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浩锋

   

       面对西方世界文化危机与文明的困境，东西方诸多有识之士把引领人类走出困境寄望中华文化复兴与文明的崛起。鉴此，习总书记担当天命，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为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一个民族的真正复兴必然是该民族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价值的复兴重建为基础。一个民族的真正复兴是否长久不仅取决于内部系统是否和谐稳定凝聚力量充满活力，也取决于它在世界之林对外部世界正确的精神价值引导能力与物质技术制度的创新能力；此两者综合可以重新塑造一个民族的世界话语权。

 

       天道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大智慧，太极图模型简单又深刻反应了宇宙运行最基本的理性秩序。它蕴含的接纳矛盾关系的辩证原理普遍有效，符合客观事物运行真相。阴阳互根、矛盾互补的辩证运行构成了一个生生不息、完备的圆满系统。这个圆满系统用数学原理“球容积圆面积最大”获得了普遍有效的证明。中世纪“邓斯各脱定理”证明了，在形式逻辑系统中，假设矛盾成立，那么矛盾可以推理出宇宙一切。他用逻辑从反面论证了“天道阴阳化生宇宙万物”。而中国人民大学博导赵总宽教授的公理系统则证明，在辩证逻辑系统中，阴阳矛盾可以推理出宇宙一切。

 

从而，天道太极图原理是反应宇宙“真理”的模型。中华文化复兴就是天道宇宙大智慧的复兴，就是真理的重光。他告诉我们，要实现整体系统的最大利益，不是砍掉左手或右手，而是左右手协调；作为国家系统，要实现整体国家整体利益民族利益最大化，不是打倒左派或右派，而要是左右两派互补均衡互爱合作，共同寻求和平对话。

 

纳什悖论从数学上反证，博弈双方各自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只会导致既不利人也不利己、整体利益最小化的悖论困境。要建立和谐稳定完备的国家系统，首先需要人们正确认知中华文化复兴的智慧所在，遵循真理普遍理性进行文化的再启蒙运动，切实推动人们的逻辑思维与价值认知上的转向，这是化解中国危局关键中的关键。如果一方不转向，必然会出现狼群自由导致羊群灭亡的悲剧。

 

事实上，中国当代历史上发生的89风波与重庆事件，就是政治割裂的两个极端表现。这种割裂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埋下了巨大隐患。处理不好就会重蹈三十年河东与三十年河西一派对另一派的互为轮流专政恶损循环。站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立场，真正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决策思维应该是对极左或极右两端都要采取打压与怀柔的宽严互济之道，使之趋向中间道路。

   

   一、 89正确的化解之道：兼论东西方政治比较与优缺点

 

1、89自由化不管成败中国都是受害者

 

东西方政治学界没有注意到一个政治现象，政府权力的属性，因为政党价值的设置与信仰追求而有差异。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崇尚利己主义至上为价值基础的政治学与政党生态，必然是政党各自为所代表的利益群体进行恶斗互损的博弈。

 

利己主义至上是一种小人道统。正因为崇尚利己主义至上，政党政府与市场各方进行博弈过程中，自然市场要求政府减少权力约束权力，乃至成为小政府大市场，这样资本家才能更好的让政府权力听从资本家的精心安排。也更有利于通过政府权力的政策制定反过来巩固确定“表面公平”虚伪的自由市场，实则是不公平的资本家“鳄鱼通吃”的丛林市场。

 

用这种方式对付文化殖民的国家，首先就要求从学术上控制一部分精英的脑袋。这些精英也许匆忙之间只要卖命给西方代言，就可以被西方势力通过各种途径运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或大师。网上流传深远的维基解密的美国安插在中国的线人并非没有道理。

 

只要看他们的言行就能发现里面的奥妙。但他们也是受害者。89自由化风潮，我们要承认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但由于自身对西方文化的局促认知，并没有识破西方文化逻辑局部有效与价值失衡的缺陷所在，而盲目崇尚西方宪政制度，真切的被西方反华势力利用了。  

 

从而，不仅89知识分子是局部的受害者，国家民族亦是整体的最大受害方。而最大胜者是西方。无论国家是否变和平演变，西方都是胜利者。因为西方自由化胜利了，社会主义就被颠覆了国家沦为附庸国乃至分崩离析；西方自由化在中国失败了，但社会主义国家系统被割裂了。这是一个悖论。

 

2、89究竟的祸首是谁？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人要有大智慧化解这些历史的疑难问题，跳出西方设置的陷阱，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从西方文化自性危机而言，西方决策者也是这种流行上千年文化价值的受害者。他们的方法论与形式逻辑工具以及理性人价值，都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局部有效。这种方式可以不断细化深化事物，把整体性事物不断进行分类、解构而综合与贯通不足，解构的极致就是颠覆自身的文化基础，陷入价值虚无主义漩涡，导致自身文化合法性的全面危机。

