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分离管理技术是指为了避免交织和冲突，通过某种安排，把具有不同属性的主体在时空范围分离开来，在过程平稳、有序和可控的状态下,各主体享受权利的一种管理技术。经过这几年的研究，笔者认为时空分离可以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文化等许多领域。特别适用于牵涉到社会不同阶层利益调整的改革。笔者认为，将其定名为“时空分离管理技术”，将会更加为有利于这项技术的研究、应用和发展。
时空分离管理技术协调车辆行驶权利带来的启示
时空分离的概念主要来自于交通管理领域。在道路交叉口设置停车线和信号灯，让车辆按照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运行，采用的就是时空分离管理技术。在时空分离管理技术下，交叉口是一个缓冲区，不同方向的车辆以轮流通过交叉口的方式行使权利，交叉口不会发生交织和碰撞，交通过程有序可控。这是单点交通管理技术，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其自动化升级初步完成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这是时空分离管理技术在道路交通管理中的应用，是道路交通管理方面的“英美道路”。
同样,采用时空分离管理技术，在原有停车线上游设置第二停车线和信号灯，两条停车线之间形成了一个新的缓冲区。这是产生于二十世纪末,于二十一世纪得到逐步推广的“二次道路交通待行区”技术。该技术在保证交通有序运行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了道路通行能力。其中，在2011年正式应用的综合待行区技术，把不同方向的专用车道变成了公共车道，在有些情况下，交叉口的通行能力甚至提高了200%到300%，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①因而，人们将之称为神奇停车线、②魔术车道③和缓堵神器。④这是一种新型的单点交通管理技术，产生于中国,是笔者发明的专利技术。⑤交通管理部门在这一技术应用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一线民警功不可没。一些地方党和政府领导给予了热情支持，特别是原上海市副市长张学兵对综合待行区技术应用的支持具有决定性作用。这是道路交通管理方面的“中国道路”。
能不能把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法则引入社会科学，是很有争议的。不过，好在中国古代已经有了像治大国若烹小鲜这类的把日常生活技艺原理借鉴到国家管理领域的传统。至今，人们还将之奉为国家管理思想的典范。这说明把时空分离管理这项工程领域的技术引入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可以一试的。
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的设立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体上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过程。国家管理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让中国每一个人都得到了实惠。改革开放前，国家把阶级斗争放到了首要位置，一些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被划为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发展政策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要求，市场经济过程被扭曲，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经过改革开放，一个适应经济发展的国家管理体制建立了起来。在新的管理体制下，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提供了物质基础。每一个过来人，都可以见证三十多年来人们在衣食住行和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事实。比如，三十多年前，上海比较好一点的饭店只有人民饭店、燕云楼、杏花楼等和大宾馆内对外开放的一些不太多的饭店，而且店里常常比较冷清。而现在，类似的饭店遍布上海的大街小巷，即使在一些偏僻的地区，每天晚上，饭店也常常是生意火爆。又比如，过去在住房方面，上海家庭住房非常困难。一家六口人同住一室的现象并不罕见。新结婚的一套新家具，椅子只能放在大立柜的顶上，即便只是这样条件的住房条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分到新的住房。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这种情况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又比如，电视机、洗衣机等等，在过去是稀罕物，现在是再平常不过的了。再说医疗保障，虽然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但进步还是非常大的。我在医院的时候知道，有几位来自农村的病人一年报销了二十几万元医疗费。可以说，改革开放几乎大幅度增加了每一个人的福利，虽然存在公平公正方面的问题，但很多情况下，只不过表现为一些人的福利增加的幅度更加大一点，一些人增加的幅度小一点。因此，过去的改革，造就了一个人人都得益的时代，那是一个流金岁月。
从中长远来看，中国经济具备了持续高速发展的许多有利因素。经济学家曾经提出了一个“收敛假说”的理论，即一个比较落后的经济体有可能实现比富裕的经济体更高的增长率。其原因是，一个落后经济体的分母小，增长率容易更高。同时，落后经济体可以模仿发达经济体的制度、技术和生产方式，容易赶超后者。虽然，在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但是，中国的人均GDP仍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英国《经济学人》基于“收敛假说”理论进行了预测，推算出中国在2020年，或在2019 年GDP可以赶上美国。但即便2020年以后，中国的人均GDP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到那时，中国经济发展仍然有巨大的潜力：由于中国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投资空间仍然很大；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将不断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提供新的劳动力来源；随着城市化率的逐步提高，城市规模将不断扩张;随着人们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需求将不断增长；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产品附加值将逐步得到提升；由于劳动力成本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有利于继续吸引国外产业资本。这些都是支撑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有利因素。
