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对日本的影响至为深远，这一点无需赘言。由于日本与中国和（东南亚）同属于东亚这一天然的地缘连续体，两千年来日本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整合一直无中断地进行着。16世纪后，经济文化整合的速度加快，20世纪最后三十年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度。中日关系上的一个不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没有历史上中国文化和经济对日本的长期启蒙和带动作用，日本决不可能在明治维新后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实现现代化。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没有20世纪在东亚率先现代化的日本在经济、技术、管理理念方面的带动作用，1980年代后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决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实现经济飞跃，如此迅速地提高综合国力。没有这种带头作用，中国“崛起”的道路将会更加漫长。在较小程度上，近明治维新以降的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了类似经济、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影响。
　　　　除了近代以前日本对中国也产生过技术和文化上的影响外，清末民初日本在中国的现代转型中也发挥了西方人决不可能发挥的独一无二的作用。这方面的情况学术界很清楚，但在中国媒体上和文艺作品中却一直是一个盲点，故有必要引起各方面的注意。首先，甲午战争以后，战败的清政府被迫放下“”架子，开始全面实行“改革开放”，向外部世界学习成为当务之急，而大量向西方派遣留学生，所需费用太高，所花时间也太长，故而向“同文同种”、近在咫尺的日本派遣留学生，成为必然的选择。日本政府方面当时也采取了积极鼓励的政策。结果是，清末民初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赴日本留学。他们大部分人学有所成，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也成为中日两国联系的纽带；其中一些人更对现代中国革命进程和文化建设产生了极大影响，例如陈独秀、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等。尽管日本军国主义分子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37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但是，“不少日本人坚决反对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有的参加反战同盟，同中国人民一道进行反法西斯战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流血牺牲。更多人对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给予了深切同情和支持，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孙中山与宫崎寅藏、李汉俊与河上肇、鲁迅与藤野，就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相处的典范”。但中日两国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之间结下深厚友谊仅仅是源远流长、规模宏大的中日交流的一个方面。尽管中日正常交往在冷战期间一度中断，但自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间的人员互访从1970年代初每年9000人次猛增到2003年的350万人次。目前，“每天有近1万人往返于中日两国之间”。
　　　　其次， 在欧盟经济一体化已经达到极高的程度，北美自由贸易区已经正式运作的情况下，日本成为发达国家中唯一的一个没有经济集团依托的国家，因而最近二三十年来，它一直在努力加强与中国和东亚国家的合作，以提高其经济竞争力。“80年代中期，东亚在日本进口中所占比重为20.8%，美国为16.5%，1993年同一指标为31.8%和22.9%，1996年则为37.4%和22.7。”同一时期，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出口迅猛增长，在日本市场上所占份额越来越大。“1988年，二者分别在日本进口中占有0.1%和8.6%，1996年则为11.6%14.1”。1997-1998年金融危机以后，日本更为深切地意识到与东亚各国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特殊关系，于是与东亚国家发展了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因而可以说，日本与中国和东南亚经济目前已然融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实质意义上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已然存在，今后东亚各国所需要做的就是给它一个正式的名份。这种格局不仅是由地缘一体性决定的，也是由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世界大趋势决定的。及至2003年，“日本连续11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则连续8年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1996年，日本对中国进出口总额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占日本进出口总额的8.2%。2002年底，“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已达到363.4亿美元，占中国利用外资总额的8.11%，从而使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外来投资者”。同样在2002年，“中国产品首次成为日本进口产品中占比例最大的，占日本进口总额的18.3%，超过美国产品”。至2004年底，日本与中国（包括香港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150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对美国的贸易总额（约为1988亿美元）；日本从中国的进口总额也达到约990亿美元，“中国取代美国，首次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再次，仅1979至2000年，作为一种有特殊历史和政治背景的合作性的资金安排，日本向中国提供了25849亿日元的低息长期贷款，日本输出入银行向中国提供了17000亿日元的能源开发贷款。事实上，1979年以来，日本一直是最大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提供国，1981年至1997年无偿援华金额约1010日元，在接受日本援助的国家中，中国始终居第一、二位； “六•四”风波以后，在所有发达国家的领导人中，日本首相率先访华，帮助中国打破西方的封锁，推动解除西方对中国的制裁。在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和后来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上，日本政府也一贯立场鲜明地支持中国。