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安康城中的旧街巷（二）
周邦基
水井道道儿
自大北街北端的“纱帽石口”向南行约百步，街西有一岔道可以通往道院巷和北马道两街巷，名叫“水井道道儿”。道，即道路。《辞源》解释为“供众人通行的土地。”将“道”重复作为叠词，并将词尾“道”同前一“道”连成一个卷舌音，儿化语读作“道道儿”为方言用语，表示此处道路不俱有街或巷的社会基本功能，仅为一处行人通道。“水井道道儿”是因此道路里边有一口水井而得名。
其实，这条道路在早先叫“铜匠铺道道儿”，因里边住有一专门从事生、熟铜器铸锻制造的“铜匠铺”而得名。此“铜匠铺”为一张姓人家所开，世代相传，手艺高超。无论儿童饰物、家俱配件、生活用品、祭祀器物等无所不能，清代是其鼎盛期，提及“张家铜匠铺”境内沿汉水各集镇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后来随着国外“洋瓷”（今已为搪瓷）的进入及玻璃制品的流行，它们便成了许多铜制日常器俱的替代品，至民国后期其生意即逐渐落入低潮。到了“砸锅炼钢”及“清收铜器俱”的时期，此“铜匠铺”遂彻底改行而成了“补锅匠”，“铜匠铺”的兴衰或曰变迁，亦正是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
“铜匠铺道道儿”被演变而成为“水井道道儿”是民国三十年（1941）以后的事情。也就是与此“道道儿”相毗邻的南边不远处有一个“荷花池”洗澡堂，后半部分与张姓也与此道子相邻。1940年日本轰炸安康前，该澡堂子是靠租用北马道一李姓人家的水井来解决用水问题的。日本轰炸后，因李姓人家要求提高租金，而“荷花池”觉得不划算，遂与张姓相商，在该道道儿与道院巷和去北马道的交汇处另打水井一口，满足并彻底解决了“荷花池”澡堂的用水问题。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姓铜匠铺的变迁以及道子内住户的增多，“水井道道儿”也就约定俗成地被叫出了名。
小北街
小北街的原名本叫宝丰街。宝，珍贵之物。《吕氏春秋·异宝》云：“子以玉为宝，我以不受为宝。”在佛、道两教中则均指神奇之物为宝，如法宝。这里指的是银钱食货为宝。银钱者，如银锭叫元宝，钱币叫通宝；食货者，语出《尚书·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后为经济财物的总称。《墨子·七患》有言：“食者国之宝也。”街以“宝丰”谓之，寓义财物充实也。
早先，街的北尽头被城墙挡住了去路，直到清康熙五年（1666）时，才在此段城墙间开了一处城门，并命名曰“临川门”（后亦俗称为小北门）。此城门的开啟，不仅为与之相邻的“通津门”外码头上的货物中转开辟了一条运输通道，也使得宝丰街于交通地利方面受益匪浅。但由于此街与大北街相比较毕竟要窄狭许多，许多人大约也是为了攀附得通津之便的大北街，在商贸活动中的繁荣与兴盛的境况。于是便与“大”相对而称其为“小”，“小北街”也就因此而相沿成俗流传至今。
其实这条街自有其鲜明的个性特点，大可不必扬短避长与“大北街”去“接轨”而另言“小北街”。行走其间，街中之房多为今天所见“顾氏民居”那样的，高墙厚壁式的几近半封闭的深宅大院。而此类结构的街房与大北街的木板提门相比较，会让你读出另类的商贸繁荣与兴盛。即此街的商户多为利用汉水通津之便，进行山货土特产的长途贩运。旧时称此种经营方式为“走长水”或者又叫“做关门生意”。行者为商，坐者为贾。是大、小北街中从事商贸活动的根本性区别。故落脚于小北街上除了做水路生意外，从事其他项目的经营便多为服务业。较有名气的是“凌义昌”、“德泰丰”两家中药铺；私立“大华医院”和挪威传教士所开设的福音堂“信义医院”。
