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很快，多数人会陷入沉思，进而开始怀疑自己的否定。这是因为，我们一不顺意——比如牛奶价格上涨、炒房推高房价、奢侈品冲击国货等等——就喜欢力邀政府进行管制。
以限购、高税率为核心内容的“国五条”，是针对民众普遍感觉房价上涨过快、泡沫严重和房价过高、购房不易这些情绪出台的管制措施。然而这项政策出台月余，从结果看，基本失败。
许多专家认为，政策效应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显然，其余的专家并不看好政策的实效。经济学家许小年说，“政府的干预将市场规律全部打乱了，不仅房地产市场的秩序乱了，大家因此去离婚，社会秩序也乱了。”
自2009年12月份开始楼市调控以来，政策经历5次升级，分别是2010年1月“国十一条”、4月“国十条”、9月“9.29新政”，2011年1月“新国八条”，直至2013年2月出台“国五条”。
原中房集团总裁孟晓苏则大声疾呼，“卖力执行国五条，抑制商品房开发与销售，不知想要把房价推高到什么地步。”他举例说，北京市方庄地区二手房价涨至每平方米4万元，这一价格恰好是25年前1600元的25倍，尤其是限购三年涨得更快。
另一个管制失败的例子是“治堵”。交通拥堵会导致城市效率和幸福感指数大幅降低，为解决这一问题，民众开始吁请政府入局管制。在这种情况下，上海从1994年开始对私车牌照实行有底价、不公开拍卖的政策，购车者凭着拍卖中标后获得的额度，可以去车管所为自己购买的车辆上牌。这一管制政策，延续20年，直到今天。
然而，拥堵老病尚未治愈，管制车牌又添新堵。今年3月，上海拍卖的车牌平均成交价91898元，被人称为“最贵铁皮”。因为民众难以承受“车牌之重”，上海有关部门最近表示，针对这种情况或将再出台新的措施，抑制车牌价格过高过快上涨。
管制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好吗？显然不会。房地产调控十年，房价进入了“越调越涨”的怪圈。与此同时，越来越严厉的调控不但让有的夫妻离了婚，让有的低收入群体租不起房，还让有的人投机钻营把自己变成了“龚爱爱”。
拍卖车牌20年，上海交通拥堵情况愈发严重。虽然每月新增车辆配额只有几千辆，但该买的车还是买了，只是上了江苏、浙江、山东、安徽等异地牌照。本地车上外地牌，不但形成了一个超过亿元的灰色产业链，黄牛们用假暂住证办理的各地牌照，还让上海的交通事故逃逸数量因此增加。
尽管政府宣称管制是为了保护公众利益，制约企业或个人的不正当获利行为。但事实上，保护公共利益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进行管制与是否有必要进行管制或管制的实际效果并不是一个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甚至指出，官员通过提供管制“商品”可以获得民众支持，以实现留任的目的或是取得其他形式的回报，而被管制者则可通过游说或贿赂来左右政府的管制政策，以谋取自己的利益。这一逻辑，成为“国五条”和“拍卖车牌”等管制措施最终事与愿违的理论依据，也能解释为何管制牛奶价格导致有人往原奶中添加三聚氰胺而贻害天下，为何限购后很多人转移财产赴海外大手笔购房，为何高关税情况下人们转道去国外狂购奢侈品，等等。
我们发现，在“政府进行管制的公共利益动机只是一种理想主义观念”的背后，还隐藏着政府未能恪尽职守的事实：三年来对房地产市场的严厉调控，背后不乏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上错失良机的原因；而牌照拍卖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交通拥堵，但却隐含着推迟家庭轿车在大城市使用，从而为城市发展公共交通建设赢得时间的目的。
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已经证明我们放弃指令性经济，选择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这样一个攻坚时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敢于涉险滩，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我们认为，“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就是在提醒政府和民众，要对管制保持警惕，对市场保持敬畏。 （**注：此为《乐居周刊》第3期社评，发表于20130501，此为原文，发表时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