但是，这些有利因素不会自动转化为未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事实。经济发展还必须具备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在帕累托改进状态下，不同群体可以同心协力求发展。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一步步深入发展，帕累托改进状态已经开始向我们挥手告别。而且，这时，社会出现了贫富不均的现象。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利益诉求不尽相同的各个利益群体。各个群体的利益藩篱已经渐渐形成。为了维护本群体的利益，社会上经常会因为不同群体利益诉求不一致而出现意见相左的声音。一些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由于难以达成共识而被长期搁置。比如，进一步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是修正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一些偏差的必要措施。这可以让社会更加公平公正，对于社会在和谐的氛围中继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虽然经过很多年的研究和协调，各个方面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这项有利于社会经济长远发展利益的政策调整方案，久拖而不能顺利出台。这些情况的出现向我们证实，由于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帕累托改善在中国已经成为过去。现在，中国的改革已经越来越接近帕累托最优状态。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下，在不使一些人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已经不可能再使另外一些人的利益得到改善。虽然很难说中国目前已经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但为了改善某一群体的利益而出台的一项公共政策，常常会损害另一群体的利益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社会总是要不断向前发展，人类总是要不断改善自己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但是，在帕累托改善渐渐成为过去以后，当一个群体要改善自己的利益时，很可能会损害其他群体的利益。这样，不同群体之间就有可能产生利益冲突。而一个社会如果发生冲突，整个社会向前发展的合力就会被弱化。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赖以存在的环境就会被破坏。在这个时候，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如果停止改革，贫富差距状态将不会得到改善，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会进一步发酵，社会关系会趋向更加不和谐，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发展。而如果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放开改革，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很快陷入恶化，社会就可能会发生动荡，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目前的这种状况是威胁我国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隐患。
在这个时候，人们自然而然会去怀念那个流金岁月般的帕累托改进时代。中国的改革能不能重现帕累托改进呢？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强调，要通过创造、探索和开拓，聚合推进各项改革的正能量。这指明了深化改革的战略核心。在现在的状态下，停止改革是没有出路的。同样，在不具备改革条件的时候放开改革也是非常危险的。只有通过创新，我们才能聚合更大的改革正能量，才有力量把我们所向往的帕累托改进时代重新拉回来，我们也才能具备足够的改革正能量，不仅有能力顺利启动改革，也有能力牢牢控制改革的整个进程。
改革正能量由改革需求和改革技术手段决定。改革需求是指社会对体制进行改革的需求。人民群众的要求，有利于社会公平公正和经济发展的愿望等等，都可以形成改革的需求。改革需求带来改革正能量，需求越强，正能量越高，推动改革的正能量就越大，改革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通过推进改革来继续提高社会公平公正水平、继续保持经济发展势头，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为改革的成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目前，中国改革初步具备了由改革需求产生的这一类正能量。但从国内外改革历史来看，仅有改革需求产生的这一类正能量还远远不能满足成功改革必须具备的正能量。成功的改革还必须具备由改革技术手段产生的异质于改革需求正能量的技术正能量。改革技术手段是指实现改革目标的方式方法。改革必须具有可操作性，这就要求改革技术手段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同时还需具备可靠性。技术手段可靠性越高，改革成功的可能性越大。因此，技术手段同样可以产生改革正能量。只有当改革需求产生的正能量和改革技术手段产生的正能量相互协调，改革才能具备必胜的条件。目前，我们缺乏的更多的是来自技术手段形成的改革正能量。因此，通过提升改革技术手段可靠性来聚会改革正能量是当前最为迫切的。
时空分离管理技术是能够让存在潜在冲突的不同主体在和谐状态下有效享受权利的专用技术。在交通管理领域，时空分离管理技术的作用在于，通过把交叉口变为缓冲区等管理手段，让向不同方向行驶的车辆轮流通过交叉口，亦即让可能会产生冲突的向不同方向行驶的车辆在互不干扰的时空范围行使权利。通过对车辆进行时空分离，不同方向车辆潜在的冲突得到了化解，车辆的行驶权利得到了保护。相反，如果不采用时空分离管理技术对车辆进行时空分离，潜在的冲突就会表象化，就会导致各个方向车辆的行驶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在这样一种混合状态下，当驾驶员谨慎慢行时，不同方向车辆在交叉口就会犬牙交错般地挤成一堆，不论哪一个方向的车辆都难以通过。而当驾驶员快速行驶时，不同方向的车辆就会在交叉口发生碰撞，造成车毁人亡的事故。这样，车辆行驶权利的实现只能成为妄想。以时空分离管理技术让交叉口成为不同方向车辆的缓冲区，保护了各个方向车辆的行驶权利。这让我们思考，能不能采用时空分离管理技术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从而让不同利益群体在一种和谐的状态下继续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呢？
本文所述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中的政治体制既指狭义政治体制，也指广义政治体制。笔者认为政治体制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政治体制主要包括政治体制形式等方面的问题，是人们通常所指的政治体制。广义政治体制包括政治体制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的问题，除了包括通常所指的狭义政治体制之外，还包括经济管理体制、社会福利管理体制、科技管理体制、文化管理体制等国家管理体制的各个方面。经济管理体制等国家管理体制本来就是国家政治体制亦即国家管理体制的一个部分，这些具体体制的运行不仅具有专业性质，而且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同时具备了政治性质。从这个角度来说，三十多年来，中国进行的改革也可以说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笔者经过研究认为，借鉴设立道路交通缓冲区的经验，我们也可以采用时空分离管理技术的方法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设置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不同群体潜在矛盾的表象化，划定一个或若干区域，通过某种安排，把不同群体在时空范围分离开来，让政治体制改革先行在这些区域进行，由于不存在不同利益群体的交织，也就不会发生不同群体的冲突，不同利益群体可以在互不干扰的状态下行使自己的权利，一个群体利益的取得可以不以损害另一个群体的利益为基础，各项改革措施可以在缓冲区得到先行。随着时间的推移，缓冲区范围不断扩大，用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缓冲区范围可以遍及到全国所有区域。那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将得到基本完成，中国将成为一个繁荣和民主的强大国家。
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重回帕累托改进时代
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可以分为进入式缓冲区和退出式缓冲区。