此街也有安康的历史之最。民国伊始，“哈德门”香烟进入安康市场，这也是安康人见到“纸烟”之始。其广告宣传人员即下榻于此间“二房”的“周同顺客栈”。他们装扮成马戏丑角的模样，一手托着用盘子摆放着的香烟，一手摇着铜铃“叮当”作响，在大街小巷间招摇过市，向行人奉送的同时，亦点火请吸。由于香烟是英商在上海始卖的，故当时在安康亦有“顺口溜”云：“纸捲香烟广即时，少年初买口含之；泸商多学洋人款，知己相逢送一支。”这也许是安康人至今所流传的“烟酒不分家”的历史根源。
在历史的记忆中，这条街道不仅记下了由地方名士
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思量宝丰街与小北街的名称之变，是否可以这样说：舍己之长的某些“接轨”，并不见得怎么高明。
土地楼巷
小北街内也有个十字路口，土地楼巷就在此十字的东边，与西向的纱帽石（街）相对，在其入口处的路道中间本有一土地庙。由于该庙的建筑格局是一间木结构的列架瓦楼房，底层为交通通道，上边一层方为祠宇，供奉着本方的社神“土地爷儿”与“土地婆儿”。故街巷之名称也就因此而被呼为“土地楼”。今名“土地楼巷”，与对面在“纱帽石”后加“街”一样，“巷”字是近些年被“添”上去的。
自小北街东行，穿过此祠宇之后，在其南侧有青砖砌就的梯状踏步可上楼。尽管，旧时的中国老百姓，大都以为土地之神能医疗众病，能鞭笞百鬼。但又因该“土地神”所处的位置或曰“级别”，远不及附近如堰塘巷的那方“土地神”四时皆有致祭者奉香、蜡、纸、表、龙凤鞭（龙凤鞭，即鞭炮）。《管子·五行》有言：“治祀之下，以观地位。”旧题唐房玄龄的注解为：“理于祭祀之时，于其所祭之下，观知地位之尊卑也。”因而此处只是在每年的腊月三十夜半，方可享得些许香火。故有人撰联戏曰：“婆婆问谁在放炮；爷爷答又要过年”。
此土地楼香火不旺，街巷不阔也不长，住家户亦不甚多。但却是民国年间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张飞生的公馆所在地；《民知时报》董事长，倡导兴建“兴安图书馆”、安康中学“树人楼”、“博化室”，两任安康商会会长的地方贤达名士顾元伯的宅弟亦在其间。如此藏龙卧虎之地岂不正应了《陋室铭》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至理名言。
兴隆巷
自土地楼十字向南行不多远，有一东西走向的巷子叫“兴隆巷”，兴隆者，寓义昌盛也。三国蜀相诸葛亮《出师表》即有：“亲贤臣，远小人，此先帝所以兴隆也”。然而兴隆巷原先的名子却很俗，叫“吴家巷”。究其源是因巷子里住有一吴姓的大户人家故名。而此言吴姓人家之“大”，除了说其在此巷中是个大家族外，主要还是指其事业大，所占地盘大。说吴姓之事业，有做水路生意的，有干职员的，有开染房的，兼或也有吃地课的；言吴氏之地盘，自巷子口的南侧临小北街街面房入巷内一半，然后向北又有一院房产皆为吴氏所有，且最初尚未有其他异姓人家居住。可见以“吴家巷”称之，倒也名不虚传。
以姓氏言巷名是安康城中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且大都或因某姓人家在某巷中居住的时间最早，或因巷内所住的某姓人家最多，或因某姓人家在某一带名声较大。如就在其所处的小北街之内，北行还有“姚家巷”，南行又有“田家巷”，即使是在其“吴家巷”的东出口，仍然是一条以姓氏得名的巷子，曰“暴家巷”。这也许是安康的一种“俗文化”现象。
其实，此巷中的吴姓人家并不俗，他们深知《尚书·大禹谟》中“满招损，谦受益”的深刻道理，而不愿以己之姓氏用来冠邻里之尊。于是有吴公讳卿芳者，在己之悬挂于巷口的“万隆兴”号的染房招牌下，裁“万”并将“隆兴”二字颠倒，另写“兴隆巷”以避张狂、显摆之嫌，于是流传至今。
如今的“兴隆巷”，早已非吴姓一家所独居，尤其是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初，政府为解决当年河街一带的受灾群众的住房问题，在此巷内的空地上修建了一处民房区。此亦可见当年吴姓人家的“君子进德修业”的谦恭礼让的风度。
