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范式：以人为本，人才治国治天下

 

孔子的思想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承继华夏历史中的人文精神，开启了华夏思想文化的新格局。孔子思想中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才主义，推动了当时华夏体系思想和文化的活跃，补充了道家思想，启发了墨家、法家等流派，在百家争鸣中开启了思想文化合一的进程，是后来秦在政治上一统华夏的文化先声。

 

孔子范式的核心概念归结于一个字，就是“人”，他的思想是“仁道”(人道)，其基本思想和结论，就是以人为本，以人治国，从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才主义出发治国平天下。国家政治和国家间政治，其实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与人的关系。

 

孔子范式的思维逻辑，是以人为处理一切问题的中心和焦点。天下是人的天下，国家是人的国家，所以，天下以人为本，人性是相通、相近的，是没有国界的，人与人可以通过教化相互沟通。治天下必先治国家，治国家只有行仁政，以爱民为本，施行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道德，以此治国，就能得民心，得民心就能受到百姓拥护。国内行仁政，就能治理天下，而仁义施于天下，同样可以得到天下民心，产生巨大吸引力，近者悦，远者来，就会得到天下百姓的拥护。因此，最好的治国平天下的方式，就是以人为本，得民心。有人才才能治国，有人才才能应对各种困难的国际国内政治局势，有人才才能争取天下民心。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实行仁道的前提是要有一大批道德修养素质高并有作为的君子。

 

孔子人文社会政治思想中的精华包括五个方面。

 

人文精神。钱穆先生说：“孔子是一位人文主义者。”⑤“孔子学说，从根本到枝叶，都以‘人’为其最高、最后和最直接的对象与目的，为发扬人性、发挥人力、拥护人权、培养人格，可称之为人文主义。”⑥

 

人文区别于自然，有人伦之意;区别于神理，有精神教化之义;区别于质朴、野蛮，有文明、文雅之义。所谓人文，标志着人类文明时代与野蛮时代的区别，标志着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张扬。孔子的人文主义有三个维度，一是相对于神性，二是相对于理性，三是相对于物性。

 

人不是神、上帝的造物，而是一种独立存在，不依附于任何超人的存在。孔子从人的直观品格出发，从人的道德出发，来规定人的本质属性。天地万事万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故“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言天地之间没有比人更伟大的(《礼记·祭义》)。荀子也指出，人“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这些观念引导华夏民族走入一个以人性、人的现世生活，以及人的价值观念为核心的精神世界。

 

人性不分善恶。“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人的本性是相近的，由于习染不同才相互有了差别。“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虽然孔子主张人行善、从善、扬善，但这个善是与人后来的教化关联在一起的，并非人生而有之的本性。孔子的人性近乎欲望，欲望才是人生而有之的东西，欲望本身无善无恶，人放纵欲望就会成恶，人节制欲望使之符合中道就可成善。合乎道则为善，不合乎道则为恶。

 

孔子的人文精神主张人的自然性与人的理性的统一。人不仅是有理性的动物，而且是有情有义的生命体。人之所以为人，不仅表现在人有理性，过理性生活，而且这种理性也与自然生活融为一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礼记·礼运》)。“大欲”者，即人之生存与生理的需要;“大恶”者，即对人之生存与生理的需要的否定。满足人之“大欲”，禁忌人之“大恶”，是人之生存与生理需要的一体两面，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是理性的，也是物质的。生存与生理的需要是人的第一需要，没有它，连人都不存在了，人又何以为人?

 

把人之道讲到极致的，除了孔子没有第二人，故钱穆指出：“孔子思想，不离人文。既不要先建立一个玄远的信仰，也不要演绎成一番幽深的思辨，只在日常人生之亲切处见玄远，只在日常人生之平实中见高深。更易见得孔子思想只是在人文本位上一条平易的中道，而其宏大高深，则又远在各家思想之上。”⑦

 

孔子的人本—民本主义。孔子的人本主义是指国家和人类社会以人为本，本着人是一切事情根本出发点、归结点来处理一切社会问题，而不是以神明、上天、天子、君主、资本、权力、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首先，人为治国之本。人是政治人，针对人的各种政治关系，人本主义要回答人何以治国?人本主义首先是民本主义。《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已经有“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内容，《尚书·泰誓中》又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是中国民本主义的最早表现。孔子的仁学最根本的本质要求就是爱人，首先要求统治者对民众要有仁爱之心。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人口众多)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庶、富、教”构成了孔子的民本主义的基本内容。“庶”就是指百姓“人口众多、人丁兴旺”，表明民众是构成一个国家的基础;“富”就是增加财富，经济富裕，百姓富裕，指国家应当把富民作为治国的基本内容;“教”就是对民众施之以教化，提高民众的精神素质。

 

孔子倡导的政治中的“尊重五种美德”，基本内容就是要尊民、爱民、惠民、济民。五种政治美德分别是：“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惠而不费”就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让百姓们去做对他们有利的事，这样即对百姓有利又不用国家增加更多的费用;同时，选择可以让百姓劳作的时间和事情让百姓去做，也不会产生怨恨。“五美四恶”的政治主张包含有丰富的“民本”思想(《论语·尧曰》)。