进入式缓冲区是指划定一个区域，通过自愿移民的方式把人口引入该区域。由于是自愿而来，这里的人们将有一种天然的共识。大家在一些方面起点一样，不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因为意见相左而影响改革进程。这样，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就可以形成了。在这里，进一步深化改革会一帆风顺，不会遇到阻力。
退出式缓冲区是指划定一个区域，或某区某县，一部分群体可以自愿选择离开或留在本区域，留在这一区域的可以继续参加这里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选择离开本区域的，由国家安排到临近区县同类单位工作。工作调换的原则以平调为主。对在设立缓冲区过程中作出贡献的，作为褒奖，可以考虑调至上级部门工作。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未来新体制可能会对一部分群体利益造成冲击，让这一部分群体的原有利益受到保护，甚至，为了让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的过程更加和谐，可以考虑让这一部分群体得到更大的利益,从而在通过推进改革获取新利益和为了推进改革而保护原有利益方面，形成某种双赢格局。当然，如果愿意按照新制度在新体制下工作的，那也是欢迎的。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事情，比如，一个人按照原有方式工作了许多年，许多工作方式已经成为生活习惯的一部分，现在突然要人家改变习惯，是没有道理的。当然，这其中也有为了顺利推进改革而做出的一些具有妥协性质的适当让步，等等。
在退出式缓冲区，由于一部分人选择到其他地方工作，这就存在一个跨区县工作可能造成某种不便的问题。但在交通非常发达的今天，这不是什么难题。对于大城市，几乎不会产生什么不便。因为对于大城市来说，跨区工作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对于农村地区，领导在农村工作，住在城里也是常有的事。当然，有一部分地区可能会产生不便，但解决的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通过补偿或其他方法解决，并不存在不可解决的难题。
进入式缓冲区和退出式缓冲区也可以联合应用。以这种方式建立的缓冲区类似于三十多年前的深圳特区。
如上所述的区域，在需要的时候也可以指特定的单位。例如，海关系统，可以先行划出一个或若干单位作为改革缓冲区进行改革，然后逐步增加缓冲区，扩大改革范围。又如，在过去，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许多成绩，但过去的改革比较粗放，如果有需要，可以继续进行精细改革，这时，就可以设立缓冲区。对一个大型国有企业而言，其本身就可以划分为许多单位，先对个别单位进行试点，然后逐步推广。因为这是一个渐进的缓冲过程，不会对任何人的现有利益造成冲击。相反，为了鼓励改革，国家还可以给予额外的褒奖。其他类型的单位也可以依此设置缓冲区，推动这些类型单位的改革。
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就是希望我们的改革不仅能够达到改革目标，而且，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任何人的原有利益不会受到损害。因此，在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过程中，也应该尽力避免任何人的利益受到损失。在有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通过安排，让一些人的利益得到更多补偿。这样，就可以平和地把特定区域内不同社会主体在时空上分离开来。该区域就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
在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因为没有不同社会主体的交织，在一定程度上大家的起点一样。在这样的环境下落实顶层设计，其规则更加容易让社会成员接受。改革过程中就不会发生不同社会主体间的利益冲突。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成了帕累托改革。这让改革进程更加便于操作。
让社会更加公平公正，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比如，坚持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存在市场经济，让国有企业在原有基础上承担更加多的社会责任，可以为更加多的社会群体提供各种社会福利。如果不这样，就会出现西方社会的财政危机景象。国家为了维持社会福利事业的运转，就会实行高税收政策，穷人和富人就会两败俱伤。法国富人因高税收而出逃的事情也会在中国上演。这也符合富人的利益。而由于改革只在缓冲区内进行，在缓冲区之外，原有规则继续有效。利益可能会受到损害的群体可以自愿退出缓冲区。这样，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社会主体就可以分别在缓冲区内和缓冲区外行使和享受权利。深化改革就可以和谐进行。
由于时空分离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在不损害任何群体的利益前提下进行改革，符合帕累托改进的一般特征。在帕累托改进状态下，由于没有冲突，改革进程更加容易控制，时空分离管理技术让政治体制改革技术手段得到提升，改革正能量将得到提升，改革进程会更加容易得到控制。同时，原来反对改革的那一部分群体由于利益将不会受到损害，这一部分改革负能量也转变为改革正能量。再加上本来就有的由社会对改革的期待以及由三十多年来改革技术手段构成的改革正能量，推进改革的总的正能量将得到出乎意料的提升。这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将会更加顺利。
在已有基础上探索新型特区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和原有的特区改革有若干共同的特点，但也有一些区别。过去特区改革是帕累托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则是把有冲突的改革转化为了没有冲突的改革，也形成了一个帕累托改革。特区改革是以经济发展为最大目标的配套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的改革是可以全方位共同推进的改革。
在1977年和1978年，我国就开始了建设经济特区的探索。最早的特区，蛇口工业区就是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主要由习仲勋、任仲夷、袁庚等人策划和主持开创的。到1988年，我国已经先后建成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和海南经济特区。建立经济特区的直接意义在于：可以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产品竞争力;可以利用外商销售渠道，适应国际市场需要和惯例，从而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了解世界经济信息;有利于学习现代经营管理经验，培训管理人才;可以扩大我们走向世界的通道，开辟世界了解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窗口。从更高的层面看，经济特区的意义还在于：经济特区率先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大胆地进行体制与机制的创新，在计划、投融资、流通、劳动工资、土地管理、财税、金融和政府自身改革等方面体制改革中走在前面，为在全国推进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正如国外学者所分析的那样，中国以建立经济特区吸引外资，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理念，不断推动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是在“可驾驭的环境中”不断探索扩大市场经济，不断增大就业机会。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区的规模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深圳已经成为我国走在前列的超级城市。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成就。但是，在这三十多年中，特区也慢慢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虽然特区人仍然在努力，但是，进一步改革所面临的困难也越来越多了。