东大街
现今的东大街是由早先的“朝阳街”与“承宣街”合二为一组成的，启用的时间当在公元1913年裁府留县以后。新中国之初，随着新的地方政府的建立，为欢呼胜利，将此街更名为“新胜街”。县政府从此街迁出后，遂又恢复为东大街。
“朝阳街”在“小什字”以东至“仁寿门”间（俗亦称老东门）。此东门在明万历十一年（1583）大水圮城前曰“朝阳门”，故有此街名。“朝阳”，读音有二。在此当读“朝（zhāo）阳”。《诗·大雅·卷阿》：“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尔雅·释山》：“西曰夕阳，东曰朝阳”。故“朝”为东，为早晨，与“西”、“夕”相对。唐柳宗元《
“承宣街”在“小什字”以西至“大什字”间。《兴安州志·城池志》载：“在州治前，东有承流坊，西有宣化坊，故名。”州治，即兴安州署所在地。而承宣一语本身就有承奉宣扬之意义。《汉书》八一《匡衡传》衡上疏：“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又由于“辛亥革命”前的兴安府署亦设于此街之中，故民间又将今“当铺巷”北出口一带的街区称之为“府门”。至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先后有民国二年（1913）裁府留县后的县署，二十五年（1936）陕西省在安康所设的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新中国时期的安康县人民委员会（政府）、安康专区行政公署，以及中共安康地委均先后设立于此间。
昔日的东大街不仅是安康的政治中心，在商业贸易方面也丝毫不逊色于得通津之便的大北街。有驰名中外的“协盛瑞”、“张协丰”、“杨庆和”、“公兴大”等大药号以及“田梓辉中药店”和“
抗战之初的1939年，上海人王万云为躲避战乱来到安康（新修的县志和市志均言其为西安人，且将当事人“王万云”写作“王万银”），即在此街的小什字东南角，首开具有现代意识的“紫罗兰”理发店。坐位用可以伸缩平躺的铁制转椅，并采用铁钳烫（头）、木炭火吹（风）等新工艺土办法，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其夜间用汽灯照明之举，使得当时的安康人大开了眼界，以致后来为满足许多因婚丧娶嫁要“过大事”的人家的需求，又使得该王师傅兼营起了出租汽灯的生意。
旧时安康对外贸易的主打产品是山货土特产和国药业，此街内有一专“走长水”经营的大商号叫“復盛兴”，该号的三老板
当铺巷
当铺巷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小巷，南边的出入口在古楼西街，巷内人家多居住于此南端一带；北边自东大街入内仅为一处行人通道，行约一半处再向东，又有一岔道为旧“黉学巷”可通往古楼街。
当铺，是旧时典质衣或物的铺子，即专门从事用物作为抵押品，估价后向借贷人出放资金的机构，又称典当业。唐白居易《长庆集》七一《逢泳老身示诸家属》诗：“走笔还诗债，抽衣当药钱。”《红楼梦》第八十一回：“有一所房子，卖给斜对过当铺里。”安康城中自清乾隆初年就有了此行业，分“官当”与“私当”两种。因“官当”设于此巷内，故由此而得名为“当铺巷”。
所谓“官当”，其实是由私人集资，经官府核照并拨付部分款项，以存息的方式进行运作，谓之“义便民质”。在“钱庄”之类的金融业尚未形成时，亦为官府存放地方政府资金的经济机构。而“私当”又谓之“押号铺”，《红楼梦》第七十二回：“叫平儿把我那个金项圈拿出去，暂且押四百两银子。”其规模、资本均小于“官当”，而且对所当物品的要求也不是那么严格，凡配不上“官当”柜台的都可以收，当价往往是当品一成的价格，而且是过手起息，月息也较重，当期仅为半年。