 

这种危机需要中华文化核心智慧天道的复兴，重建万事万物之间的普遍联系的逻辑关系，重新将西方解构了的文化重新衔接为一个整体，还原宇宙真相。这个文化体系的复兴重建过程就是中华文化复兴，更是造福人类的世界文艺复兴。

 

因此，从学理究竟意义上而言，89的罪魁祸首在西方反华势力；西方反华势力只是西方文化学术的时代主体，他们亦是这种自亚里士多德开创形式逻辑至今的受益者与受害者。我们只有懂得西方学术的方法论与形式逻辑局限在哪，我们才是真完整懂得西方学术的优点所在。

 

我们只有懂得中国学术的方法论与天道辩证逻辑的优点缺点在哪，我们才能与时俱进提升、拓展西方学术方法论与逻辑，使人类既掌握整体方法论与局部方法论，也掌握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两者互补综合使用，才能既把握细节也把握整体真相。

3、社会主义文化中毒根本是价值转向灵魂迷失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崇尚利他主义至上为价值基础的政治学与政党生态。必然是政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所代表的利益整体合竟共赢。利他主义至上是一种圣贤道统。它客观上要求政党政府内在灵魂的强大与领袖人格的伟岸，恪守立党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行下效，领袖不仅具有绝对权威更具有圣贤智慧品行，领导百官向善的政治伦理方向运动，官员又领导整个社会向善的伦理方向运动，则天下大治。

 

“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政府与市场之间不是一种博弈关系，而是一种服务关系。只有“为人民币服务”的政党政府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才是一种博弈关系。并且，在关系社会里，官商寻求合流才能实现他们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而这个代价就是损害国家与百姓两端。为此，伪劣毒产品与工业污染、非法拆迁的黑社会暴行官方往往都保持沉默。而国家政策很难落实，十数次的房市调控变成“空调”。

 

这种对恶行的放纵以一再激起民变。以往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发生地抵触强拆，以及最近云南晋宁县发生万人抗非法强征地就是明证。毛主席曾高瞻远瞩地指出“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摘自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这个危机的根由恰恰在于人民公仆灵魂迷失丧失了对党的价值深切认同。中国共产党的立党根基是崇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与目共睹，人民的国务院为何不去切实化解底层人民的痛苦呢？为何不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维护共产党的基本党性原则，履行共产党员的基本精神价值追求，大力规制不作为、与民争利、祸害百姓的官僚呢？

 

 

习总书记英明地指出“纯洁党性”要求，为何无法、无能去贯彻执行呢？为何我们不能救助官僚使之成为人民公仆？为何我们不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理性反省超越？客观上放纵官员追求利益最大化不惜损公利己、迫害人民？可历史的基本常识告诉你们，人民的耐心是有限的。腐败的国民党就是前车之鉴。与其说国民党是被共产党所打倒，不如说是被自己所打倒，因为他背叛了人民背叛了孙中山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民生主义的基本主张，而沦为四大家族的寡头垄断统治。

 

政府行为丢失“立党核心价值”，必然导致全盘陷入政治派性恶竞与对国有资源的合谋大分瓜，滑入社会不公与分配两极分化的恶性循环泥沼。公权力只有重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立场，才能改变这种恶性循环的困境，实施自我拯救。只有心系百姓的公权力，政府权力越大，就能越好的服务市场造福人民，成为一种大政府小社会。

 

这样觉悟不高的资本家不能肆无忌惮的剥削劳工、左右政府权力与政策，而是政府权力左右资本家应该为实现社会整体的公正，以先富带动后富走向共富。只有实现共富才是真正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构建“共和”缔造和谐社会的基础。因为共富社会满足了一个普遍有效的数学原理“球容积圆面积最大”。资本主义社会总是周期陷入两极分化，就是悖逆了这个原理。每次危机必须向外部世界进行输入性掠夺来填补巨大的沟壑，从而导致冲突乃至引起世界大战。

 

4、坚持社会主义是历史正确的方向

 

因此，89西方自由化风潮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政治方向上是绝对错误的。邓小平、李鹏、江泽民等代表的中共领袖群体是中华民族复兴征程上的中流砥柱与圣贤群体。虽然，我们不排除他们身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他们的担当与付出是绝无仅有的。

我们看待事物要跳出只重视局部而看不到整体大局的一叶障目的荒谬。中国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然而，参与89的知识分子有没有错？他们爱国反腐的热情有错么？没错。他们只是钻入了西方反华势力布置的陷阱里面被间接利用。

