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其仁之问”论改革的内生性

　　摘要：本文从周其仁先生一个关于“为什么我们的体制特别难改”这样一个问题入手，从多个侧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内生性特征。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个人为设计然后经具体实践不断检验和修正的过程，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具有鲜明内生性特征，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建立一个自改革机制。基于改革的内生性，提出改革应当充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应当认真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先进经验、应当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等政策观点。

　　关键词：改革 内生 周其仁

　　著名学者周其仁最近提出一个很经典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体制特别难改？我们一直以来改革的对象，“真正这套东西，特备是核心的东西，大概是1958年到1978年20年形成的。20年形成一套体制，1978年到2013年是35年了，我们还要讨论改革，这里面必定有一些道理。”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探讨，不妨将其命名为“周其仁之问”。本文就此提出自己的一些浅见，抛砖引玉，以求教于方家。

　　一 “周其仁之问”的提出与自答

　　在2013年5月11日举办的《吴敬琏文集》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上，周其仁先生提出了这一重要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体制特别难改？周先生分析到，现在一个认识是既得利益非常严重，这个当然有道理，但是哪个国家都有既得利益，任何游戏规则在这里面玩都会有既得利益都有赢家，赢家当然不愿意退出比赛还要继续赢下去，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问题在于，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特别严重？周其仁先生给出了两个答案：

　　一是我们的既得利益有一些东西包着它，就是“大词汇”。大词汇流行，动不动主义，一些非常具体的经济问题，但是一跟主义扯上，讲不清楚了。要推进改革，恐怕还得有一套分解的办法，要把一些大的东西跟我们这个经济现象经济问题讨论做一些区隔，不做区分包在里面讨论不清楚，师出无名，一碰就碰到所谓红线，到底什么是红线？社会主义到底要在什么情况下才能真正发展起来？这些问题跟经济改革的问题如果靠的太紧了容易把既得利益包在大词汇里面，没有办法。

　　二是既得利益这么严重，我们却没有一个程序去解决它。我们注重本质和理性，不大注重所谓的程序和理性。一个问题炒到最后怎么办？没有一个程序平台把已经明显看出的问题解决掉，最高级别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很多决定写的东西也不执行。市场要成为经济稀缺资源配置基本的机制，这个写进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一遇到情况出台临时性的政策，比如限购。市场经济怎么可以不准人买东西？你不准人买东西也可以，经过一个程序来，我们没有程序。急的时候啪啪什么办法很快出来，小事情讨论，大事情说出去就出去了。进一步推进改革除了讨论到底哪个对哪个错，恐怕要有程序性的解决，什么问题通过就可以干。经济改革一定要跟法制结合起来，把很抽象的东西变成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往前推。

　　周其仁先生的问题和自答无疑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视角，抛开改革的难度本身，进而从改革的长期性来进行审视。经过很长一段的“摸石头”，我们改革的目标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在“市场”二字。诚然，如周先生所说，我们用20年时间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然后又用了已经长达35年的时间来改革它（仍然在持续进行中），这意味着什么？在笔者看来，这至少说明持续改革的必要性一直是存在的。那么这种必要性来自哪里？说明运行不成熟。运行不成熟是相对于体制设计而言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前20年，还是后35年，都是先有人为设计，后有具体实践，不断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用具体实践来检验人为设计的过程。这一特征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具有明显的差异。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人为设计然后经具体实践不断检验和修正的过程。由这一本质差异决定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来说，改革具有内生性特征。

　　二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内生性

　　沈越教授指出，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表现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明显的“人为”特征。即最初由少数社会精英为消除传统社会的种种弊端，设计出理想的未来社会的蓝图；然后组织政党，团结和教育群众，用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然后凭借政权的力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这一过程中，最初设计的未来社会蓝图对后来社会主义制度框架的影响很大。正是由于这个本质性特征，一部社会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对理论进行修正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对制度进行改革的历史。理论修正和制度改革的依据是实践。因此，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而言，改革具有鲜明的内生性特征。

　　（一）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设计的修正和变革从来没有停止过。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理论不可避免带有空想的成分，他们规划的蓝图在人类历史上并非没有“前科”，事实上美好的社会是一切正直善良的人们都会想到的，比如中国古人提出的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就是中国版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蓝图。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曾经写下这样的文字：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

　　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一场旷日持久的、地域广阔的最伟大的社会实验。在这场大实验中，有局部的失败，有僵化的坚持，有持续的改革。马克思最早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蓝图进行了修正，提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二阶段论。社会主义在前苏联成为现实后，很快遇到一些实际问题，列宁又提出修正性的新经济政策。随后在斯大林主导下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成为全球社会主义阵营的标准化蓝本。我们所讲的改革，其实并非针对本源的马克思主义，而是针对已经经过了若干修正和变异的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比市场聪明，这显然是个谬误。在斯大林死后，东欧、苏联、中国、越南等国家先后进行改革，逐步抛弃了计划经济模式，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改革过程目前仍在进行中。

