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端午节到郢都会盟的启示（6月11日）
关键词：屈原 先秦 郢都会盟 历史启示 贾春宝
端午节是中国传统的重要节日，这个节日是为了祭奠在公元前278年投江自尽的屈原而设，作为爱国主义精神的象征，其实端午节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越国界，中国的很多周边国家，比如朝鲜韩国，也有过端午节的习惯。
原本教科书上的历史很清晰，战国后期七雄并立，特别是秦齐楚作为排名前三甲的大国，彼此之间都不敢小视。
秦国对山东六国虎视眈眈，注定是要实行进攻的，齐国由于距离秦国最远，又拥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与思想文化成就，加之临近海边，深受道家学派的影响，因而则更倾向于保守。楚国幅员辽阔，拥有浪漫而绚丽的文化，并且拥有战略纵深，经过公元前四世纪的“宣威之治”，吴起变法，也做到了国富民强。
在战国时期的三股势力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楚国，楚国连齐则可以缓解秦国的强劲势头，让局面得到相对平衡。相反，楚国连秦则助秦国统一大业，不仅断送其他诸侯的未来，同时让自己成为秦国的“囊中之物”。
历史的事实是：齐国没有任何隐患意识，坐视秦国逐步吞噬东边的韩赵魏的土地，并削弱楚燕，逐渐成长壮大，同时楚国并不是很坚定地执行合纵战略，受到秦国打击的时候寻求诸侯的帮助；而在秦国对其示好的时候，又出卖盟友，投入秦国的怀抱。最终，楚国倒在秦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成为大秦帝国丰碑上的标榜。
屈原是爱国的，力争连齐抗秦，而且也确实得到楚怀王的信任与支持，并一手导演了郢都会盟，在会盟之中，楚怀王风光无限，虚荣心得到了尽情的满足，在武关遭遇秦将樗里疾的抵抗，同时受到子兰、靳尚、郑袖等人的蛊惑，被来自秦国的张仪所欺骗，背弃诸侯会盟，罢黜屈原并让其壮志难酬。
在秦将白起攻陷郢都，毁坏楚国的祖坟与宗庙，实施屠城之后，屈原在极度悲伤的情况下，沉江自尽。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后人与百姓在他每年的祭日，赛龙舟、喝雄黄酒、吃粽子，这一天就成为端午节，并逐渐成为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
在针对任何选题研究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不曾被关注到的细节，也总是会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些让我们对于原本自我感觉清晰的历史感觉怀疑，并出现迷茫。
比如有人调侃屈原的真正死因并非受到政治排挤，而是屈原与楚怀王宠妃郑袖的暖昧关系，这种绯闻被怀王知道后，楚怀王以政治名义放逐屈原，使屈原再也无法与郑袖见面。十几年后，楚怀王驾崩，为防止屈原与郑袖的关系卷土重来，为了保护王室的形象，倾襄王痛下杀手，并在杀害屈原之后，将其沉尸江中。
楚国王室遵照楚怀王的遗命，派人对屈原进行了捕杀。追杀事件的发生地就是今天的汨罗江，兵士们最终在江边抓住了屈原，将他刺杀后装进袋子，捆紧了之后压上石块投入江心，演出了一幕残酷的历史悲剧。
在纪念另一个楚国英雄伍子胥的日子（五月初五）里，举行哀悼屈原的祭礼，用赛龙舟隐喻当时追杀屈原的激烈场面；用包粽子来隐喻屈原被投入江中的悲惨事实——糯米饭象征着屈原的肉体，粽叶象征着装他的袋子，粽丝象征着捆扎他的绳索；而把粽子投入水里，则象征着屈原被人淹死的场景。
还有人调侃说，屈原投江自尽的根本原因并非爱国情怀难以抒发，而是感情问题。如果说屈原是因为情杀纯粹来自无聊之人的杜撰，由于争宠未果而遭遇陷害，由于无法重新得到恩宠而绝望并自杀，这却是从1940年代开始就有历史学家得出的观点。
那些历史学家说屈原有同性恋之嫌疑，并从其代表作中举出很多貌似确凿的证据，对那些浪漫而香艳的词句加上自己的理解。楚怀王被秦国囚禁，最终客死秦国，秦国将楚怀王的尸骨送回楚国，屈原是由于国破家亡，情感崩溃而自杀的，其中有很多殉情的因素。当然这有很多牵强附会的因素。
历史无法重演，即使我们掌握了充足的历史证据，也会有见仁见智的理解、分析与结论，贾春宝认为，历史仅仅提供给我们方向的指引，不管原因是什么，我们都只能接受历史所留给我们的现状，汲取其中的教训。
