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中，作者详细讲述了自己从患病、治病、直到康复的艰难历程，以五年中的经历感悟了很多宝贵的认知。他写到：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坚强，去接受那些应当接受的治疗。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去拒绝那些不应当接受的治疗。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智慧，去分清楚哪些是应当接受的，哪些是不应当接受的。我们都需要知道，什么时候该从容地迎接死神降临，什么时候该坚定地寻找康复之路。视死如归固然可敬可佩，叩开康复之门却更困难也更可贵。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因此，做一个聪明的病人，远比做一个听话的病人更重要。

人生在世，得病很正常，和医院、医生打交道，直面各种疾病的挑战，这些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如今，作为生活变化的一种必然结果，我们也必须要面对各种复杂凶险的疾病，比如癌症。在普通人的印象中，癌症就是绝症，被确诊为患上癌症就等于被判了死刑，无异于遭受到了灭顶之灾。而在这本书中，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对癌症给出了全新的诠释。他写到：美国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在最近10年里第一次被遏制，转而呈现下降趋势。癌症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即医学上所谓“治愈率”，提高到81％。如今美国癌症患者的平均存活时间已经达到11年，并不比一些慢性病患者的更短。

换一种方式来设想，癌症患者的感觉，可能真的类似于得了心脏病或者是糖尿病。也就是说，尽管人类对癌症这种疾患的发病原理和治疗方式的认知探索还在进行时状态，但只要病人保持良好的心态，选择正确的治疗路径和办法，就完全可以将癌症视为一种慢性病，可以友善地与癌症长期和平共处，并保证生命的高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讲的是如何对待癌症，其实是针对更广义的疾病和健康问题，每个人应该持怎样的态度。因此它的读者自然不仅仅是癌症的患者、家属和亲友，也同样适合更广泛的普通人群。谁不希望能正确地对待疾病、拥有健康呢？而作者的体验和感悟给我们在这方面的启示和警醒都是很深刻的。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作者因为记者的职业敏感及强烈的社会责任，对癌症病人群体、医生和医院群体进行了很充分的调研和观察，在此基础上所披露的大量现实状况令人震撼。

作者列举了很多事实，对中美两国癌症病人状况进行了比较，结果实在相差悬殊，美国癌症病人的五年存活率比中国高出五倍以上。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癌症患者会更少地存活、更多更快地死去？是我们这些癌症患者讳疾忌医吗？或者是特别舍不得花钱？是我们国家癌症治疗技术特别落后吗？是我们缺少好医生吗？是我们没有特效药吗？是我们独有的中西医结合彻底失败，因而让患者更短命吗？是种族遗传基因让我们中国人特别禁不起癌细胞的折腾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医学专家相当精确地指出，“用药不当”大范围地存在着。目前癌症病人符合规范用药者仅为20%。大约有90％以上的癌症患者没有得到良好的治疗方案。原来，癌症患者中竟有如此多的人不是死于自己的疾病，而是死于自己的恐惧和不正确的治疗。

显然，我们最大的不幸不在于遭遇癌细胞的侵袭，而在于我们被中国式的癌症观念包围着，同时还接受着中国式的癌症治疗。这种医疗环境正在造就一个悖论：医学越是发达，越是剥夺患者的主动性和判断力，越是造成病人的恐惧和错误。我们恐惧，是因为我们无知。我们不了解癌症，不知道癌症其实并非绝症，只不过是一种慢性病。我们不了解自己的肌体，很容易过低地估计自己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却过高估计药物的能力，不知道那些所谓“特效药”有可能正是致命的杀手。

最近媒体上也在讨论种种的“中国式”，比如中国式过马路，说白了就是无视客观规律，拒绝科学，淡漠生命啊。我们在患病之后，过分相信专家、名医，过分迷信金钱的魔力，幻想只有依靠名医和金钱，才能扭转乾坤，将自己的生命从绝境中拯救出来。于是他们无所不用其极，最终却鸡飞蛋打，罪没少遭，钱没少花，性命却过早地夭折了。比如有关癌症的过度治疗，从利益的角度上说，患者无疑是受害者，花了钱，遭了罪，却丢掉了性命；而医院和医生作为这种急功近利治疗的竭力倡导者及医疗腐败现象的推波助澜者，却在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同时，成为最大的利益获得者。他们通过卖药得到提成，实际上扮演了极为卑鄙的谋财害命的角色。看了这本书，联系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体验，的确感到我们将生命寄予的医院，完全可能走向反面的一面。我们当然不能过于危言耸听，但警惕和理性却是必须的。

如今回想起来，五年前那种死到临头的感觉依然清晰，只不过对于死我已不再恐惧。死，是我们的归宿。生，只不过是我们走向死亡的路途。我们都不会忘记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日子，可是也请记住，我们明天将要离去。在经历了与死神的对话之后，我对死亡的理解变得达观和通透，我的生命也变得更加丰富和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