 

孔子认为，一个统治者的最高境界，就是要广施于民而能济众，“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孔子认为一个人能给老百姓很多好处又能周济大众，岂止是仁人，简直是圣人，连尧、舜尚且难以做到。

 

第二，人为社会之本。孔子看到了物、利、富、贵对人的生活的重要性。但是，在孔子看来，所有这些东西，都不能凌驾于人之上。“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就是说，人类社会不能以利为本，以富为本，不应该是利本主义(在现在就是资本主义)。人类社会的根本只能是人，不是别的，不是资本主义，不能让以追逐利益为目的的资本成为人的统治力量，资本主义似乎在提倡人本主义，这只是形而下的，形而上的东西是资本高于一切。资本压倒人本。这个资本，也是物本主义，一切向钱看，就是一切向物看，追求的都是物质利益，把房、车、衣、食看得高于一切，但在孔子看来，人首先是人，人是要有精神的，人是应该有德行的，没有德行，虽富于我如浮云。

 

人类社会也不能以贵为本，不能是贵本主义，不能是官本主义、权贵主义，人不能成为官的奴隶，不能成为官欲的奴隶，做不做官，不是衡量人的标准。是不是有道有德行的君子，才是孔子追求的。这一点上，孔子的思想与庄子的思想接近。孙叔敖是孔子和庄子共同尊崇的贤人，曾经贵为楚国的令尹(宰相)，他“三为令尹而不荣华，三去之而无忧色”，人问他为何能这样坦然轻松欢畅，孙叔敖回答说：我认为官职俸禄之得失非我所有，失去了而无忧愁之色而已。我哪有什么过人之处啊!况且不知荣华显贵是在于令尹呢，还是在我自身?如果是在于令尹，则于我无涉;如果在我自身，则于令尹无涉(《庄子·田子方》)。

 

孔子的人本主义，以人的道德修养为途径，要达到的目标是一个更完善、更有道德感、更加有人性的人。这个人，是通过人的努力可以达致的。故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

 

孔子以道事人的人道主义。孔子之道是人道，孔子的仁学是人道主义。“儒家始终是一个重视和突出人道的学派，所谓人道，其实就是体现在人与人关系中的道理秩序。”⑧这个人道，当然涉及君臣、父子、夫妇关系，但不是后来被专制制度化了的三纲五常，而是从人之为人的基点提出来的为人之道，即以道事人。

 

孔子的人道主义是指本着人之为人的本义，来处理人对人的因应之道。人是社会中的人，人一生下来就处在社会关系的网络中，每个人都要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夫妻朋友，领导与被领导(君臣、上下级)，本国人与外国人，同事，亲威……，孔子的人道主义就是要回答人何以对人的问题，提出人和人相处的因应之道。

 

第一，人之为人的自我修养之道。人之为人，就在于人有尊严，有人格，有气质，有精神，有宽容心，有同情心。孔子的思想中有大量的内容涉及如何成为一个有人格、有尊严、有气质、有精神的君子。人都是要追求富贵的，但君子应当以合乎理性的道义去实现它。所以，真正的君子不以追求富贵为目标，而以在简朴的物质生活中实现道义的理想为目标和快乐。孔子之学就是君子之学，君子之学以仁义礼智信忠孝勇廉耻等伦理为行为之依归。

 

第二，君臣、上下、领导与被领导之道。“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但可以犯颜直谏)’”(《论语·宪问》)，“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论语·季氏》)。这里我们看到孔子提出的君臣上下之道，与后来儒家倡导的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相去何远!臣对君、下级对上级的基本关系，是建立在相互的道德约束基础上的，只有君仁臣才能忠，只有君守道臣才能尽力，以道事君，犯颜直谏，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具有相对平等的关系。

 

第三，为政之足食足兵足信之道。食、兵、信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要素。“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期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就是指经济，没有经济解决不了民众的基本生存问题，这是指国内的生存;足兵，就是发展强大的国防力量，没有兵无以自卫，无以御敌，国家在一个战争不断的环境中也无法生存，所以足兵是满足国家的外部生存的需要;足信，是针对足食和足兵这两个物质需要而讲的，是指国家立国、生存和发展的精神追求，是国家的软实力。对于君子来说，守信是一个国家对内和对外的基本原则：对内无信，则民众无法治理;对外无信，则无法立足于国际社会，内外皆失，一个国家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孔子之学的最大弊端在于过于强调足信，而对如何足兵足食没有系统的理论，所以不能成为富国强兵之学。孔子的学说只教人建设一个好世界，但不知如何面对一个坏世界。不把自己的东西强加于人当然好，但如果别人要强加于你，该当如何?