官当的当期为三十二个月，即当入一件物品，在三十二个月内可以赎取，过期不赎谓之“死当”。死当物品由当铺估价出售时，比同类物品的市场价格便宜，当铺也因此获利甚丰。另外，在死当前一个月若无力赎取时，可将三十一个月的利息先付清，这样便能再延长三十个月的期限。
当铺中不论官当还是私当的经理人，都具有一定的鉴赏能力和丰富的社会阅历。上至古玩字画、贵重器皿等文物；下至日用衣物、生活用品都能够一一鉴别，并能对其性强、品种、产地、年代等了如指掌，否则很难评估出当品的价值。
写“当票”也是一种特殊技术，要有别人模仿不到的技艺，才能杜防伪造。
由于当铺有为人应急的积极作用，所以又令家境贫寒的人，见不得而又离它不得。官当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安康有了“富秦钱局”后就停了，如今，仅留下了“当铺巷”这个巷子的名称。
篦子巷
自“东门”内沿着城墙边北行，为前两节曾提及的“暴家巷”；向南行可通往今古楼东街，是本节所要话及的“篦子巷”。篦子，齿很密的梳头用具，把它作为巷子的名称来用，是人们对“毘子”的误读，继而又想象讹传的结果。毘（pí），也作“毗”，联接的意思，如毗连、毗邻。子，老师。南朝·梁·皇侃《义疏》：“子是有德之称，古者称师为子也。”如“子曰”，义即为老师说。亦可作为对男子的尊称，如称孔子、墨子、老子、季文子等。《谷梁传》宣十年：“其曰子，尊之也。”晋范宁注曰：“子者，人之贵称。”故将读书之人亦谓之“学子”。毘子，与学校（老师、学生）毘连、毘邻也。今将“毘子”作“篦子”，意思截然相反，更缺乏文化内涵。
早先，这一带原本并不成街巷。自“东门”内顺着城墙南行，仅入口处的西侧住有几户人家和一“清真古寺”，再向南边走是“府城隍”等七个道家的庙宇，行人便在这些庙宇的围墙外与城墙间，不足一米的狭窄的过道中行走。整个“巷子”北起东大街，南至今古楼东街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街巷，因而，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名称了。唯有建于民国十二年（1923）的“清真古寺”五层六面光顶体的“邦克楼”（译音），宏伟壮观，可谓是1983年洪水前安康城中的“标志性建筑”。直到民国三十年（1941），随着巷内住户的增添，尤其是在“府城隍”等庙宇中办起了学校（安康县中）后，巷子的北入口处才悬挂了一块书有“毘子巷”三个大字的过街路牌（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末，在拆除“东门”及其城楼的同时，因该路牌的东端无有了悬挂的依附物，故被拆卸下来后就没有再安装了）。
1949年7月，在“牛蹄岭战役”的准备界段，民国陆军第27军军长李正先，将其军部移至“安康县中”并封闭了该巷子的南段（如今能够通向古楼东街的这段路是1983年洪灾后重建拓开的），使得此后的“毘子巷”由北向南只能通至“清真古寺”南侧的另一小巷道拐到今古楼街。后又因此小巷道的大部分路段，都是沿着“清真古寺”的南围墙行走的，故此巷道又被人们称之为“寺道道儿”。此道道儿内原有一“丽泉浴池”，即是面向于抗战时期迁至“安康县中”内的“国立四中”的师生们而开设的。
鼓楼街
鼓楼街本名古楼街。鼓楼，清人顾张思在《土风录》四《鼓楼》中说：“北齐交州（今广西苍梧）剌史李崇，以地多盗，乃村置一鼓，盗发处击鼓为警，四面诸村同时击鼓相应。以后各州相次推行。其建于城隅上者，亦为报时之用。鼓楼街，在“小什字”以南至现在的“清雅斋”饭店间，相传在今鼓楼东、西街与之交汇处，有“一脚踏四门”的“鼓楼”故得有此街名。而《兴安州志》卷二《学校志》却是这么记载的：“文昌阁，在文庙东。下为崇台，街衢四达，上建高阁，下肖文昌像，南面为兴起斯文坊。明万历十七年（1589）知州姚凤翔建。守道李天麟重修。顺治十四年（1657），毁于火，止存台基，今州人呼为鼓楼是也。康熙二十五年（1686）总镇程福亮捐资重修，工未竣，而会程公以致仕去。”由此可见此处并无“鼓楼”，故人们向来皆以“古楼”谓之，如称“古楼小学”、“古楼街”。现作“鼓楼街”，则是最近几年“挖掘”出来的。
