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烟、枯木、入眼处尽是尘灰，泥泞、弹痕、所到处满目疮痍……这是《1942》展示的一派末世荒凉。每一个“灾民的后代”，面对这巨大的历史悲情，自然人人泪腺涌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2000多年前诗句里描述的残酷，实实在在发生在爷爷，或者姥爷辈身上。野狗噬肉，易子而食，抛妻弃女，任何一个细节，都触动着隐藏于我们这个民族经络里的饥饿基因。

　　这一切并不遥远，甚至100年、50年的时间都不到。而对一个有着“健忘症”的民族来说，好像这只是一个远古传说，与我们并不相干，别说反躬自省，连基本的批判都难以做到。若没有《1942》，没有刘震云冯小刚这样的异类，谁又会记得那300万（最保守的数据）饿死的亡魂。在拭去眼角泪滴后，我们很快就回归于“观众”角色，所有共鸣也就发在那150分钟时间里，当落幕音乐响起，我们很快就明白：其实只是在“围观”另一群人的苦难。

　　可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灾荒史，饥饿的历史一次一次在轮回，就算你再高官厚禄，也可能是逃荒者的后代，就算你现在手握权柄，也难保证自己儿孙不会啃观音土。谁敢断定，这样的饥荒不会发生在2042，2032，2022？因为科技的进步？因为现代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因为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因为转基因食物的出现？如果真是这样，那世界人均粮食产量也呈现稳步上升的情况下,为什么饥荒仍然在发生，1932-1933年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300万人死，1972 —1974 年埃塞俄比亚的饥荒,以及1959-1961年发生在中国饥荒。这些事件，不是马克萨期的《人口论》可以解释的。

　　我们无法从历史的迷雾里寻找到全部饥饿真相，但基本上也可以断定，每一次大饥荒的背后，并非完全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一部分人在“自作孽”，以至于上百万人“不可活”。

　　1845年至1852年发生的爱尔兰大饥荒，造成饥荒的表面原因是一种称为晚疫病的卵菌造成马铃薯腐烂，断了爱尔兰人主要粮源。而深层次原因是英国残酷殖民掠夺造成了农民极端贫困，也使得爱尔兰半数以上的人靠马铃薯维持生活。这种对单一农作物的过度依赖以及都是不为社会所关注的穷人成为爱尔兰的大饥荒最大原因。而当时英国方面并不缺乏粮食，但爱尔兰人却没有钱能够买得起。

　　1932年乌克兰的大饥荒更让人心酸。由于乌克兰农民不原意同苏联政权合作，苏共政治局颁布了另外一项秘密命令，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农具、牲畜、种子）收归公有，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此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余粮、口粮和种子粮。

　　1942年到1943年的“中原大饥荒”，500万人死亡。“自然灾害”当然是“天灾”，但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则主要是“人祸”，政治的腐败、公权力的严重失职。事实证明，一旦政府采取种种有力的赈灾措施，灾民得到救济，死亡人数便迅速减少。在这次大饥荒中，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在促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最终采取果断措施、拯救无数生灵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1958年的灾难至今没有公布档案，尽管承认造成灾难程度如此巨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当时因极度狂热所产生的公共食堂，肯定极大地加重了饥荒。

　　如果还在责怪老天，那么朝鲜与韩国对比，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个经纬度的国家，为什么一个经常闹着饥荒，一个却作为新兴国家蒸蒸日上

　　…………

　　所有事例似乎都在证明阿马蒂亚·森的理论:运转正常的民主制度下面，饥荒是不会发生的，那里的领导者必须听取公民要求，否则就会遭到选票唾弃，不相信灾荒和饥馑是不可化除的天谴，如果是，遭受饥荒影响的为什么只是一部分人,而其他人却避免了饥荒威胁,有一些人甚至在饥荒中获得更多利益长得脑满肠肥。事实是再明白不过：在骇人听闻世界饥荒史上，没有一个真正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大饥荒。无论找到哪里，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

　　不敢肯定阿马蒂亚·森理论完全正确，但产生大饥荒的原因却非常明显。只有那些对百姓不负责任的政权，才有可能产生普遍性的饥饿，而且他们会把责任推给老天爷或者外部环境，而且厚颜无耻得理直气壮。一个只为既得利益者牟利的政府，才有可能产生大规模的灾厄，即使百姓再贫困潦倒，他们仍然在穷奢极欲。

　　可大饥荒的事还会不会再发生，技术进步彻底解除了饥饿这一噩梦吗？那些轮回的人道灾难，难道只是过去的悲剧？可还记得乌克兰的悲剧吗，不给你种子，没有农具，看你用什么魔法变出食物来。有些饥荒，不是老天爷搞出来的，也不是生产力达不到要求，而是有些群体为了既得利益特意制造出来的，而这样可怕的魔鬼，就一直在人类身边。也别过于迷信科技，科技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链维系，而这个链条特别脆弱，一旦社会秩序发生变动，科技就无法去掌控自然，那时你到哪里买到杂种水稻种子。现实情况是，我们的自然生态已经遭到强烈的破坏，到时只怕树皮与草根都没得吃。

　　大部分饥荒不是因为食物供给不够，而是有些人粮食消费权利被剥夺，很多时候饥荒不是因为食物匮乏，更源于食物分配机制上的不公。当贫民失去了购买能力，而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饥荒就产生了。这样的事情就发在身边，一边是农村的白菜烂在地上，一边是城市白菜价格高企，农村与城市的下层民众都会受到食物的困扰，而掌控物流命脉的寄生群体，绝不会因为你们吃不上饭而发善心少收一文钱的。

　　所以，解除饥饿的恐慌需要完整制度来保障，如果一个社会建立了完全的保障体系，如果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拥有基本的生存资料，如果一个百姓的饥饿可以直接问责主管官员，如果拥有一个有效的监督体系并得到贯彻执行，如果国库的里的那些事儿可以在阳光下运行，饥饿的病根才可能被斩断。如果“以人为本”只是一个口号，“铲除腐败”半途而废，如果“卫星上天，百姓饿死”的事情不能被制止，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事必然天天发生。

　　一个健全的制度才能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拥有生存的基本权利才能保障个体的食物权。否则，就算2012玛雅末日可以顺利度过，却无法保证你能穿越2042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