当历史已经冷却，政府应该不断加紧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加强外宣，让他们逐渐认识整个历史的真相走出西方学术的误区。而政府应该对他们保持足够的宽恕与赦免，还他们自由与尊严。

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跳出西方文化虚构的藩篱，使得整个民族获得空前的大团结与真正的自由。

 

二、“重庆事件”化解之道：中国如何跨越“摸着石头过河”的惯性

1、邓小平“舍有余而补不足”对治贫富分化格局

我为何始终认为邓小平是中国一代圣贤？是因为我理解了他的思想。

 

他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4页）“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的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8页）“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使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

 

 

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设计是谋求先富带动后富走向共富，而不是让先富移民国外背叛祖国，丢弃祖宗，对广大人民群众与后发展地方不闻不问。

但我们一些知识精英对邓小平老一辈共产主义战士确定的基本方针路线企图扭曲，影响中国的决策者们，引导中国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邪路。邓小平早就预见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与社会分配的失衡格局。他的办法就是《道德经》中的圣贤之道“舍有余而补不足”。

2、中国需要价值重建与转向：扭转局部利益至上的西方“理性人”价值认知

改革开放后西化的中国知识精英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混沌效应下，大肆鼓吹西方理性人价值，为利己主义“局部短期利益至上”张目，乃至大言不惭宣传损人利己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极度解释的恶果，那就是官员损公肥私、损国利己，企业家损他利己、破坏环境利己，公民损人利己不讲道德都是合理的，文化价值中毒导致社会道德全面崩溃。全民盛行关系社会的人格依附与投机倒把，只要没有被发现与规避了法律风险就是不受良心指责的。

 

 

也正是这种有毒的文化价值渲染，诱导了大批官僚犯禁而不得不裸身做官做好退路。甚至，一些国家级领导人因此被西方势力绑架。西方动不动就说在某无名岛中国存有多少巨款相要挟。或者通过海外媒体披露非法巨额资产的证据来实施分化与秘密操纵。这种有毒的文化价值也诱导了大批企业犯有原罪，他们深害走继续社会主义道路是否会导致对他们的清算；他们是这种有毒文化价值理性的短期受益者与长期上的直接受害者。对待他们已经不能用“法治”的办法。因为法律的短板在于“法不制众”。

 

 

法若要治众，只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崩盘，这恰恰正掉进了西方文化殖民处心积虑设计的陷阱，可谓“亲者痛仇者快”。因此，中国需要一场朝野动员的文化复兴运动，全面的重振道德觉醒灵魂，促使朝野互爱、心灵向善转向，以实现朝野与全民互相之间的深度谅解，以给他们解套摆脱被绑架要挟左右为难与人人自危的大困境大危局。

 

社会流行的所谓的实在实干本质是只顾眼前看得见摸的着的局部利益短期利益，对于宏大的社会价值诉求可以不闻不问或者口是心非。西方文化殖民体现在西方价值对外部世界人民的心灵的奴役与游戏规则的笼控。它们给中国从上至下灌输了一套“只顾短期局部利益至上而罔顾社会整体长远利益的文化价值与思维模式，以及一套相应的学术范式”，它们让文化人对一切宏大叙事保持嘲弄，对一切崇高保持高度警惕。这样可以卓有成效地颠覆社会主义追求社会整体公义与均衡发展的核心价值基础。

 

在西方刻意的舆论追捧与精心培养下，一些回国的大师们积极充当西方文化殖民的先锋，一边为西方意识形态站台一边浑水摸鱼颠覆社会舆论方向，将一切罪过都归于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百年文化自卑的心态，与统一模式下教育培育的“清一色”知识分子，让精英与大学教育几乎丧失了反省机会。学界很多所谓大师与专家都“身不由己”地在为西方学术站台。这是他们的自身学识能力不足、境界不高所决定的。他们本身也是受害者。因此，中国亟待重开新文化启蒙运动，破除西方价值迷障，重建中华价值理性，打造中国学术世界话语体系（刘奇葆语）。

 

在这种“追求自身局部利益最大化”的价值思维引导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也会为利益博弈。一旦中央政府获得更多财政资源承担更小的功能，地方政府不仅对中央充满抱怨，也就不得不向基层百姓转移这种失衡代价，形成地方与民争利败坏政府与国家整体信誉形象的分化格局。

 