 

第四，为政之“寡均之道”。“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孔子认为，对于诸侯和大夫，不怕贫穷，而怕财富不均;不怕人口少，而怕不安定。由于财富均了，也就没有所谓贫穷;大家和睦，就不会感到人少;安定了，也就没有倾覆的危险了。如果做不到平衡贫富差距，反而加剧这个差距，就会引起国内的动乱。这与老子的抑举损补之道有共同点。

 

第五，为政之“义利之道”。人都有一个求富求贵的需要，孔子提出应“见利思义”(《论语·子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明确提出了义利问题。义，就是指本着做人的道德行事，利就是指具体的利益(声名利禄等)。这段话通常被人们理解为孔子只要义，不讲利，或者要人们重义轻利，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只要合乎于道，富贵就可以去追求;不合乎于道，富贵就不能去追求。孔子不是不要利，而是非常在乎利，重视利，但是否要利、得利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合乎义的要求，就是说，要看利的正当性。君子可以为义而舍利，但如果义利兼得，又何乐而不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这反映了孔子的义利观，也是政治哲学的正当性原则。以往的孔子研究中往往忽略了这一段内容，似乎孔子主张人们只要仁、义，不要利、欲。事实上并非如此。任何人都不会甘愿过贫穷困顿、流离失所的生活，都希望得到富贵安逸。但这必须通过正当的手段和途径去获取，否则宁守清贫而不去享受富贵。

 

第六，为政之民生之道。人之所以为人，就必须有尊严的生活，而人的尊严是通过解决人的基本生存问题(即民生问题)得到实现的。在《礼记·礼运篇》描述的大同世界中，孔子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设想：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中，“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关于养老恤孤制度，儒家经典《礼记·王制》保留了上古“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的分级养老制，以及行养老礼的礼俗与制度。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礼记·王制》指出：“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皆有常饩。”“常饩”，即经常性的粮食救济。又说：“喑、聋、跛、躃、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对于聋、哑及肢体有残疾、障碍的人则有供养制度，即由工匠用自己的技能获得的收入供养他们。又曰：“庶人耆老不徒食”，即不能只有饭而无菜肴。又曰：“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即通过教化，形成风气，引导人民孝敬长上，帮助贫困者。

 

孔子的君子—人才主义。在孔子的仁学中，教育处于核心地位，他要回答的是人如何才能成才，成为一个对社会、对国家、对家庭有用的人，一个对人类有贡献的人。为此，孔子倡导君子精神，主张人都应通过修身养性成为有德行的君子，而君子应当为士，应当从政，应当在政治生活中贯彻仁者爱人的仁道精神，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这实际上是一种精英治国的思想。

 

《论语》的目的，就是要将学而知之和困而学之的人都改造为有德行有抱负有作为的君子。仁学就是“君子学”。君子就是仁人，君子就是国家的治国之才，国有君子而治，国无君子则亡。人才主义就是君子主义。仁学的基本取向就是要培养有修养有志向的君子和人才，在政就是政治精英，在野即为各界精英。君子是孔子仁道的最终实现者。他的人文、人本、人道主义，都要通过君子才能实现。因此，孔子认为，一个国家政治的关键就在于选择人才，在于培养君子，在于选择精英，把那些正直的人提到公职上去，是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把正直无私的人提拔起来，把邪恶不正的人置于一旁，老百姓就会服从了;把邪恶不正的人提拔起来，把正直无私的人置于一旁，老百姓就不会服从统治了。又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中庸第二十》)，这里的人，就是君子，就是君子中的贤人。

 

孔子的忠恕中庸思想。孔子思想中的忠恕强调为人做事要推己及人，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第四》)“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十五》)。我不喜欢的，别人也可能不喜欢，所以最好不要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推广到别人身上，这是消极的推己及人。积极的推己及人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忠恕就是以仁爱和包容之心对人做事。

 

中庸就是中和、适度、无过无不及。中庸就是调和折衷，中庸就是不走极端。中庸是简单明白易行的，表现在许多平凡的事情中，哪怕他只是一介凡夫也不难理解中庸的道理。钱穆先生曾言，孔子与西方思想家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思想的“调和”。孔子思想是情感与知识的调和，是现在与未来两个世界的调和，是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调和，这正是孔子思想伟大之处。⑨

 

但中庸又是时中，是权变，是复杂的。何为适度?何为时中?何为适当?需要人在变化的情况下把握过、不及、度等，任何事物都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答案，即孔子所言“无可无不可”，所以，君子应该善于从变化中把握中的本质，时中就是处理矛盾处理问题时，在知时达变中，在知权达变中，把握中的本质，这是中庸思想中的精华，是中庸的高级形式，又是大多数人都做不到的，哪怕是孔子本人也并不是时时行中庸。

 

孔子倡导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才主义和忠恕中庸思想，奠定了中华民族的人文社会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念，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的人文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孔子是开始把古代贵族宗庙里的知识，来变换成人类社会共有共享的学术事业的第一人。”⑩尤其是孔子倡导的教育为先、君子—人才治国的思想，具有很强的普世性。几乎所有大国的兴起、崛起与成功，都与人才的兴衰有重大关联，都是因人才被重用和人才相聚而兴，也因人才或亡或去而败。大国的崛起，首先是人才的崛起;大国的争战，首先是人才的争夺战。谁有优秀人才，谁能重用人才，谁能接受这些优秀人才的计谋，谁就在国家间政治的竞争中占优势。而民本主义对中国政治的发展则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