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流氓的变迁》中，将不容于儒生所记载历史的异类做了一番梳理，大意为，儒墨之争后，侠客逐渐沦为强盗，最后成为奴才。而在统治者眼中，则统一称之为流氓。回想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出，武帝捕杀墨者，墨家因为不与政权合作，逐渐消亡，侠客也在儒法并用之下的王权中无法容身。但老百姓的期待却与日俱增，历史演义、公案小说中的“侠”在民间口耳相传，可见一斑。

    在某种程度上，制度和秩序一旦建立，反制度与反秩序的人心与力量也就开始积聚。中国的封建社会宗法制度紧紧束缚住了农民，对脱离宗法秩序的农民，也即王学泰先生口中的“游民”，一直进行打击，荷兰人屠杀菲律宾华人后向清朝谢罪，乾隆称杀得好，就是最好的例证，而这一点，是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罪魁祸首，也是中国社会一直难以进入现代化、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满洲皇帝因为其族人少，害怕汉族人一旦觉醒威胁其统治，采用愚民政策，但却完成了长达300年的有效统治，个中缘由，的确令人深思。

在王学泰先生的新作《我们向历史要什么》中，作者延续了钱穆先生的“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对转型期间的中国现状与历史转折做了一番比对——不是告诉我们未来会是如何，应该如何，而是说明了以往历史过程。至于得失，则是每个人自己的判断了。我们往往会将今日之农民工与“游民”“流民”相提并论，并对于其历史上成为颠覆政权的主要动力而加以防范，或者采用城市化进程的方式进行疏导，以此来获得社会的稳定和持续的繁荣，然而，这是一次对历史宿命论的“防患于未然”，还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阵痛与必经之路？

事实上，我认为古代中国的游民与流民，并非是农民中分离出的一个部分，也不是社会一个单独的阶层，它可以是教书先生（士），也可以是小贩郎中（商），也可以是南征北战的军人（兵），而唯独不会是农民。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就是发现了这个“沉默的大多数”，才是“载舟覆舟”的主要力量。游民、流民与流氓、强盗虽有很多差别，但有一点却是一致，那就是利益至上，没有好处，他肯定会走，这一点，和教书先生（士）、小贩郎中（商）如出一辙。所以说，最早具备游民文化特点与流民精神的人群，不是农民，而是士商，儒生之所以被后世称为“伪君子”，就在于他一方面用礼法制度约束全社会，而自己则“从心所欲不逾矩”。对于流民和游民来说，儒学虚伪根本不在其眼中，重利并钻法律的空子，成为其主要的生存之道——用基督教的话来说，就是“驯良如鸽、灵动似蛇”。

然而，我们今日又从“游民”变迁的历史中学到了什么呢？易中天先生说过，历史其实也没什么用。我想，至少他说明了一点，历史会重演，但决不会重复。今天的中国，农民早已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之上，农民阶级已经不复存在——留守农村的，是老幼妇孺，而不是拥有庞大劳动力的青壮年。相反的是，由下岗的工人、退伍的军人、被淘汰的技术员、年老的农民工、失业的大学生所组成的“游民”（也有人称之为“无产阶级”）正与日俱增。无产希望有产，有产希望中产，中产希望富裕，“共同富裕”虽然是大家的理想，但实现起来，至少需要每个人对自己和他人的欲望都有了正确的认识，彼此暂时达成妥协，才有可能。

除却物质需求外，单从精神上而言，我们所有人都是“游民”“流民”，都是“临时工”，鲁迅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皆是中间物”，也将“把握当下这一刻”从行动上升到了理论，“过渡”和“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成了常态——这一点，也正是我们追求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必然结果。现代了，就是一切都“稍纵即逝”，“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所有秩序的崩塌和阶层的瓦解，都是新的变革在提供机会，每一个阶层与每一个人都在总结经验，都在准备新的行动——妄图复制历史，必将身败名裂，而敢于创造历史的人，才能笑傲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