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就是选择一个没有阻力的区域，把特区改革推向一个更加高的层次。这是当前我国改革现状的要求。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改革，有可能让中国改革找到没有路障通途，有可能让中国改革再次走上快车道。
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的选择也可以借鉴特区经验，就是可以把部分缓冲区有意设置在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但可以满足大规模人口居住，也可以适应和容纳经济大规模发展要求的地区。这样，可以让改革的风险更加低，缓冲式特区改革也可以承载更大的历史使命。
借鉴过去特区改革经验，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与混合区域可以具有促进的关系。在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进行改革，并不意味着停止混合区域的改革。混合区域将继续努力推进各项改革。缓冲区作为改革的先行者，一些好的经验，在混合区域可以承受的前提下，也可以部分移植到混合区域。
同样，借鉴过去特区改革经验，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与混合区域可以形成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的改革可以得到混合区的保护和支持。缓冲区改革将得到一国之力的强大支持，会受到整个国家全力以赴的强有力的呵护，改革进程不会受到大风大浪的冲击，改革可以一帆风顺。混合区改革的步子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那么大。但这丝毫没有降低混合区域在整个改革中的地位。因为，混合区域不仅要完成自己的改革任务，还有稳定社会的作用。这对缓冲区改革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将给中国改革提供一个护身符。我们在缓冲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和创造，由于有整个国家做后盾，缓冲区改革即便出了问题，也可以及时给予调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国家也可以全力支持。因此，缓冲区不会出现大的挫折，那里人民的福利不会受到损害。整个国家更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将会在体制惯性力下继续得到发展。而如果缓冲区改革取得了成功，那将会为国家发展提供更加强劲的新的发动机。随着缓冲区范围的逐步扩大，整个国家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更加强劲的新的发动机。特别是，如果缓冲区所在地GDP很低的地方，就像当初选择小渔村深圳为特区那样，就更加不会有问题了。这是只挣不亏的生意。
以顶层设计为先导继续摸着石头过河
有学者认为，我国的改革工作已经步入深水区，原有的摸着石头过河式的试探性发展策略的弊端日益凸显，中国改革陷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与之相适应，前一些时间顶层设计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其中，也有人还把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对立起来。笔者认为，这两者之间并不一定会发生对立，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是可以相辅相成的。
“摸着石头过河”，来自于民间，是以歇后语的形式出现的。比如，摸着石头过河---稳当些；摸着石头过河---稳稳当当；摸着石头过河---步步稳妥。1935年，红军要渡葫芦河。葫芦河河水不深，河里石头很多。鉴于以前过河时曾有人被水冲走的教训，为了防止再有人被冲走，当时的红军政委邓华要求大家“摸着石头过河”。因此，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关于如何才能安全渡河的生活经验。
1950年，陈云针对解决物价问题说：“要摸着石头过河，稳当点为好”。1961年陈云指出：一件工作的改革，要先进行试验，不能一下就辅开来搞。搞试验要敢想、敢说、敢做，但在具体做时，必须从实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要把试验和推广分开，推广必须是成熟的东西，未成熟之前不能大干。1980年，针对改革问题，陈云说：“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邓小平也提醒我们：“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1988年，陈云在杭州说：“做工作不能只想快；慢一点，稳当一点，可以少走弯路。走弯路的损失比慢一点、稳当一点的损失大”。“九溪十八涧，总得摸着石头过”。
可以看出，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真实的“摸着石头过河”还是国家管理中的“摸着石头过河”，最强调的就是“安全渡河”，虽然也提到摸索，但这种摸索也还是为了保证“安全渡河”。“摸着石头过河”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在没有经验借鉴情况下采取的一种路径选择，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理论和对实践的指导价值不可否认。
“顶层设计”原本是源于自然科学或大型工程技术领域的一种设计理念，它是针对某一具体的设计对象，运用系统论的方式，自高端开始的总体构想和战略设计，注重规划设计与实际需求的紧密结合，不仅需要从系统和全局的高度，对设计对象的结构、功能、层次、标准进行统筹考虑和明确界定，而且十分强调从理想到现实的技术化、精确化建构，是铺展在意图与实践之间的“蓝图”。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深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 由于没有历史羁绊，缓冲区政治体制改革顶层设计受到的牵制会比较少。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可以放手进行顶层设计，把中国梦描绘的更加美好。
摸着石头过河”是在对改革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以确保安全为前提，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敢于实践、敢闯敢试精神的集中体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对促进我们改革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顶层设计是在三十多年来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对改革进行更加细致的、切合实际的科学规划与科学设计，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绘制蓝图。由于有了实践的基础，我们已经有能力作出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顶层设计。但是，这并不能保证顶层设计完全符合未来改革的实际情况。而且，我们已经靠近深水区，那里可能还会有看不见的凶猛的潜流，我们还是不能丢掉安全第一这个通行的原则。如果不能保证安全，出了安全方面的大问题，任何改革都会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没有过时。摸着石头过河可以保证我们沿着水比较浅的地方扶着石头一步步过河。顶层设计并不排除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因为：第一，人的认识与开放式的社会巨系统实际情况总会有差距。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让我们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完善认识，让顶层设计更加完善，更加符合改革的实际情况。第二，在改革过程中，我们的脑中装着顶层设计进行改革，仍然是希望到达目标彼岸，为了不被水流冲走，需要找到落脚点，用手扶着石头，让自己可以一步步平稳前进，有什么不可以呢？