导致这种恶性循环的制度设计来自于“分税制”。分税制改革是为了建立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最后陷入中央财权过大资源充足事权不变与地方财权过小事权过大的分化格局，形成地方政府庞大的债务危机，悖逆分税制度设计的初衷。这其实从开始设计就犯了错误。分税制如果只有分而缺乏均衡统合，那就形成了离散结构，必然导致系统的割裂走向崩盘。从哲学上看，这背叛了太极图天道宇宙科学法则，只有实现分税基础上动态均衡的统合，才是“和学”的财税制度。（注：地方财政危机是由于中央与地方财税与事权配置失衡、持久僵硬导致的恶果。94年前地方政府承担了70%的管理职能，94年后仍然承担70%。教育、医疗、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以50的财政收入履行70的管理职能，20的差额必须由地方政府上报中央政府以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予以补贴。这百分之20%本来有利于国家统一调控东西部地区的协调均衡发展，但在全社会迷信西方个体利益局部利益至上的环境下，最后畸变，导致资源再分配过程中的内部寻租与地方讨饭财政，出现了跑“部”进钱的驻京办现象。）                

                   

在这种“为人民服务”转向“为人民币服务”的过程中，根本上是价值从“追求利他公善为价值导向”转向了“追求利己至上的价值导向”。每个主体都以自己利益最大化为考量问题的基准。他们不知道西方经济学鼓吹的“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最后导致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是虚假的悖论”。纳什悖论就从数学上证明了它是一种自欺欺人与现实严重脱节的虚假学说与悖论。恰恰相反，都以个体、局部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而罔顾整体长远利益，最后陷入两极分化导致社会系统周期崩溃。

 

3、一味削减政府权力让渡市场监管是“饮鸩止渴”疗法

 

市场所代表的企业群体客观上要求政府不断减少权力，越是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乃至退出市场，就越能让企业获得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空间，进而逐渐让资本绑架控制权力，成为资本家垄断统治。

 

西方无论美国英国以及欧洲很多国家的银行大多是私人家族控制。美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竟然70%的股份是由家族私人控制。金融是国家经济命脉。家族控制国家经济命脉这是何等的专制与荒谬。而在世界单极金融秩序格局下，等同于少数家族控制了全球经济命脉。如果明白了西方社会整体的真相，怎么还会有那多中国知识精英走全盘西化宪政与自由市场道路呢？

 

所以，邹恒甫、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许小年、张维迎、欧阳君山等所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群体，不明白这个道理，只看到了西方局部的优点，看不到他们整体的缺点。正如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官商勾结权力寻租或者政府对市场的控制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而看不到背后发生的根由与整体真相，缺失对自身价值失衡基础与逻辑局限的反省，反而将所有罪责简单地归于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强调“强政府、高投资的中国模式是死路、绝路”；而在当今中国通货膨胀房价虚高、分配两极分化、腐败丛生、社会矛盾尖锐的格局下，弱政府的高投资会经济失控、弱政府的少投资会形成就业与内需不足都会导致危机爆发。

 

这种经济学思维惯性主导下，必然要求国务院放权。最近李克强领导的国务院研究部署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重点，就是决定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按照他们的自由主义经济学逻辑，政府要放权完全对市场不闻不问。任由资本鳄鱼横行豺狼当道。政府公权力只需做资本家幸福的“守夜人”看门狗，而不必对社会结构失衡与人民的痛苦负责。在这种公民财富与资源不对等的格局下，所谓人人平等、人人自由极具欺骗性与奴役性。因为，资本家的缺德行径已经隐性掠夺了人民大众的财富与侵占了自由。大多数人只能沦为打工与房奴被长期剥削的自由。

   

 

    4、“利己至上假设”与“不妨碍他人自由”的悖论

 

因为政党政治需要金钱鸣锣开路制造舆论诱导民众视听左右民意，政党要想摆脱资本家的交易与暗控从来就没有过。西方政治正是陷入并不全真的失衡的价值假设之中。政治与权力的恶使得在与市场发生矛盾的时候，要求宪政对权力进行约束。市场的背后是资本家在主导。自由竞争的本意，即是允许资本家狼群的自由，这样可以放纵对广大羊群的剥夺吞噬；每次自由主义经济学占上风，市场就处于极端的投机倒把，恶人欺诈囤货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善人在这种氛围为了生存发展也不得不沦为恶人。只追求利己至上形成利益失衡是“缺失道德”的表现。缺失道德的市场是个巨大的染缸。他把好人逐渐变成了不讲道德唯利是图的坏人。而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是劝人向善的利他主义与理想主义，虽然他会导致一些人“搭便车”，但他重视的是人的精神修炼与崇高的人格胸襟，是人类文明提升的必然方向。可是却被一些知识分子反过来诬陷指责导致一切“由善变恶”的根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何等的“指鹿为马”的荒谬！

 

西方发达国家周期的两极分化经济危机与层出不穷的楼市崩盘，都是因为利己主义至上的资本家大鳄为了自己局部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而罔顾整体利益，导致整个系统割裂崩盘。（参见刘浩锋著：《和学》第五卷，《经济科学原理》。）

