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邦基 

六、黄州会馆
黄州会馆旧址，位于今天的金州北路市工业局和区公安刑警一区之处，此地旧为前清时一位名叫尚滢的提督学政的宅地，后为文峰书院，乾隆四十七年(1782)经知府吴六鰲之手售与旅居于此的黄州人做为会馆之用，为安康城中有据可考的首家会馆。而非《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之《安康的会馆》所云：“就兴安府安康而言，道光年间，湖北帮客商在此设立了武昌会馆，其属黄陂商人又另设立了黄州会馆。”此论之谬乃常识性错误：黄陂为汉阳府所辖，岂会“属”武昌府？又焉能“另设立了”黄州府的会馆？究其源，取自新编《安康县志》十三“商业”。这种从书本中来，再到书本上去的做法，实为做学问之大忌。何况新志将会馆编入商业类，其本身就是一大错误。
黄州之属，计有黄冈、黄梅、黄（红）安、蘄州、蘄(浠)水、麻城、罗田、广济八县，府治黄冈。因会馆内奉“盖天帝主”故名曰“帝主宫”。盖天，系我国古代一种天体学说，谓天像无柄的伞，地像无盖的盘子。有包罗万象之意。帝主即道家所言天官、地官、水官“三元大帝”的总称。相传此三官分别总主诸天帝王、五岳帝君和九江水帝，盖天帝主意即函盖天地水诸帝的共同之主。加之道教又赋予天官职掌赐福，地官职掌赦罪，水官职掌解厄，黄州人认为拜此尊神可以消灾免难，改过自新，求得功名富贵。故而不惜花巨资从官家手中买此房产地业以建会馆，作为他们不远千里离乡背井来到安康的精神寄托。每逢“三元”三官分别考察善恶，删除功过之日，会馆内钟磬响彻殿堂，香火常照帝主，由会馆替代同乡致祭。也有或欲求富贵，或欲得赦罪，或欲消灾祸者自会分别于“三元日”前来拜之。
每年春三月初九和秋九月初三两天，是会馆举办庙会的日子，故又有“三月九，九月三；黄州佬，庙里钻”之说。择此日子是依据古人以三、九表示多数的缘由。清人汪中《述学·释三九》：“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其实黄州会馆的庙会活动，主要还应是同乡联嘉谊的团圆聚会。因为这两天除了敬香叩拜神灵、请戏班子唱大戏之外，会馆的重头戏则是大摆筵宴款待同乡，鸡鸭鱼肉均盛于海碗，满上于餐桌，谓之“十大碗”。若值春祭，也是会馆中新、旧主事之人换届交接之时。借此机会，卸任首人既要张榜公布其值年期间的财物收支情况，还会于宴席之中亲自向参会的众乡亲口述明白。民国十七年陕西军务帮办第七师离开安康前夕在此用火不慎，将戏楼焚毁，此以后所办的庙会上，就再也没有唱过戏了。
黄州会馆的发展，应该说与其他会馆一样，表现在严格的管理制度上：设有司事、住事、夫役及香工等。有值年首人秉公办事，一任一年轮流换班并须协力举善不得徇情。所有收支按期公布。平日不准闲人入内游览，不准外籍借馆演戏，不准难为留客。馆内灯彩家俱概不外借，亦不得随意支取财物。在会馆，乡土情深胜兄弟，一律平等，任何人均不得在社会活动中背离会馆，自行其事。
七、湖南会馆
湖南会馆旧址位于今天的西大街西头座南向北，具体位置在汉江宾馆以东，粮食幼儿园及与之相邻的培新批发市场北出口一带。因其大殿内主祀“濂溪先生”故名为“濂溪书院”。
濂溪，本为水名，在湖南道县。县西营乐乡有安定山，山有溪名濂溪，为宋周敦頤出身之地。其后他定居于庐山莲花峰下，见门前有溪水合于湓江，便以故乡之濂溪为其命名，又将所筑之室亦命名为“濂溪书堂”，并自号“濂溪夫子”，后世学者称其为“濂溪先生”。
濂溪先生依据《易传》和道家思想，提出了一个宇宙观，他认为“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而圣人又模仿“太极”建立“人极”。太极为理，阴阳五行为气，人以中正律己，以仁义治人，以修养而成圣人。修养的方法在于无欲主静。其学说以及理气二观念，对于宋明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史称“濂溪学案”。著有《太极图说》和《通书》四十篇。“出于污泥而不染”之《爱莲说》成为千古绝唱，至今脍炙人口。
此非一般意义之会馆，是由湖南永州府及所辖之道州人建修于清咸丰年间，为旅安三湘绅商集会之所。除正门上方竖嵌“濂溪书院”石额外，两侧门则以先生爱莲有池，濯缨有溪之情操，特在门楣上分别嵌有“爱莲”、“濯缨”二字；丰富的彩饰古戏楼，显得古朴又富丽堂皇。民国二十六年(1937)，陆军第四十四师萧之楚部，在此戏台上演出了安康历史上的第一场京剧。因其声腔与本地的二黄戏相仿佛，人们便称京剧为“京二黄”，把自己的汉调称为“土二黄”。这样，二黄戏的“京”、“土”说即缘于此故，亦始于此时。
每年夏六月初七为先生忌日，旅安三湘举凡绅商仕民，都会带学龄儿童前来会馆参加祭祀大典。(先生诞生之日在五月初五，古人视五月五日为恶月恶日，故避而淡之。)凡从祀者必据其官阶、学识、为人之道德风貌，相互从祀不得有所混乱。因其带有浓厚的儒家礼仪色彩，不仅祀典次序如此，其祭品制法、种类、数量、礼乐、祝文等等，也有着严格的定式和程式。