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应该在总结三十几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在进行顶层设计以后，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在这个过程中，第一，要把安全放在首位，第二，要继续探索，不断完善我们的顶层设计，寻找能够保持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的更好的替代机制。
新时期改革目标能够更好实现
未来几十年，中国将有几亿人口进城，这是一个机遇，又是一个难题。因为很可能出现农民进城只能实现打工目的，他们买不起房，也享受不了城市社会福利。这不利于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样的城市化不是我们追求的城市化，那是一个假城市化,其后患会无穷。而如果把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与我国城市化结合起来起来，在城市化发展战略中，一体化考虑政权管理体制的各个方面的改革，并且，把新移民的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户籍问题统合起来考虑，城市化难题将迎刃而解。
笔者在2007年曾经提出了“让人民都能以房养老的思考”。其设想就是由社保基金出资建设商业地产和商品房。其租金和利润作为养老保险基金。按照当时的价格计算，每年可以为社会提供几千亿元的养老基金，可以有效应对所谓未富先老的问题。该文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研究室等单位组成的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主管的《决策参考》2007年12月5日出版的第10期以罕见的整整三页的大篇幅刊登。⑥有关部委就此组成了课题组，课题成果得到国务院高层的肯定。“但由于一些部门有不同意见，方案一直处于研究当中”。⑦这说明在当时，土地财政等问题作为一个负能量存在，消耗了一部分正能量，推进改革总能量中的正能量还不够大，因而，条件还不成熟。而在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由于一开始就没有土地财政等问题，在这方面就不存在利益固化的藩篱，就不存在负能量，就不会消耗正能量，总能量的正能量性质就会非常强大。这项收入分配改革就可以成为现实。
因此，把时空分离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未来城市化结合起来，由于没有历史羁绊，不受土地财政的牵制，只要让社保基金行使普通社会资本所固有的权利，这些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而且，这仅仅是按照市场经济机制行使资本权利的效果。这样，就可以同时解决城市化难题、养老难题，更加重要的是，可以让中国道路的优越性体现出来。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未来中国政府财政将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被养老基金拖垮而造成社会危机。
缓冲区改革还可以让中国的户籍问题一举得到解决，这个过程不会给国家带来负担。这是有先例的。例如，深圳市是一个移民城市，依靠深圳市自己的力量，解决了社会保障问题。而且，那里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大大低于其他城市，反过来，养老金还用不掉。而如果依靠现有城市的能力来解决户籍问题，以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做法，还不知道等到猴年马月。甚至，不仅不能缓解，还可能会造成更大问题的累积。
现在深圳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1000万。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会有更多的人口涌入城市。如果我们顺应时事的发展，再建十个超级城市，可以吸收亿以上的人口。按照深圳市的经验，这些来自农村的人口，其户籍、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可以得到一并解决。
这还可以带来一个高价值的副产品，即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以其农地使用权换取城市户籍及其附带的一切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待遇，这对大部分农村人口是合算的，因为现在的农田收益并不高。这个并不需要国家付出成本，而是农村人自己创造的。国家只是给了一个英明的政策。这样，将产生另一个连锁效应，就是，国家可以把这些收回的农田转为国有，无偿提供给种田大户，降低农业成本，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笔者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可以为我们观察世界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政府和国家公职人员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开拓者，全过程的实践者。在过去的混合式改革开放中，他们的才智为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骄人成绩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在时空分离的条件下，中国广大干部一定会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可以为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作出更加全面的、更具有智慧的安排，让缓冲区和混合区保持协调发展，再一次取得新时期改革开放举世瞩目的成绩。
一系列改革难题可以不攻而破
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的改革还可以解决当前社会面临的许多难题，比如：
1．三公经费难题
三公经费公开是打造阳光政府的重要一环，中央政府自2011年起开始启动中央部门的三公经费公开。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地方政府的三公经费公开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展。通过对三公经费现状进行分析发现：一是公务用车的配置和使用失去控制，首先超编超标配车现象严重，其次公车使用成本太高，再次公车私用极为严重；二是公务接待费失去控制，公务接待费是个大箩筐，费用金额大、开支名目多、包含内容猫腻多，这也是公务接待费居高不下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三是公费出国失去控制，一些部门把公务出国旅游作为一种提高职工福利待遇的措施，假借各种出国考察学习名义组织出国旅游。在我国目前巨额的“三公”支出的花费中，事实上很多的“三公”支出与政府履行职能并无太大关系，而是用在了政府部门内部的“享受性”消费之中，成为了各级公务人员的福利。
解决三公经费问题，将直接损害政府的利益。因此，在混合状态下推动这项改革必然会遇到阻力，要解决这个很长时间以来存在的问题，并非易事。但是，如果在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由于一切都是从头开始，没有这样的遗留历史问题，就不存在阻力问题。只要设计科学的制度，拿来执行就可以了。只要大踏步前进就可以了。
2.官员财产申报久拖不决难题
