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和研究者描绘过这样的社会来给中国城镇化一个春梦：南非北开普敦省卡鲁（Karoo）荒地中的奥拉尼亚(Orania)小镇正演绎另一个版本的城镇化，小镇上学校、博物馆和体育设施等基础建设一应俱全，农场能实现自给自足，通过民主选举决定领袖，并让Afrikaner（荷兰和德国白人移民后裔）的文化和语言得到很好的保护。这看起来并不复杂的构架却让中国的城镇化难以企及。学者们寄予希望的提出奥拉尼亚(Orania)小镇居民的生活状态是中国农民生活的下一站，物质殷实，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和独立价值观，不再是挣扎在社会财富分配边缘的草民，而是社会权利主体的公民，有胆大包天的梦想，也有鲤跃龙门的机会。

　　真正要解决中国城镇化问题需要从本质探讨：第一，随着现代农业的兴起，传统农业的生产力如何转型，这里最大的障碍在技能可以学习、新型农业技术可以培训，但农业劳作与工业标准化的思维千差万别，当死的知识遇到活的思维就形同虚设。第二，随着中国从农业大国转型工业社会，农民的身份变成社会的边缘弱势，不仅是社会角色不同更是社会阶级的区分和生存环境的迥异，死守一亩三分的老农民精神除了被沉疴于现代功利的城市人发泄不满而怀旧称颂以外，他们对社会文明的进步是智障和毒瘤，隔代教育的留守儿童在成年后成为商业社会经济交易的基本一环时，严重影响商业整体的素质和进程。第三，农民入城的文化溶解度问题本质上是农耕文明的问题。农耕文明是由农民在长期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国家管理理念、人际交往理念、风俗等。

　　也有学者在追问“为什么农耕文明不能消失”，他们认为“因为从最开始的农产品剪刀叉到现在的土地财政，农民牺牲粮食利益和立足土地用于国家建设资源的再分配，应该享受到发展的福利，选择不仅是进城，留在农村的也应妥善安置，这是一个国家对于公民的责任，也是国家契约精神的体现。”其实这是偷换概念错位责任，国家对在建设中付出贡献履行回馈的契约并不代表不适任的农民涌入城市对城市进程的发展本身是有利的，虽然城市职能分工离不开这些基层生产者，同时他们仍然认为“现今耕地越来越少的趋势不会变化，而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向前，在原料供应端和需求端的缺口会越来越大，对于农耕文明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了与发展的中国相匹配，农村始终需要有人开垦和创造价值，以保障中国粮食的战略安全，传承数千年来的农耕文明，并将它们发扬光大。”但其实如果中国的粮食安全依然是依靠要么自给自足要么被商业利益冲昏头脑唯利是图的无良农商，那么中国不得不说是内忧外患，如此就更谈不上农耕文明的传承了。农耕文明是自强不息、邻里相帮，现代农民是为方寸赔偿金大打出手，吃尽建设工程的油水。农耕文明是耕读专家，有知晓宇宙法则规律的乐天，又有懂得生命价值真谛的知命，现代农民是拿着商人的大旗操土地的命，远离土地遁入繁荣带来的贪嗔痴。中国的现代农民既不乐天又不知命所以才有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虽然贫富差距是世界性的现代工业发展通病，但是儒家文化中的社会不该那么严重。

　　更有学者举文化和发展环境相似的的台湾为例，从90年代开始，官方和民间开始推动社区营造，比如村子需要学习现代技术或者建造公共设施，都可以以村或小区为单位，向政府申请经费来做；并且建立了市场化和专业化的农会负责市场推广和技术研究中心，企业和高校联手发展高层次加工技术密集型产品，如调理产品、保健食品、无菌包装食品等，农业的深加工产业已经相当成熟。只有农村也能逐步实现现代化，拥有更为完善的技术和设施，才真正具备发展的体质。那我们会觉得这套机制可行啊，大陆最早的工厂管理经验大部分贡献在散兵强将的台湾企业，所以像专业农会这样的机制也会随着两岸商业互利而兴起，但我们仍说还需要漫长过程，你会问有商业利益的地方一定就有人来启动并旺盛啊？有人说是商业的繁荣进化依赖市场机制和政策，但真正决定有了利益没有市场的是有没有商业文明，没有商业文明的社会会自然固着在粗放型无社会责任眼光的资源消耗，人的思维会自然向往近利快钱，懒做暴利的趋势，对于文明的、可持续获利、需要更高智商努力获得的，宁可放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万物存在公平并遵循原理的分配机制：任何阶级任何角色都拥有做同一个梦的权利，不同在筑梦的过程德行不同结果就早有合乎情理的安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