黎元洪举行正式会谈。当晚，严复写信给远在北京的陈宝琛，介绍了由北京到汉口的情况，以及昨天自已和黎元洪见面会谈的情形。
严复在信中讲：“别后于十九早动身，车到新郑，适有碰坏车头卧道，以六时工力始得移开通轨，廿一早始得抵汉入寓。此间气象自是萧条，舆论於北军之焚烧汉口，尚有馀痛，民心大抵皆向革军。
复于廿二下午过江，以师弟情分往见黎元洪，渠备极欢迎，感动之深，至于流涕。黎诚笃人，初无意于叛，事起为党人所胁持，不能摆脱，而既以为之，又不愿学黄兴、汤化龙辈之临难荀逃，此其确实心事也。私觌处不在武昌，而在青山之氊呢厂，党人有名望者约有二、三十在彼。谈次极论彼此主旨，语长不及备述。……以上皆复以二时许之谈所得诸革党者。至明晨坐洞庭船赴沪，到沪如何，尚未可知。然以意测之，大抵相合，以党人代表始皆已至武昌，至十八日因龟山开炮击破武昌，咨议局各有戒心，乃群赴沪，彼等在此之议已有眉目也。人多不便多写，知关忠系，先此草报，书不能悉。”
12月14日晨，严复与其他代表乘坐“洞庭”号轮船，赴上海。
12月17日，严复一行到达上海，住在静安寺沧州旅馆。
严复抵达上海后，就给外甥女何纫兰写了一封信。严复在信中讲：“别后于廿一到汉口，滿目是兵燹后气象。廿二过江，晤黎元洪，颇与开谈，然无解决。廿三搭洞庭江船，廿七抵沪，寓静安寺路沧州旅馆，即从前沧州别墅也。此行公中花钱甚多，然舅甚苦，老年人真不配远行也。此行原派不过廿余人，京官争钻同来，乃至五十余人之多，隨从倍之，不知何故，岂事成尚望保举耶？同乡有王司直、李孟鲁。儿有信，可寄此间，当接到也。余不及多谈，夜深甚倦。”
12月18日，南北和谈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举行首次会议。“十一个代表到会，其中只有两个重要人物”（即伍廷芳和唐绍仪）。
当天，严复会见了前来拜访的朋友赵仲宣（从蕃）。
因和谈基本上由南北方谈判总代表伍廷芳和唐绍仪等人私下进行，一般代表没有机会参与，严复遂决定尽快回北京。
12月19日，严复在上海，到商务印书馆将5000元存款取出一半，转存到麦加利银行。致电福州，询问大儿严璩的行踪。去拜访了柯桢贤大夫。又去谒见了北方谈判副总代表杨士琦，告知准备回北京之事。并到开平局定购船票。到别发洋书坊购买外文书籍。在严复的当天日記中还记有“到宝威行并老德记。买伏兰绒十四码。到大纶买洋绉。”
12月21日，金巩伯兄弟（金绍城及其弟金绍基）来見严复。当日，严复还去拜访了郑孝胥，谈甚久。
12月22日，今天，严复又去拜访了郑孝胥。还拜访了张元济。时任大理院少卿、宪政编查馆提调的刘仲鲁来见严复。
12月23日，严复“到仁记路开平公司问船”。又去拜访了高子益。
12月25日，孙中山先生返国抵上海。
12月26日，严复搭乘“公平”号轮船，离上海北上回天津。
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议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正式决定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元。
1912年1月
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
严复回到北京后，未能觉察到袁世凯是利用和谈逼宫，阴谋窃国的野心。因为袁世凯在接见南下和谈代表时，曾信誓旦旦地表示拥护君主立宪，以为袁世凯是真心拥护君主立宪，甘心作内阁总理。不明真相的严复误以为唐绍仪在和谈中主张共和，实质上出卖了袁世凯，故回京后对袁世凯说：“唐绍仪非议和也，乃往献江山耳。”
南北议和结束后，袁世凯耍弄各种手腕逼迫清室退位。
1912年2月
2月12日，清宣统皇帝漙仪正式下诏逊位，授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2月13日，因袁世凯逼迫清室退位，作为交换条件，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
2月15日，在南京的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2月18日，今天是壬子年春节，严复写有《民国初建，政府未立，严子乃为此诗》诗一首：“鐙影回疏檽，风声过檐隙。美人期不来，乌啼蜃窗白。”
从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到1912年2月，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100多天的时间里，严复最重要的社会政治活动，就是作为“和谈代表”到武汉参加南北和谈。在“南北和谈中”也只做了一件事：在武汉利用自已与黎元洪的师生关系，为“和谈”打前阵。在开始“和谈”的前一天，到武昌青山织呢厂会见了黎元洪，并与革命党人中有名望者约30余人，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的会谈，了解到革命党人想法。尔后，“和谈”改到上海举行，严复到上海后，由于“和谈”仅“十一个代表到会，其中只有两个重要人物”，并没有让“各省代表”参会，严复就先行回到了北京。严复参与“南北和谈”，从1911年12月9日由北京乘火车去汉口，到12月26日离沪返京，也只有半个月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