湖南会馆如此隆重、严肃的祭祀仪典，显然与他们尊儒重教有着绝对的关系。南宋杨允恭《濂溪书院御书阁记》云：“国家之建书院，宸笔之表道州，岂徒为美观乎？岂使之传习为决科利禄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将斯道而济民也。”有此对教育的理念，湖南人才会将会馆之名谓书院，才能于东关东门内“铁匾寺”旧址办起“濂溪小学”，为安康的教育做贡献。
另外，在湖北襄阳从事航运业的湖南人较多，他们经营着大木帆船的运输，远接近程需在安康落脚设站口，人们习惯上称其为“湖南船帮”。鲁长卿《重续兴安府志》所言：“湖南馆，……右奉平水明王，则襄湘帮艘工所奉，以为祈福报赛者。”即指此船帮所奉汉江水神。其祭祀时间无常定，往往是在装船起锚前夕，来此祈求“泗王爷”保护一帆风顺。倘若遇到会馆举行仪典，他们亦会参加。
八、武昌会馆
武昌会馆旧址位于今天的北内环路新、旧“水西门”之间，在汉滨区医院新建住宅楼以东区域，座南向北面对城墙，为旅安武昌府及其所辖之兴国州两地商民于清道光年间所建，亦为其聚会之所。内奉战国楚“三闾大夫”，名曰：“三闾书院”。所谓三闾，为春秋战国时楚所设的官名。《集解》引王逸《离骚序》：“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至战国时屈原曾任“三闾大夫”，后即以“三闾”专指屈原。
三闾书院与湖南会馆之濂溪书院的外观基本相同，临街分左、中、右三个石梁大门，正中竖提会馆名称，左右两侧门楣之上各有横提青石匾额一面，左为“秦障”，右为“楚柱”。寓意屈原为秦国入侵楚国的屏障；是楚国抵御强秦的坚实基柱。
大门牌坊与戏楼为一整体，由十二根石质大柱支撑。平日里戏楼为会馆所办学堂使用，待举行节庆仪典活动时学堂放假，戏楼便恢复成为演出的舞台和活动的中心。正面大殿的檐柱、屋梁亦为石榫套合那种列架结构，气势雄伟。一尊昂首正视，形态端庄的屈原塑像安放在其中。每岁端午屈原投江之日，老乡相契同祭祀，礼乐威严寄哀思。唱半日大戏，叹靳尚何轩，张仪何诈，怀王何暗，宋玉何悲，贾生何太息。呼屈子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其势虽悲壮，却令人叹服。
这里应特别提及的是，砌于城墙正对会馆大门的那块“照壁墙”，它依附于城垣，无论从视觉、美学以及制式诸方面而论，可谓匠心独具之杰作。对此鲁长卿在《重续兴安府志》中亦不惜笔墨另言到：“武昌帮人财力即雄，人亦盛极一时。相传道光时，当武帮修会馆时，府守总兵皆其乡人，庙中所竖各石柱，则连夜挖城为缺，运入城后即赶修完好。故该庙之照墙，现依附城垣，堪以为证。然事关挖治城，非奏明不可，乃当时该帮竟不顾一切决然为之，则可见其当日之势力矣。”
其实上述记载并不可靠，其一，庙曰“三闾书院”正是屈原始终不渝的爱国精神和“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民精神，博得了“会馆里的人”的崇敬和爱戴，他们岂会为“虚势子”而违屈大夫“爱国忧民”之情愫？其二，会馆既为“书院”，必提倡读圣贤之书，“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会不读或曰不明其理，焉能“不顾一切决然为之”？其三，封建时代的官吏受封建礼教的影响最深，况且“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之类应当为当时的作人准则，明知“事关挖掘治城，非奏不可”，却为徇乡情而违法度，果真不怕丢官事小，性命难保？其四，凭当时之条件，仅靠人力一夜之间且不说将石料运入，只挖掘缺口再封堵完毕的工作量也难以为计。其五，当时城外的河街已是一片繁荣景象，“挖城为缺”不知需要拆除多少房屋？被拆之家户莫不是皆为“武帮”而心甘情愿。
读书应用心，引用资料应甄别。
九、福建会馆
福建会馆旧址，在鲁班巷内的武装部与公安住宅区一带，为清光绪年间旅居在安康的福建商民所建，内奉沿海一带的人们广泛信仰崇拜的护航之神“天后娘娘”故曰“天后宫”。
“天后娘娘”本为莆田湄洲的一位林姓女子，名默，亦称默娘。生于北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三月十三日，卒于太宗雍熙四年(987)九月九日。《天后本传》及《天后传》记载：林默生而神异，幼而聪颖，擅游泳，能乘席渡海，勇敢侠义；识天文，懂医理，预知人吉凶福祸事，能为人治病；又急公好义，扶危济困，在湄洲湾出海救助过许多渔民和商船，深受人们爱戴，被视为龙女，尊崇为妈祖。她死后还屡次显灵，海舟危难，有祷必应。洋中风雨晦瞑，夜黑如墨，每于樯端见神灯示祐，成为人们敬仰的护航女神。宋元明清历朝各代皆有赐封，封号从“夫人”、“天妃”到“天后”《元史·祭祀志》五：“帷海南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