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听到对上海地铁计价规则的抱怨，其计费规则之细、之繁琐让人非常头痛，况且换乘的出行总成本相对比较高。有些人因为需要乘坐地铁上下班，一月下来出行花费跟房租差不多。北京地铁单一票价，刷卡一次便可以随便换乘。

没有数据显示这两种方式在年度总收益上孰优孰劣，上海的细则并没有增加管理的难度，也没有增加客户的不便，只是增加了乘客出行的费用。也没有数据获知在上海地铁如此细则的影响下，客流是否有所减少，而北京的客流是否有所提升。

人们说经济人的活动总是理性的，只是理性是分层次的，在各层之间对一种行为判断为理性是不同的。如果换乘费用提升，选择不乘地铁而改用其他方式，是直接理性层次，经济人获得直接经济成本的降低；如果外地人第一次到上海，处于认知上的简易乘坐地铁，认为这在整个出行中不算具有权重的事情，是选择理性层次；如果经济人认为换乘并未增加不便，只是费用提高，为了维持生活习惯而可以接受地铁出行，是保持理性层次，经济人获得的是通过成本增加获得生活的稳定；如果经济人是出于工作时间的考虑而接受地铁出行，是需求理性层次，经济人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忍受小成本的增加。

以这四层次作为考量，人们的经济理性处于不同的考虑会产生不同的行为。如果人们为了节省地铁上的花费而耽误上班的时间就是非理性的，融入上海的外地人，为了避免在地铁上过多花费而改换其他方式使得生活得以改变，但并非影响工作与生活，这是理性的。

人们的经济理性并非完全依赖于规则，细致的规则产生细致的使用规则的行为，人们根据各自便利或会辅以公交等方式来阶段性或部分阶段乘坐地铁，当然这会提高使用规则的复杂度，造成了乘客的不便。这样的情形最终导致人们要么放弃地铁，要么完全依赖地铁，这是边界理性层次。放弃地铁就是对规则的放弃，是对规则的否定。

但是地铁细则能够得到实施，而且很大可能上，乘坐的地铁的人会越来越多而不会造成流失，在于地铁作为出行交通方式的特点和属性。如果地铁没有便捷性、提升人们生活的品质，那么细致的规则根本就不能成立。而且上海社会生活的情形也注定人们可以接受这样的细则。不是没有办法，而是人们非常熟悉这样的规则。

规则细致跟政策弹性紧密相连，政策最重要的是稳定性，这样人们才能适应政策并使得政策有公信力。政策所具备的弹性，并非是根据经济收益调整规则细则，这样就会使得政策失去约束力。所谓政策弹性在于人们容易定位政策的意图，做出合理的经济行为安排。如果就这一点出发，上海地铁细则应该具备上述的政策弹性，人们可以经济的选择线路虽然有时选择的路线会花费更多的时间。

北京地铁一票制不是更能保障人们出行的经济活动弹性吗？人们可以根据个人情况寻找最短最优的出行路线。这样的规则并不更具备政策的弹性吗？而且更多的人们选择地铁出行，增加了规则的受众，使得规则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人们生活上的各种其他选择也更加容易获得安排。这种政策在于持续的保持，如果一旦需要调整必然受到很多批评，这样的规则使得政策不易做出调整，没有相关的政策因素可以使用，从这一方面讲政策弹性确需规则的细致。

英国的约翰王愤怒的一脚造就了英尺，成为人们度量的标准。所谓标准或者规则的初衷在于便利人们的交易和经济活动安排，使得利益各方获得统一的认识，由此获得经济活动的均衡。这些标准具有公共性，因此为人们普遍接受。

同时也存在着一部分人制定规则让另一部分接受，没有公共性，容易产生冲突，需要政策支持。因此，这样就使得规则跟政策联系起来。三国时，曹操想要翦除东吴，主战与主和各派相持不下，周瑜断掉桌角立下了规则，成为各方统一的基准。

上海地铁细则具有公共性，只是增加了人们选择的条件，可以看作为半公共性的，这样的规则本身具有政策的性质，需要分析出政策的因素才能为人们合理而理性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