还应当看到，1998年江泽民访问日本时，在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日本比先前更为明确地承认了战争责任：“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对中国人民带来重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尽管这并不表明日本已就其战争责任正式向中国人民道歉，但毕竟意味着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有了值得肯定的进步。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清楚地看到，目前中国虽尚不是美国、日本那样的经济强国，但中国的经济规模也并非按美元汇率计算的那样，仅仅位列世界第六。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中国学者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所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是指１美元对于国内的GNP或GDP具有与美国美元对美国的GNP或GDP相同的购买力”），中国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在2000年便已位居世界第二，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至2025年左右，便会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即使目前中国人均GDP仍然远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是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良好人力资本和社会文化基础，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和强劲势头，只要不发生重大意外，21世纪中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应是顺理成章之事；而随着经济水平的急剧提升，中国社会、科学、技术、文化水平也将获得巨大的提升。这意味着，中国将对世界产生比先前深远得多的影响。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一度衰落的中国正经历着一种重大的、历史性的角色转换。故而不难得出这一结论，在可见的将来，中国来将扮演一个新的角色，一个比过去一百多年中重要得多的区域乃至全球角色。这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强加在它头上的角色将有本质的区别。对此，中国人从现在起就得做好心理准备。
　　　　就东亚共同体里的中日关系而言，做好扮演新角色的心理准备意味着，在当前乃至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中国在国际关系和战略上应当积极调整心态，抛弃先前那种情绪化的受害者心理，在诸多经济、政治甚至历史问题采取一种更为理性的态度和更有远见的认知，不要让历史积怨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这意味着，中国应当有足够的自信，应当使用一切手段，利用一切资源，抓住一切机会，主动创造机会，对日本展开新形势下的“统战”，以抵消美日同盟的负面效应，使自己在中日关系问题、南海问题、台海问题（如果连台湾这种纯属内政的问题也得不到圆满解决，还讲什么“崛起”，更为广阔的国际空间就更无从谈起了）和其他重大国际问题上处于更主动的地位。有了这一目标，中国不仅应进一步积极推动中日经济合作，以便在东亚的进一步整合乃至一体化进程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而且从政府到媒体、从知识界到一般民众都应大幅度调整对日本和日本人的认知，以涵养一种更理性的态度，这样就能在未来的中日关系中表现得更加从容不迫，表现得更为有理、有利、有节。
　　　　中国应清醒地意识到，从长远看，日本相对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对世界的影响力不是在上升，而是在下降，甚至在迅速下降（日本经济连续多年徘徊不前，日本人口也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而且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也很快）；五十年后，不说日本将再次回到16世纪以前的相对位置，至少对中国将明显处于劣势。而一旦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超过日本（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购买力平价的统计，中国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在2000年便已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就能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从容，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和现实龃龉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淡化，甚至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对并非极右派的日本一般民众可以采取一种更为灵活的方针政策，可以用一种积极的态度“统战”他们，以平息他们当中诸如“日本要道歉至何时”一类的抱怨。这也意味着，在特定情况下，“历史问题”没有必要过于频繁地上镜（“上镜率”过高，“容易引起一些负面效应”，从根本上并非有利于中国），即便有必要重新提及，也应精心选择措辞，挑选时机，控制频度。事实上，尽管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反省并未达到令遭受过侵略国家满意的程度，但它的确已多次表示过“深刻反省”。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士在表达日本的“反省”时，甚至明确（尽管不是专门针对中国）使用过“道歉”一词：“我国因错误的国策，进行殖民地统治和侵略。特别是给亚洲国家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对此表示深刻反省，由衷地表示道歉。”2005年4月22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朗再次对日本过去对亚洲国家进行的殖民侵略和统治表示“反省和道歉”尽管这种表态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意味（2005年，被右翼势力把持的日本一方面与印度、德国、巴西一道紧锣密鼓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另一方面又在东海油田、钓鱼岛和竹岛问题上对中韩进行一系列可谓非理性挑衅活动，引发了中韩大规模群众抗议示威活动；“谋常”中的日本的再次“道歉”，显然与中韩的压力有关）。
　　　　从以上讨论不难得出这一认知，即中国人不应感情用事，中国媒体和文艺作品中存在的一味丑化日本和日本人的倾向应当加以纠正，这样，我们就能获得一种立体而非平面、客观而非简单化的日本和日本人形象。唯如此，才能做到像法国和德国那样，为了统一的欧洲这一个更大目标抛弃前嫌，彻底和好，让历史积怨让位于国家的根本利益，从而推动未来东亚整合进程的进一步深入，使酝酿中的东亚共同体顺利诞生，富于成效地运转，逐渐走向成熟。唯如此，才能涵养成一种从更高的着眼点和更宽广的视野来认知和处理国际问题的习惯，才能在未来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乃至在所有重大问题上获得更大的国际空间，才能表现得雍容大度、游刃有余。反过来讲，如果中日两国继续深陷历史积怨的泥淖中难以自拔，这不啻是自己剥夺自己的国际空间，不仅是中日两国的悲哀，更是东亚整合进程的悲哀，也就是整个东亚乃至世界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