 

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使得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从西方经济学教义里面挖掘、关注、乃至不惜强解出“整体利益”，以弥补自身导致理论崩盘的巨大的漏洞。尽管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来都是修修补补，死不承认自己的价值失衡与逻辑失衡的“文化自性危机”所在，但同时他们的行为表明他们已经认同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颠覆，认识到“理性人”假设导致只顾局部短期利益而罔顾整体长远利益陷入整体利益最小化的悖论困境，认识到自己毕生所崇尚的学问竟然是不堪一驳的昙花一现，认识到西方经济学资源配置的“鼠目寸光”缺陷与狭隘的人格基础，并开始“无中生有”地移植、解读“整体利益”弥补他们的理论困境，这代表了他们的内心虚伪与慌张。但他们如果逻辑工具不能转向，他们这种表述是充满悖论的。只会把自己放在火烧火烤的对自身基础性的颠覆困境之中。逻辑学根底深厚、东西方贯通的人们一看便知他们的“亡羊补牢”之术依然会“牢”破。因为，他们确实化解“逻辑悖论”的能力。早前，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不惜从儒家“利人利己”合乎天道的辩证逻辑与辩证价值寻找支撑，为自由主义解脱。这使得自由主义变成了一锅大杂烩，理论支离破碎、到处都是不能成立的悖论与混乱不堪的论述。

 

茅于轼教授就曾经定义，“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不妨碍别人的自由，每个人都不妨碍别人的自由，大家都生活在一个没有人妨碍自由的环境中，这个时候每个人得到了最大的自由。而不是每个人都为所欲为，那别人就没有自由了，特权分子为所欲为，特权车开出来大家都得让道，他的自由比你的自由重要，这还有什么自由，所以说，自由主义者主张的自由是不妨碍别人的自由，自由的前提是平等。”茅于轼教授的这个追求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取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和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有何区别呢？

 

茅于轼的自由主义忽略了它的利己至上的价值假设基础，在“利己至上”去追求“不妨碍别人的自由”是个悖论。利己至上都不惜损人利己投机倒把，导致了社会的失衡发展，客观上掠夺了更多人发展的自由。比如北京北四环太阳宫的地产，2008年开盘每平米2万，一个月后通过制造脱销假象，立即房价涨到每平米5万。地产商自己设法炒高，炒房团也助炒，这些所谓的自由与繁荣，其实剥夺了很多人的自由。导致很多白领蓝领阶层收入在住房上开支过高而不得不离开北京选择二线城市。而马克思的自由宣言则是建立在追求社会整体公义基础上的有道德的自由。因此，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才是真正科学的自由主义。

 

5、西方学术整体崩塌世界需要中国学术重建世界话语体系

 

无论是学术范式还是学术价值。他们对建立在肯定人性私恶假设基础上的个人自由、民权、利己主义至上等价值的运用，对会导致何等恶果缺乏足够警惕。自由市场为何走向两极分化？为何资本家占据了过多的资源与财富？自由缺失道德的引导，自由就一定成为罪恶的庇护所。所以，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的沙龙女王罗兰夫人，她为人民追求自由一度是革命信徒，却死在革命者手里；她临上断头台前醒悟而疾呼：“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投机倒把、哄抬物价、贿赂官员、制造伪劣、规避法律、背信弃义等缺失道德的“自由”行为为他们赢得了原始积累与一时的权力。在这种秩序中，每个人都心怀惶恐，每个人都将是“自由”的殉葬品。西方这种私恶的价值假设，是忽略了个体作为社会性应该履行的公共责任。之所以忽略了这种社会性，而片面强调超然独然的个体价值，恰恰是依赖形式逻辑分析工具。因为个体与集体，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民权与主权都是局部与整体的辩证关系，需要运用辩证逻辑才能协调处理。

 

形式逻辑分析工具与假设求证的学术范式，可以自娱自乐自圆其说的建立一个虚拟性的并不全真的价值假设系统，然后在这种疯狂的假设推演中，构建了一套“小脚巨人”的文化大厦。

 

这套文化体系大厦于是从“上帝神性至上”的神权时代跌入“个人理性至上”成为新上帝的近现代社会，二战后至今又跌入怀疑一切解构一切“缺失理性”的价值虚无主义时代。从而，西方价值主导的世界文化已经轰然倒塌。世界面临全面的文化复兴重建。这个希望在于中华文化复兴与文明的崛起。

 

6、重庆事件需要辩证处理，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义理性基础

 

前苏联历史教训是一面镜子。诺大的前苏联说倒就倒了。习总书记感慨“果无男儿乎”。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曾就如何瓦解前苏联这样说：“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我们要把布尔什维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这段话被苏联前总理尼•伊•雷日科夫将之引用在《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一书首页。