　　（二）对中国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客观的历史选择。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这样一种以人为设计为特征的制度形态，而不是选择体现“自然历史过程”的资本主义制度形态，是由我们自身的具体情况决定的。中国数千年的自然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落后的小农文化，西方列强对旧中国的侵略和打压，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再到辛亥革命的反复探索，面对这些具体情况，是历史选择了社会主义，只有人为设计的、充满道德色彩的社会主义，才能使一个落后的中国强大起来。

　　同样道理，坚持社会主义，走渐进式改革道路，而不是推行东欧抛弃社会主义、放任自由市场的休克式疗法，也是由中国现阶段的具体国情决定的。抛弃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完全让市场配置资源，这在比较发达的、经过了长时期市场经验积累的经济体中当然可行，但在落后的经济体中注定是要失败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独联体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证明。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人为设计的总归要有些缺陷，都需要不断地进行改革。改革的内生性不是因为是社会主义，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是人为设计出来的，人为设计的东西当然要靠实践去不但检验。

　　（三）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建立一个自改革机制。

　　党的文件曾经明确写到，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来又提出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事实上改革具有内生性，需要不断地、持续地进行。那么，改革到何时是个尽头？改革没有穷期，或许将来会有一个新的说法，不叫改革了，换了一个别的什么名堂，但从本质上来说，还是改革的内生性在起作用。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自改革机制，就是不需要政府推动，一个可以不断自我完善的相对市场化的社会运行机制。像周其仁先生提到的，这当然要破除意识形态的束缚，其实没有什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大帽子，本来就是人为设计的，就事说事、实事求是就可以了。同时也要有个解决问题的框架，要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把权力关进法制这个笼子里，有问题要能够不断完善，要有一个标准和流程。

　　强势政府推动下的市场化进程，需要政府自我革命，不断地从强势走向弱势，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不是相反。温铁军在回顾农村改革时发现，大量试验和调查证明，上世纪80年代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试验推进的时候，反对者根本不是乡镇企业职工，不是技术人员，不是企业骨干，甚至不是企业的实际管理者，而主要是基层政府的干部。为什么呢？如果不改制，主管部门职员和当地领导干部获得的最大好处就是权力可以直接受益，而且，连相关部门的无权者也可以攀缘利用甚至创造权力获益的机制。一旦实行多数人有股权时，特别是当我们在改革试验区只保留很少的集体股，先把70％、后把85％以上的股份直接分配给劳动群众以后，干部再想安排亲信、随便从企业提取收益不可能了。因为大多数具有股东身份的群众会自发地盯着这些不正之风。话说回来，30年前农民主动改革包地到户的时候，干部们难道就愿意么？当时的段子叫“三五牌干部”（50多岁、50多元工资、50年代参加工作的这些基层干部）大部分反对，为什么呢？还是权力丧失、利益受损的原因。温铁军的分析表明，既得利益者是永远存在的，关键是要让大多数人得益，同时政府要成为社会的良心，这样改革才有发动机，才不至于停滞甚至倒退。

　　三 改革内生性特征对改革实践的几点启示

　　（一）改革应当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邓小平被称为“总设计师”，后来有人进行修正，说更准确地讲，应当称之为“总许可师”。这样更符合事实的真相。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放开，让群众去创造历史，然后在群众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去不断“许可”，然后形成一个“体制”。这样也就类似于“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尽量减少拍脑袋、关门主义式“人为设计”的成分。

　　（二）改革应当努力借鉴成熟市场经济体的先进经验。过多纠结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浪费时间，邓小平强调“不争论”，其英明处即在于此。我们应当更多关注那些经过“自然历史进程”市场化成长起来的东西，他们已经交过学费，我们可以不交或者少交一些。一些人为设计的已经被证实是腐朽的东西，应当解放思想，坚定地放下，而不能总是背着所谓意识形态的包袱。德国社会民主党是马克思亲手建立的政党，长期坚持计划经济不放手，结果越发展越弱小，直到承认了市场经济，马上走向强大，很快就成为执政党。

　　（三）改革应当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政府的权力要受法制约束。立法宜宽，执法要严。大多数能做到的才可以立法，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立了法也是白立，或者说是不道德的法。现状是立法很严，但执法很宽松，有法等于没法。尤其是宪法层面就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全国人大立法的权威也很不够。缺乏法治的护卫，自改革机制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参考文献：

　　1北师大沈越教授授课听课笔记。

　　2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沈越编著，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

　　3周其仁在《吴敬琏文集》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的发言，2013年5月11日，网络搜索。

　　4对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改革的三个思考，温铁军，2013年5月8日，本人实名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