其实，此街本名“安康街”。明人鲁得之《安康桥碑记》作“安康路”。因街的最南端有城门曰“安康门”，故有此街名。“安康门”始建于明洪武四年（1371），“安康”为当时的“金州”的古郡县名。今人多谓“安康古称金州”，实在是一场大误会，因为安康要比金州至少早274年。“安康”二字作为吉祥的地名而言，它不仅是一种牵动乡土情怀的称谓，而且还是一种特定文化的象征，并且也是一个地域文化的载体。其历史积淀之厚重，文化内涵之丰富，决非一句简单的“含有‘安宁康泰’之意”所能概括得了的解释。故清陕西巡抚毕沅《兴安升府奏疏》言：“查兴安系古安康郡地，应请即名为安康县。”
三国末，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263），魏诏诸军大举伐蜀，遣征西将军邓艾督大军三万余威逼益州（成都），蜀后主刘禅不战而降。两年后，即公元265年，曹魏大将军晋公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取代魏主曹奂自称武帝，改国号为晋，都洛阳，更年号为泰始。至吴末帝孙皓天纪三年（279），晋武帝司马炎决意伐吴以完成统一大业，遂诏益州刺史王濬修舟舰。次年，王濬自江夏（武昌）以舟师顺流直入建业（今南京），纳孙皓降晋。自此结束了“昔自汉末，四海分崩，三国鼎力”的分裂局面。面对山河一统，西晋王朝认为：“今天下为一，当韬戢干戈”。也就是说应裁减军队，把兵器都收藏起来，并重新调整行政区划，“凡州十九”、“分巴、汉之地为梁”，让百姓修养生息。并重新更元，改年号为“太康”以示庆贺。太，极大。古通“泰”。同时为安置巴、汉一带流民，将曹魏时分汉中另立魏兴郡而隶属之安阳，亦更名为安康。泰康，一国之年号；安康，一县之称谓。一经联系，国泰（康）民安（康）之寓义油然而生。
昔日的“古楼街”宽阔之状与“小北街”一般，其间亦有栈房、染房，漆匠、旋匠等五行八作，却无“小北街”繁荣的商业气息。街中居民多以打铁为生，仅范氏家族所开的“范家铁铺”就有好几处，散落了半条街。街中“王铎”的“回锅牛肉”和“羊肉饼”，是久负盛名的地方名贵小吃。“工未竣”的文昌阁（古楼）崇台上大树参天，枝繁叶茂。每至傍晚，数百老鹰栖其上，乃城中一大景观也。
黉学巷
黉学，古代学校名。黉学巷，顾名思义，就是里中去学校的道路，新、旧二城皆有。新城黉学巷在今府学街与文昌路间，因其巷名至今仍在沿用，故为人们所熟知；旧城黉学巷在今古楼街与当铺巷间，因其名久废，除了当地的老住户外，很少有人知晓此间亦为黉学巷。因此就使得相当多的人，常常用今人的眼光去看待历史。如1989年版《安康县志》将现存于新城的文庙，定位于元代建筑；后又被《安康艺文大观》拿来，在向人们介绍元代金州知州郑均的《重修文庙记》时作为注释，致使影响加深。难怪有朋友在《安康小巷故事》中，将旧城的“黉学史”附会在新城黉学巷。
新城是明万历十一年（1583）后才开始建，且此时的安康已由“金州”更名为“兴安州”。明人伍福《重修儒学碑记》立石于明成化十一年（1477），所言学校建置为金州。元人郑均《金州重修文庙碑记》立石于元至正十年（1350）。何况《兴安州志·学校志》早已记述明确：“文庙，在州治之南崇道街（今古楼西街）”。“儒学，在文庙西。”故《安康文庙沧桑》所言：“安康元代文庙建在旧城，而不是新城”的纠错，无疑是地域文化研究中，用“心”读书的结果。
（作者单位：安康市房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