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保证官员清廉的一项配套措施。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近二十年来，虽然进行了许多探索和实践，但直到目前，相关立法仍然举步维艰。官员财产申报最大的难点在于：第一，政治风险之忧。由于对官员家庭财产的基本底数、各级各类官员的财产与普通百姓的财产大概呈多大比例等不清楚，因此，即使主张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有关人士也担心，如果大量官员拥有巨额财产公之于众，在社会收入差距很大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引起社会震荡。即使是在干部队伍内部，因级别、地区、领域的不同而导致收入差别较大，也可能引发官员内部的心理失衡。第二，官员的主观阻扰。有学者认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难以建立的最大症结，不是目前条件不成熟等客观原因，而是既得利益群体的主观阻扰。当改革涉及到官员自身的权益，而这些人又掌握着决定政策制定和政策走向的巨大权力的时候，改革就会变得异常艰难。
但是，这两个问题在缓冲区都不成为问题。这里官员都将是愿者自来的。他们了解这里将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有申报财产的心理准备，既不会出现政治风险，也不会受到阻扰。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难题将迎刃而解。
3.收入分配改革难题
新千年来中国加入WTO后经济社会取得新一轮的发展，经济社会进入新的台阶，人均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伴之而来的贫富差距渐渐显露。社会亟待出台与之相适应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004年总体方案起草工作启动，但截止2012年，近9年的时间里该方案依然迟迟不能出台，显示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结合现实来看，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推行的最大难点是缺乏改革的动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不仅要对高低收入阶层进行调节，更要破除垄断、要素分配不公等影响收入分配的体制机制因素，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但垄断及要素等改革往往直指国有部门，政府需要有巨大的决心，才能稳步推进相关改革。然而，“手心手背都是肉”，国有部门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相关改革必然要求政府也同步做出相应的管理体制调整，最终难以回避政府相关部门的利益受到影响，从这点看，政府显然缺乏改革的动力。
在缓冲区，政治体制将得到进一步深化的改革，政府没有历史遗留的额外利益，推动收入分配改革所遇到的阻力会突然大幅度消失，这项制度的改革就会更加容易实现。
4.公车改革难题
从1994年开始，我国的公车改革历经3次大的改革浪潮，但公务用车采购数量仍然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而且违规超编超标配车、变相专车、公车私用等现象愈演愈烈。公车消费支出惊人，运行成本甚至要高出社会运营车辆的4至7倍。近些年来，全国许多城市根据自身情况的不同，相应推出了侧重点不同的公车改革方案。这些改革方案，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理论上都应该能实现节约财政开支，降低行政成本的目的。但实际上，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是官员利益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而影响了公车改革的进程。
在缓冲区，由于公车还没有成为官员的一项固有利益，一项新制度会更加容易实现，公车改革难题可以一举得到解决。
5.地方政府楼堂馆所建设难题
现在，地方政府楼堂馆所建设已经越来越奢华。例如，济南市政府大楼建筑面积 37 万平方米，造价 40 亿元，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单体建筑；浙江长兴县政府大楼造价 20 亿元，被誉为“天下第一县衙”。从整体来看，不论身处富裕或贫困地区、市级还是乡级，一些地方政府楼堂馆所建设严重超标。对此，有学者认为，“经济社会的发展，管理部门职能不断增加，办公条件应当得到合理改善。对此，社会各界能够理解。但那些面积、装修严重超标的办公大楼，无疑是对社会资源、百姓福祉的侵蚀，应坚决予以制止。”
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为遏止楼堂馆所豪华风作出过一系列规定：1999 年 12 月，国家计委颁布《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明确各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的建设水平和人均面积。2003 年 1 月 7 日，中办、国办发出《关于继续从严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和培训中心项目建设的通知》，再次强调，“要把有限的资金更多地用于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继续从严控制党政机关新建办公楼和培训中心”。中办、国办重申并提出要求：严格党政机关办公楼建设项目审批程序，从严核定办公用房面积。2007 年 4 月，中纪委、国家发改委、监察部等七个部委又联合下发通知，对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项目进行清理。这些文件，不但明确了政府楼堂馆所的建筑面积及装修标准，还对建设项目的立项、审批以及工程招投标等都作出了严格的规定。然而，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效果却不尽人意。
然而，在缓冲区，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实行一套严格的制度，实行严格的标准，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而且，新的行政大楼直接就按照新标准建设。原有的超标楼堂馆所可以划归社保基金，其收取的租金可以直接为人民增加福祉。从另外一个不太重要的、有缺陷的，但确实存在的角度来看，在缓冲区以外，政府公职人员继续使用原有楼堂馆所，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功臣，当时建设这些楼堂馆所也拉动了经济发展。而以后的官员，没有这么大的功劳，也是根据时代的要求，使用按照新标准建设的办公大楼也是理所当然的。这没有什么可以冤枉的，你感觉冤枉，没有人拉着你来当官。你是在了解情况下自愿而来的，这相当于要约关系，是应该承担履行义务的。这与过去，特别是与改革开放中有一段时间社会的部分宣传是不一样的。
6. 行政体制改革难题
汪玉凯等著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这一发展和改革蓝皮书，系统总结了我国三十多年行政改革的情况。从1982年到2008年，我国先后集中进行了六次较大规模的机构改革。总的来说，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主要围绕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宏观调控体系三大主题展开。
30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适应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全方位、渐进式展开的。改革的内涵十分丰富，范围十分广泛。既包括集中进行的历次机构改革，又包括财政、金融、投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行业和领域的单项改革；既包括职能和机构的调整，又包括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的创新；既包括行政机构改革，又包括事业单位改革；既包括政府内部的体制改革，又包括政府与党委、人大、政协、司法、群团等方面的协同配套改革。