 

基于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吏治腐烂、经济分化、社会矛盾尖锐的诸多问题，才导致了一批老一辈共产党领袖的后代在别无新思维、新思想、新途径的情境下，不得不选择重返传统社会主义老路的办法，并获得了底层百姓的衷心支持。毫无疑问，他们的发心也是救党爱国的。

 

“重庆模式”就是洞察到了西方反华势力与国内极右人士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可能危险，而选择了老路。要客观说，这种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方向是符合党的一贯宗旨与18大精神的；关键是这种简单的做法非常生硬，导致形成中国政党分裂与庞大的社会体系割裂的可能性极大，有损党之元气，有伤国之根本。

 

因此，中央政府对之采取一定规制是对的。但切不可因此用力过度，学文革办法将之一棍子打死，而要辩证分析。

在底层政府黑白合流民众怨声载道的当今，一棍子打死不仅会引起广大民怨也会引起大批党员的彻底失望，更甚还会割裂整体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力量与合法性基础；这也与89风波一样，同样中了西方离间、肢解、分化中共力量的圈套，陷入一个政治悖论。

 

要真心诚意地实现习总书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的智囊队伍与决策层就需要如何最大化的凝聚民族意志，塑造中国精神！因此，正确的处理重庆事件，既要维护它的政治方向的正确性，保全爱党爱国民众的积极性；又要避免走向文革新左的极端，重蹈覆辙而对之进行合理的约制。这种平衡就是构建圆满政治结构的政治智慧与政治艺术，避免系统的大割裂，避免像89一样给党国埋下长期的巨大隐患。

 

事实上，89我们已经导致右派的不满；重庆事件，我们又导致了左派的不满。如果我们再不进行调和使之共同走向中间道路，那么，我们将面临执政基础“左右不是”的力量最小化状态，陷入孤立之中。一旦国内外突发事件来临，又将以何抵挡各种惊雷暴雨呢！

三、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民族复兴中国梦：政治经济改革的科学模型！

 

 

1、文化复兴需要创新升级社会主义理论重塑信仰

 

严峻的事实摆在全党与全国各族人民面前。中国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前总书记胡锦涛说“文化创新要突破一切藩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必须融入到中华文化复兴的语境之中才能实现与时俱进的创新，只有重新回归继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优质部分，扬弃不合时宜的阶级斗争与“黑猫白猫、摸石头”理论，发展实现左派右派互补综合的“毛泽东思想新说”，开拓出可以降度邪教的“佛学（宇宙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文化理论才能调服人心，才能跳出西方给中国布置的悖论困境，有效重树共产党的政治信仰，重塑民族尊严，重新赢得广大人民大众地衷心拥护。

 

要落实习总书记提出“纯洁党性”的要求，根本在于文化复兴价值重建的功夫要做足做到位，要从问题根源灵魂上动手术。《和学》研究发现人类五大宗教根本上是“教化心灵觉醒向善的心灵科学”。中华传统文化更是如此。中华文化复兴需要在儒释道合一的道统上，完成儒释道耶回科学的合一，洞开心灵科学的大门，重塑万国来朝的礼仪之邦以德化世界。

 

如果我们为了“纯洁党性”，仅仅在形式上做功夫给执政党瘦身，如果不能用创新升级的文化理论重树信仰坚固根本培育元气，不能充分获得党内元老与上下中坚力量的鼎力支持，不能培育新时代具备新型人格的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接班人作为新鲜血液填补空白，不能制定新时期科学的标准潜移默化加强党员的学习提升与实践运用，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导致党的执政力量削弱乃至失控，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逐渐衰弱退出历史。

 

因此，客观上时代需要塑造新一代强势亲民的圣贤领导集体，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认真贯彻18大报告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坚持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富道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崇高理想，才能促进新陈代谢，增强党与社会主义蓬勃的活力。

 

2、凯撒的归凯撒：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文化土壤与心理基础

 

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是西方历史逻辑延伸的自然结果。

 

它适用于西方社会相应的文化土壤与心理基础。形式逻辑的缺陷在于不能解决整体域与无穷域的问题。正是由于西方文化以形式逻辑分析工具作为文化构建主体，思维推理的片面失衡与局部有效而不能兼顾长远整体；正是由于西方伦理逃不脱“原罪”在人间的再现，将“不惜损人利己、个人利益至上”引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秩序的“理性人”价值基础。