从对那段历史的研究中，我们发现，郢都会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而屈原作为郢都会盟大典的“总导演”，所传递出来的主旋律，对合纵战略的成败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在屈原生活的楚怀王和倾襄王时代，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在战国七雄中后来居上，扩张势头咄咄逼人，楚国成为其攻城略地的主要对象之一。但楚怀王却放弃了合纵联齐的正确方针，一再轻信秦国的空头许诺，与秦交好，当秦国的诺言终成画饼时，秦楚交恶便不可避免。
公元前318年，楚怀王在连秦和连齐之间犹豫不决之际，屈原说服楚怀王连齐，并加入六国合纵的联盟之中，既然是屈原提出的建议，那么楚怀王就派遣屈原去齐国进行外交斡旋。
最终屈原不辱使命，为楚怀王争取到合纵的纵约长的身份，并约定时间，六国诸侯与使节齐聚楚国的郢都举行会盟，而筹备会盟大典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了屈原身上，而作为会盟大典的总导演，屈原不仅为诸侯提供了美食美酒，而且提供了盛大而惊艳的演出。
公元前319年，楚怀王约屈原密室会谈，屈原的富国强兵之计令楚怀王深受鼓舞。在屈原的积极撮合下，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结盟联合对抗强秦的大好局面已然形成。
楚怀王把庆典交由屈原来操办，于是，在楚国首都郢，一场六国合纵的庆典即将举行，为了彰显楚国文化的魅力，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拉开序幕，其中的主旋律便是屈原亲任编剧和导演的大型歌舞剧《九歌》。
“九歌”原为传说中的一种远古歌曲的名称。《楚辞》的《九歌》共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九歌》是屈原据民间祭神乐歌改作或加工而成，是屈原作品中最优美、最动人、最富魅力的诗篇，主要是为了九个神灵。
《东皇太一》“皇”是最尊贵的神的通称，“太一”在楚人中是东方最尊贵的天帝神。
《云中君》祭云神的诗歌，云中之神为一男性，号“云中君”，在神话中云神名叫丰隆，又名屏翳。
《湘君》是祭湘君的诗歌，描写了湘夫人思念湘君那种临风企盼，因久候不见湘君依约聚会而产生怨慕神伤的感情。
《湘夫人》是祭湘水女神的诗歌，和《湘君》是姊妹篇。全篇以湘君思念湘夫人的语调去写，描绘出那种驰神遥望，祈之不来，盼而不见的惆怅心情。
楚地风俗好祀鬼神，楚人以为人之寿夭必有神灵主宰，因而奉祀大司命。古人以为大司命是管人之生死的寿命之神。《大司命》是祭大司命的祭歌。
少司命是主宰儿童命运的女神。因为她是一位年轻美貌的女神，所以其中一些章节也描述了人神爱恋的情节。
《东君》是楚人祭祀太阳的颂歌。
《河伯》是祭祀河伯的祭歌。歌中没有礼祀之词，而是河伯与女神相恋的故事，大约是楚人淫祀的特色，以恋歌情歌作为娱神的祭词。河伯本指黄河之神，至战国时代人们把各水系的河神统称河伯。当时楚国国境未达黄河，所祭的只是河神。
据考《河伯》可能是记叙河伯与洛水女神前期相恋之事。一是因为洛水在黄河之南，不是远离楚国的其它水系；二是因为洛水女神正是宓妃。宓妃性情放荡，曾与后羿相恋，故有后羿“射夫河伯”，“眇其左目”，河伯上告于天帝请诛后羿之事。
《九歌》的精华之核心便是最后一个神，是作为山神的山鬼。屈原把山鬼描写成为一个绝艳而清纯的美女，讲述的是爱情故事。山鬼即一般所说的山神，因为未获天帝正式册封在正神之列，故仍称山鬼。本篇是祭祀山鬼的祭歌，叙述的是一位多情的女山鬼，在山中采灵芝及约会她的恋人。
《国殇》是祭祀保卫国土战死的将士的祭歌。《国殇》悼念和颂赞为楚国而战死的将士；多数篇章，则皆描写神灵间的眷恋，表现出深切的思念或所求未遂的哀伤。
《礼魂》是通用于前面十篇祭祀各神之后的送神曲，由于所送的神中有天地神也有人鬼，所以不称礼神而称礼魂。
我们可以想像，秦军将士在起兵誓师的时候，会是何等豪迈。《九歌》所沿袭的是对鬼神的崇拜，对凄婉爱情的颂扬，更多的是艺术家的悲鸣，而不是军事统帅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气魄。