回顾过去的改革经历，可以说以往的行政体制改革呈现出三个特征（教训）：第一，改革目标低效率重复。我们的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应该看到，改革中还存在着明显的低效率重复问题。比如1988年以后的每次行政体制改革都有政企分开、转变职能、降低成本、裁减人员、裁剪机构、提高效率等目标，但是，每次改革都不尽如人意，我们的改革陷入了改革目标低效率重复的怪圈。第二，行政体制改革孤军深入，没有和事业单位等改革同步推进。政府改革是重点，但事业机构改革滞后。比如，1987年以前中国的事业改革、行政改革大体是整体推进的，但到了1987年以后，我们把主要精力用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自身的改革，而把有130多万家机构，2900万人的事业单位改革，整体放在一边稳住。这一改革思路，虽然对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有利，但导致事业单位改革整体滞后，以至于有的地方出现了行政和事业的数字游戏，行政机构编制不够就用事业编制，要么把整个行政部门转成事业单位。所以就导致了这样的现象：每次行政体制改革后，不仅财政开支难以减少，反而还要增加10%—15%的财政开支。所以在目前这种行政事业一体化的管理体制下，机关裁员，事业增员，虽然也有利于实现政事分开，却不能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更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中国传统的干部人事管理体制。第三，明确的单一行政思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认为通过行政体制改革能够解决政府管理层面的问题，但最后发现不完全对。因为行政体制改革只能解决政府管理层面的一小部分问题，关键的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靠行政体制改革似乎很难解决。因为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和我们的官员选拔制度、政治层面发生了联系，如果没有政治体制层面改革的配合，光靠行政体制改革难以奏效。
而在缓冲区，由于没有历史遗留问题，而且，改革是对国家管理体制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革。这里的行政改革可以高起点，高标准，并且与其他体制改革进行综合配套，上述难题可以顺利得到解决。
7. 养老金双轨制难题
当前，养老金双轨制导致职工待遇差距日益扩大，2005年年底，我国企业、事业、机关的人均离退休费分别为8803元、16425元和18410元。1990年，事业单位和机关单位的人均离退休分别是企业的1.14倍和1.20倍，到2005年年底，差距扩大到2.1倍和1.9倍。这一变化引起了企业在职职工及退休职工的强烈不满，社会矛盾加剧，成为近几年劳动保障部门受理的信访案件中最多的事由。
为此，我国养老金双轨制多次试点改革,但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其中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久拖而不能有突破，国家机关单位养老金改革更是难上加难。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谁愿意降低自己的福利，这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因而，遇到阻力很正常。改革，就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福利，为什么要反过来一下子大幅度降低人们的福利呢？这倒是奇怪的事情。即便未来会在支付上出现问题，但是，也不能一开始让现在的人来承担全部责任。我们首先应该考虑在不损害人们现有福利的基础上解决问题。
缓冲区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因为缓冲区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采用养老保险一轨制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这里，没有人的利益会受到损害，这项制度会一帆风顺被得到执行。
除了以上难题可以得到顺利解决以外，中国在改革过程中的其他许多难题，比如，腐败等等难题，都可以得到较好解决。解决这些难题，我们不必给自己动手术，革自己的命。同样，也不需大动干戈，伤及他人。时空分离政治体制改革不必流血，完全可以不战而胜。如果按照孙子兵法的思想，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改革，应该属于改革的最高境界。
继续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
继续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实体问题，就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大问题。一个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程序问题，是关于如何才能有效实现我们理想的问题,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体问题息息相关。
就单点交通管理技术而言，产生于英国的传统技术是比较单调的。而产生于中国的最现代的单点交通管理技术不仅大大优于传统技术，其形式也是非常丰富多样的。从十多年来中国交通管理部门的实践来看，由于道路条件是复杂多变的，正确的方式就是不能盲目照搬，必须根据每一个交叉口的实际情况，在不断探索和创造中设计出符合特定路口情况的技术方案。
而政治体制改革更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情况也更加复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全盘照搬西方国家以及任何其他国家的现成模式。完全循着人家的老路走，只能永远跟在人家的后面，而且很可能此路不通。因为，国内外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重走人家的老路，很可能是新刻舟求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然象征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道路交通管理技术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每一个时代的交通管理技术都有非常明显的技术特征，这些特征正好与人类不同时期社会政治制度的特征相对应。最早的单点交通控制技术在英国出现的时候，当时使用的还是煤气灯，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名现场执勤警察还因为煤气灯爆炸被炸。这种简陋的信号装置与当时英国古典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相对应。后来三色灯和自动化交通管理装置在美国出现，与当时美国初步建成的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相对应。而最现代的二次道路交通待行区在中国出现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以后，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时期。即，二次道路交通待行区与中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相对应。虽然交通管理装置也好，社会制度也好，都有人为的因素。但几百年来，具有不同特征的交通管理装置与具有不同特征的政治制度恰好一一对应，并且这种一一对应事件的两个方面都出现在同一个国家，却是非人力可为的，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也许，这是大自然和人类社会自然发展的一种内在力量的外现。而对于我们来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有了一个壮观的自然象征。
在十八涧摸着石头过河