正是由于西方近现代文明悖逆基督的“博爱”精神，对人性逐恶行私从无可奈何到天经地义；这些共同的原因才导致了肉弱强食的野蛮社会秩序与两极分化周期互损循环的政治经济秩序。为此，西方社会创建了一套在肯定私恶基础上的避免人性私恶无限膨胀、企图将兽性在法律范围内控制起来的政治制度。

 

不管这套制度往往对狡猾人、强势人、垄断集团与对老实人、贫穷人、一般市民的结果是显然不同的。但它是建立在西方相应的文化土壤之上，是属于适用于西方社会的局部有效的政治模式。在人性得不到拯救，灵魂质量得不到根本改观之前，西方就适合这套政治经济模式。

3、上帝的归上帝：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核心与心理基础

上帝是耶回中的核心语义。中国远古文化也有上帝称谓。圣经文化的核心是博爱的，博爱的社会形态是“凡物公有”的共产主义模式。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本身作为对西方文明资产阶级的反动，是为一般劳苦大众谋福利实现社会整体公平公正的意识形态，是整个西方文明在旧轨迹上最高极致的产物与历史的回旋辩证运动。

 

在人类整体大生命精神成长过程当中，它代表着西方整个文化精神的极致阶段，必然和代表东方的中华文明互为阳阴交媾。它向东渐进的运动，与中国大同世界的理想高度契合一致。这个充满崇高理想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价值核心是自性光明的利人利己、自渡渡他，充分发扬人的社会性主体，弘扬大爱博爱圣贤之道作为心理基础，构建大家庭大社会伦理，天下一家的大生命大灵魂境界。这就是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师生将天廷制度复制到人间来，建立像太阳一样的理想社会，在人间创建上帝的国度。

 

从而近代至今的百余年历史，世界必然孕育出全球一体化格局下的全球性新文化，实现世界多样文化的价值统一。

 

4、普遍有效的数学原理“球容积圆面积最大”的政治诉求

 

真理是普遍性存在的宇宙规律。是无需假设求证的普遍有效原理。太极图作为中国文化核心智慧，它即是真理的抽象模型。而普遍有效的“球容积圆面积最大数学原理”就是对它的数学证明。要跳出西方政党政治各代表一方利益陷入互竟恶斗割裂的漩涡，就必须依据天道真理法则来拓展西方政治，重构符合真理原则的政治模式与伦理。

 

无论从人类整体历史纵向的辩证运动过程探析，还是对西方民主政治横向现实的状况分析，西方局部有效、不完备的资本主义政治模式不适合中国。相反，世界需要中国运用中国文化核心智慧天道辩证思维来拓展提升西方政治，打造符合“球容积圆面积最大”普遍有效数学原理的圆满的政治价值伦理与政治结构。政治改革，只有寻找到普遍真理、依据宇宙理性的“宇宙科学方法论”构建才是完备的。

遵循天道宇宙科学法则创新构造德政与宪政、仁治与法治、民主与集权、竞争与合作等“对立互补、辩证统一”的新型圆满模式，实现朝野共赢、道德增长、个体利益长远化与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宇宙科学政治——圣贤为首的民主集中禅让制，才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治模式。德政与宪政的互补才构成圆满完美。德政与仁治一个是政治属性，一个是政治主体。它们是重光中华民族尧舜禹的优良道统，确保政治公器尤其是最高权力归于国家圣贤，引导公权力自治，进而通过公权力引导社会伦理向善运行，培育社会大家庭伦理秩序，提升公民成拥有大灵魂大境界的大生命，实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人人皆可为尧舜”的大同世界。正如毛主席诗言：“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缺失宪政的德政与缺失德政的宪政都可以导致“失衡”的困境。德政强调道德教化表率，以服务于全民利益效忠国家民族，维护每个个体的权益。从政治权力的主体而言，这即是爱人民的仁政。宪政强调对公权力的合法授权与约束，也强调对私权的界定保护，规制程序，严惩犯规者，使之回归正途。从宪政的主体而言，这即是依法规劝约制人民的法治。宪政缺失的德政，久之就会导致近亲繁殖，权大于法，秩序失控；德政缺失的宪政就会导致权贵利益至上，资本财阀垄断，豪强巧取掠夺，暗杀频繁，恶斗政党政治、政治势力两极或多极分化。德政需要宪政确保权力的中庸与使用公正，救助社会公德，提升人类心德水平。

 

民主是征集广大民心反应民意的一套游戏规则。民主只有通过科学集中才是实现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统一的有效的民主；集中只有通过民主的集中才是实现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统一的科学的集中。这套游戏规则可以从民众中发现国家的圣贤人才，使之走上最高国家领袖位置，率领国家与人民走向繁荣昌盛缔造和谐世界。而要避免民主与集中被强势资本财团的掌控利用与舆论欺骗培养满足他们局部利益代言人的政治家，必须继承恢复圣贤禅让制道统，深入普及相应的文化价值改造人心。所选人员必须能够调和国家内部矛盾达成各派利益的均衡互补、实现局部利益长远化与国家民族整体利益最大化，最大凝聚民族意志谋取国家兴旺发达的前程，进而造福世界。