相比之下，郢都会盟与《九歌》的主旋律，代表着殷商时代的价值观，那种鬼神与神秘色彩的力量，到了残酷的战乱时代，显然是已经落伍了，在跟以诡道来攻城掠地的用兵之道，以及用外交与心理战来瓦解联盟的秦国争雄之中，没有任何胜算之可能。
假如我们把郢都会盟看作是诸侯共同迎战强秦的誓师大会，如果我们能看到主旋律所起到的作用，那么或许从会盟大典开始，我们就可以认定，合纵的失败是注定了的。
仅据《史记·楚世家》记载，郢都会盟之后，自公元前313年（楚怀王十六年）起，楚国曾经和秦国发生多次战争，都是秦胜而楚败。
公元前312年（楚怀王十七年），楚秦战于丹阳（今河南西峡以西一带），楚军大败，大将屈殇被俘，甲士被斩杀达8万，汉中郡为秦所有。楚以举国之兵力攻秦，再次大败于蓝田。
公元前301年（怀王二十八年），秦与齐、韩、魏联合攻楚，杀楚将唐昧，取重丘（今河南泌阳北）。次年，楚军再次被秦大败，将军景缺阵亡，死者达2万。再次年，秦攻取楚国8城，楚怀王被骗入秦结盟，遭到囚禁，其子顷襄王即位。
公元前298年（顷襄王元年），秦再攻楚，大败楚军，斩首5万，攻取析（今河南西峡）等15座城池。据以上统计在屈原生前，楚国就有15万以上的将士在与秦军的血战中横死疆场。
古代将尚未成年（不足20岁）而夭折的人称为殇，也用以指未成丧礼的无主之鬼。按古代葬礼，在战场上“无勇而死”者，照例不能敛以棺柩，葬入墓域，也都是被称为“殇”的无主之鬼。
在秦楚战争中，战死疆场的楚国将士因是战败者，故而也只能暴尸荒野，无人替这些为国战死者操办丧礼，进行祭祀。后人指出：《国殇》乃因“怀、襄之世，任馋弃德，背约忘亲，以至天怒神怨，国蹙兵亡，徒使壮士横尸膏野，以快敌人之意。原盖深悲而极痛之”。
最终合纵战略失败，一方面是秦王与张仪之间密谋的结果，也有楚怀王因小失大甚至背信弃义，撕毁盟约所导致的，但是更多的是那个会盟原本就是松散的。而恰恰郢都会盟中所体现的浓厚的楚文化，让其他六国诸侯感觉内心失衡，因为他们除了感受到楚文化的强烈刺激之外，看不到会盟对自己国家的利益。
虽然当时的秦齐楚为顶尖强国，但楚国徒有地域上的优势，齐国也只有文化思想上的优势，秦国却拥有虎狼之师，又在商鞅之后增添了智谋，在军事实力决定胜败的战国时代，自然可以蚕食山东六国了。
假如说历史所留给我们的启示，那么就是在文化上的恢弘气势与浪漫情怀，丝毫不能抵御入侵者的脚步，反而会加大暴虐者的兽性，因为浪漫素来是阴柔之气，难以抵御入侵者的阳刚之气的，而你所展示的文化之瑰丽，山河之秀美，礼仪之隆重，反而会起到负面作用。
因为你在文化和内心过于强大，所以让你的盟友感觉无法撼动你的自我中心主义，让他们感觉是在为你“卖命”，变得理性而斤斤计较，并弃而远之；同时也让那些入侵者更加虎视眈眈，刺激他们的贪婪欲望。
历史总是在同样的逻辑关系上重复地演绎类似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同样可以找到类似的事件。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隋炀帝招待西域客人。与西域的贸易应该是双方互利的，但在杨广朝贡式贸易的思想指导下，主要是向西域炫耀隋朝的富有，所以隋朝政府基本上是赔钱的。
大业六年（610）正月，隋炀帝在洛阳大演百戏，招待西域商人，前后达一个月之久。洛阳的店铺都用帷帐装饰，让西域的商人们免费吃饭，免费住宿。隋炀帝用巨额财富赚取空洞的名声，用钱引诱西域各国商人和使者来朝贺，面子赚足了，钱也赔老了。
同样，康乾盛世时期，中国也是以天朝自居，以美食、文化和物质财富飨列国使节的，最终带来的却是如洪水猛兽一般的侵略。
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了同样作为国际盛会的北京奥运会，国际大导演张艺谋以恢弘的气魄。那在彰显中国文化之伟大根基与瑰丽形象的同时，是否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屈原与张艺谋一样，都是有浪漫情怀的艺术家，隋炀帝和康熙乾隆的性格之中也有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成分，如何避免北京奥运会成为另一次郢都会盟，是需要我们以史为鉴，深入反思历次以注重形象树立和文化传播的盛会给中国带来的重大损失。
贾春宝
2013年6月11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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