2010年5月，当写完第一篇关于时空分离在改革中应用的初稿以后，笔者希望实际体验一下摸着石头过河的滋味。于是就循着陈云说的“九溪十八涧，总得摸着石头过”的话，我们来到了九溪十八涧。九溪十八涧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著名景点西湖之西的群山中。九溪十八涧是九溪和十八涧的合称。九溪之水发源于杨梅岭一带，十八涧之水发源于龙井山一带。十八涧的涧水是自龙井山起蜿蜒曲折7公里流入钱塘江的。我们是从钱塘江边的入口处沿着十八涧由南向北行走的。一路上，边走边看，风景很是迷人。古人有诗云：重重叠叠山，曲曲环环路，叮叮咚咚泉，高高下下树”。身历其境，尘襟为之一洗，更有一种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沿着不太明显的略微向上的山路漫步而走，过了一涧又一涧。因为渡河的地方已经铺上了水泥，现在过河也就不需要摸着石头了。但两边的涧里，一些石头还在那里。这好像告诉我们，在丰水期，涧里水很多、水流也很急，从前要过涧，一定得紧紧抓住水里的石头，否则会被水流冲走。这样走着，看着，想着，不觉间我们已经来到了龙井山上的龙井村，这时已经是中午时分了。
龙井村位于西湖风景名胜区西南面，因盛产顶级西湖龙井茶而闻名于世。龙井村东临西子湖，西依五云山，南靠滔滔东去的钱塘江水，北抵插入云端的南北高峰，四周群山叠翠，云雾环绕，就如一颗镶嵌在西子湖畔的翡翠宝石。前些年的整治工程重塑了龙井村山涧溪流景观，再现了茶乡农居溯溪而上、择水而居的山地景观风貌，村民安居乐业。虽然现在这里游人络绎不绝，然而，在我们看来，其世外桃源的浓浓气息未有丝毫减淡。
在龙井村的茶农家吃了午饭，然后，一边品狮峰贡茶，一边观看山色，非常惬意。一直到下午三点才极不情愿的离开农家。返城没有按原路返回，而是坐车继续由南向北。车向北开着，看着车外的景色，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早已经身处高山之上了。原来，上午沿着不太明显的略微向上的山路，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了龙井山顶。这时，我想，时空分离政治体制改革能否象过十八涧那样。身处改革进程中的我们，会不会就像走在美丽的山景之中。一个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的建设过程就像走过一涧又一涧。
随着时间的推移，缓冲区数量将不断增加，混合区域的范围将不断缩小直至消失。这样，大约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即可以以一种非常平稳的、可控的方式顺利完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华民族将平稳渡过历史三峡。当缓冲区布满全国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将圆满结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可以变为现实。当改革全部成功时，我们就像到了山顶上面那好似画中的龙井村。全国人民将和龙井村的村民一样，都过上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到那时，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将被全世界人民所接受、所羡慕。
时空分离政治体制改革设计也是一项大工程
政治体制改革既是一个实体问题，也是一个程序问题或技术问题。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问题共同决定中国道路的走向。
设置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只是提供一个更加有效的改革实验区。改革的路子怎样走，仍然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而且，即便设置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笔者虽然提出了进入式缓冲区和退出式缓冲区，对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进行了分类。但对于每个地区而言，并不存在完全一样的模子。其中探索和创造的空间非常广泛。而且，可能还会存在其他类型的缓冲区，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
如果说，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与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是一对关系，那么，前者是我们希望实现的一个目标，也就是一个构思，后者是实现构思的一个技术方案。但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只是一个非常原则的技术方案。作为一个很原则的技术方案，还需要更加具体的技术方案来落实。这个很原则的技术方案可以称为上位技术方案，而更加具体的技术方案就是下位技术方案。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与更加具体的技术方案相比，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也是一种构思。如果说，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上位构思的话，那么，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就是一个下位构思。仅仅有上位构思和上位技术方案是远远不够的。上位构思需要下位构思来实现，上位技术方案需要下位技术方案来实现。如果说，一对构思和技术方案是一个环节的话，那么，从最上位的构思到最下位的技术方案之间，将会有许多环节。我们应该认识到每一个环节对顺利完成政治体制改革都是非常重要的，不能有一点马虎。而且，每一个环节的设计都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都需要我们去探索、去创造。只有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我们的事业才能够成功。
设置政治体制改革缓冲区只是纯粹的改革技术手段的一个方面。除了纯粹的技术手段，还有实体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实体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既包括政治问题，也包括经济问题以及文化和环境和法律等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是重大而复杂的问题。比如，在政治问题中，关于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就是一个重大而复杂的问题。怎样建设一个更加完美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让人民更好地体现主人的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一直追求的目标。虽然我们已经初步探索和建设了一个具有初步优越性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然而，建设一个能够更好为人民服务的，更加切合实际的，得到更加广泛认可的，更加受到国际社会尊重和羡慕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还需要我们继续攻克一系列的难题。
而且，实体问题也绝不会永远停留在实体的层面上。实体问题以怎样的进程去实施，就转化为了一个技术问题。
通过设立缓冲区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一整套的技术方案。这需要宏大与宏大之下的众多细微相结合的叙事方式。笔者以5年左右的时间思考了这一问题，发现了一些平常被忽视的若干其他问题和子系统，虽然笔者希望表述出来以抛砖引玉，但以笔者的现状，完成这项表述又谈何容易。欢迎有一定基础的年轻人共同来合作完成相关问题的叙述。也欢迎来自其他方面的帮助。同时，也欢迎专家们对这一问题进行更高水平的批评和研究。
注释：
①http://tv.people.com.cn/GB/166419/15467882.html
②http://auto.qq.com/a/20110720/000178.htm
③http://news.163.com/11/0714/12/78U1O7TH00014AEE.html
④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wOTUyNDky.html?firsttime=49
⑤国家专利99804885.2授权号153389专利权人王培绿
⑥http://www.chinavalue.net/General/Article/2008-5-12/114966.html
⑦http://business.sohu.com/20081022/n26016805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