 

显然，西方自由主义的宪政原理由于自身文化失衡的逻辑与价值基础，已经轰然倒塌。中国一些宪政学者由于不能看到这个根本层面，停留在对西方宪政与儒学生硬的组合层面，尽管作出了很多有益的积极探索，但依旧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停留在儒学格局无以与“儒释道”合一“理学”道统相衔接，更无法和耶回学理相衔接。也就不可避免导致儒家与其他诸家学派的争端。正确的法子是应该在“儒释道耶回”与科学综合的基础上继承与拓展，打通他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重新树建东西综合圆满的政治模式。

 

5、普遍有效的数学原理“球容积圆面积最大”的经济诉求

 

西方自由市场，本质是追求局部利益最大化的竞争性市场——市场为主分配资源，物以稀为贵，产品供需均衡调节，定价权在企业；缺点是觉悟不高，人性恶的一面得到张扬，导致投机倒把两极分化社会失衡。

传统社会主义追求整体利益最大化的非竞争性市场——计划为主分配资源，物以公为廉，社会整体供需均衡调节，定价权在政府行业管理组织。缺点是觉悟不高，就缺乏活力，人的惰性得到张扬，导致生产懈怠社会发展不足。

 

自由市场专注个体为中心的诉求以及产品供需的局部平衡而忽略了整体分化，放纵过渡竞争，成之也快亡之也忽，容易衰老；计划专注集体为中心的诉求，以及社会分配与经济体系、结构整体的均衡，可以调正局部利益至上导致的失衡割裂；规范合理竞争，长久青春。因此，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经济模式，就是要实现市场与计划协调运作，维护合理的盈消波动、对立互补、辩证统一。发展个体利益长远化与整体利益最大化彼此互补均衡、动态圆满。

 

依照天道太极图宇宙原理可以辩证分析得出，真正的社会自由发展必然是落实到每个个体的自由发展；符合天道宇宙理性的经济模式，必然经济结构与分配结构都是“多方差异互补、整体均衡圆满”。销售型企业必然是劳工既是工人也股东实现共富的“圆销模式”。生产型企业必然是“圆产模式”，资源型企业必然是“圆资模式”。在经济与企业管理上，必然是“扶劣并优”的“圆管”模式。万变不离其宗，这是新时代的科学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真正的共产必然是落实到每个个体的私产；真正的私产不仅是个体性也是充满社会性，只有实现了社会性的私产才是真正的私产”。这个理论与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属性原理一以贯之。个人是属性的一部分，同时个体是组成社会的部分，蕴含着社会性。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0页)

当今，面对中国经济陷入大悖论之中——继续沿袭旧改革思维会扩大两极分化与加剧社会失衡，放弃旧改革思维似乎又会导致失业与内需不足的发展动力不足问题，同样会爆发不可预期的危险。继续沿着西方经济思维搞经济改革，是饮鸩止渴鼠目寸光的道路，最终会自食其果，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自己把自己颠覆打倒。不沿着西方经济思维搞经济改革呢，又拿不出可以颠覆西方经济学重建让人信服的理论依据。

 

因此，18大报告指出，要避免走重回僵硬的社会主义老路，也要避免走资本主义邪路，而是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走一条利国利民的中间道路。这条中间道路是什么呢？有真才实学的大德，认真推理之余将会认识到就是重新认知中华核心智慧天道太极图宇宙法则，掌握天道辩证逻辑分析工具，以普遍有效数学原理“球容积圆面积最大”作为科学基础的《政治科学原理》《经济科学原理》引领改革开放跨越悖论困境，才能成功突围。

 

《政治科学原理》、《经济科学原理》等“和学”思想体系是中华文化复兴时代洪流中，与时俱进完成“天道”核心智慧的现代化与全球化复兴重建的理论成果之一，它是对西方政治学、西方经济学以及数学、逻辑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星体学等系统的颠覆重建，也是全面的拓展与提升，是对民族智慧的继承与重光，是对东西方文化文明互补综合创造世界新文化的新开。这也就是为何数理辩证逻辑第一人、中国人民大学逻辑学博导赵总宽教授再三阅读《和学》思想体系之后认定其为“一部让人激动不已感慨万分的当代杰出学术著作”，他客观地的评价指出：“不客气地说，《和学》是对西方文化的颠覆重建，客气地说，是对西方文化的拓展提升”。

2013年5月25日北京香山

5月26日校对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