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童南茜
第一部分 第一节 引言
——盛世忧思录盛世，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词，它在《辞海》中的解释是：安定兴盛的时代。它反映了中国人渴望社会稳定、安居乐业的一个理想。事实上，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也的确不乏这样的盛世，其中著名的如大唐盛世等就一直为后世中国人所向往和津津乐道。
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国家的统一、政治的稳定、科技的发达、经济的发展、军事实力和国家综合国力的增长，还是人口的激增以及对世界影响力的增强，等等，都足以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的中国人当然可以说是欣逢盛世。
但是，今天中国的盛世，在世风世俗尤其是人的价值观等诸多方面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盛世相比，似乎都正在发生着某种令人不安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中，最大的莫过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某些核心价值观的消退和变异，这种变化是十分可怕的，也正是当今中国所遇到的所有问题和矛盾中最令人不安和忧虑的。
2011年10月，发生于广东佛山的一场车祸及其受害者——一个两岁小女孩在这场车祸中的遭遇，充分暴露出了当今世风世俗的某种可怕变化的危害性！在众多媒体的报道中，这场车祸被称为“小悦悦事件”，事件中肇事司机的人性之冷酷，旁行路人的人心之冷漠，简直使人难以相信这是发生在地球上的人类生活中的事。如果不是正好有交通监控录像拍下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我想我们恐怕是无法也不忍心用文字来描述这一事件的。但是，正是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当今世风世俗的某种令人不安的变化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拍案而起曰：“我们要以良知的尖刀来深刻解剖自身的丑陋，忍住刮骨疗毒的疼痛来唤起社会的警醒与行动！”是啊，我们的心灵是怎么了？我们怎么会变得如此冷漠？不少中国人都在扪心自问，问自己，问他人，也问社会。
“小悦悦事件”无疑也折射出了当今社会人心冷漠的某种常态，因为在当今社会这类事件并非个案。事实上，类似于老人倒地无人扶等现象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再上演着，我们的心似乎早已被一层厚厚的冰霜覆盖。而且我们仍在孜孜不倦地教育幼儿园的孩子“不要吃陌生人的糖果”，叮嘱家里的老人“不要接陌生人的电话”……社会人心冷漠的背后无疑是社会和人的道德发生了问题，因此，“小悦悦事件”后，一场关于道德的讨论热潮也就此再次在全社会兴起。
事实上，关于当今中国社会在道德方面遇到的问题，很长时间以来就一直是各界人士和学者们讨论、关注的焦点，“小悦悦事件”只是使这种讨论和关注达到了一个沸点而已。
在这场讨论中，对于当前世风世俗发生这种可怕变化的原因，长期以来各方学者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有缘于市场之说，有究于体制之议，有归于贪腐之论……但时至今日，还没有一种思想或一种观点能很好地解释这种可怕变化的深刻原因。但很显然的是，市场之说难以成立。西方市场经济搞了几百年，没见世风世俗在人性价值观等方面发生某些根本性的改变。而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也有着悠久的商业与贸易历史，中国使用纸币要远远早于西方，但一样不妨碍古时中国成为“礼仪之邦”。诚然，当前世风世俗发生这种可怕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完全归于“体制”与“贪腐”也有失偏颇。实际上，正如某学者在谈到以上“小悦悦事件”时所说，当今中国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小悦悦，也可能是那18个路人，甚至可能是那两个肇事司机之一。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一下，这世风世俗走到今天，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共建起来的？
那么，到底是一种什么因素能有如此巨大的能量足以影响我们每个中国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并使之发生改变从而导致当今世风世俗发生如此可怕的变化呢？毫无疑问，能具备这种能量的只有文化，只有民族文化的改变才能导致民族性格的改变。事实上，近代中国人割裂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已有几百年之久。
自有清一代割裂、篡改中华文化300余年以来，自清末民初反传统100多年以来，中国人割裂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所带来的后果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已开始愈来愈严重地显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已同时感觉到了民族腾飞之路上辉煌背后可以称为“危机”的另一种现象：传统文化的断层以及由此带来的民族心灵信仰的迷茫，拜金主义的乘虚而入和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濒临消失——这正是当前世风世俗正在发生某种可怕变化的根本原因！
我们知道，中华传统文化影响了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和人格结构几千年，这种影响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两点：一是对以“仁义礼智信”等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为做人的基本原则的坚守；二是对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完美人格目标的追求。而随着数百年来传统文化的衰退，这两点影响自然也就日渐式微。但离开了这两点，中国人的道德心理结构无异于襁褓中的婴儿，在市场经济的拜金潮刺激下，由“有奶就是娘”到“有钱就是爹”，其实个中变化是并不怎么复杂的事。
由此我们也就看到了社会道德水准的整体下滑，甚至我们社会生活的道德底线被频频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说“礼仪之邦”正在遭遇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毫不为过。这已使一个时代的中国人开始感到了忧患和不安：当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道德遭遇危机时，国家能真正崛起吗？民族能真正复兴吗？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当今中国社会这场“道德危机”其实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的衰落及其道德价值观所面临的颠覆性挑战及濒临消失的危险。我们这一代人，尚能以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传统的道德观念来反思当前社会道德水准的整体下滑现象，警觉惊呼“道德危机”，那么，我们的下一代呢？乃至下下一代呢？
有着5000年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走到今天，无疑已经到了历史的一个关键拐点。现在，正走在这历史时空的关键拐点的中国人，是已到了要进行深刻的道德文化反思的时候了！
唯有反思，方有拯救！拯救我们的道德已刻不容缓！
那么，我们当如何拯救我们的道德呢？相信此书能给你一个令你信服的答案。
第一部分 第二节 概述（1）
——中国传统道德正遭遇前所未有之挑战5000多年来，伟大的中华民族就一直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创造着自己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
虽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曾经历了近百年的民族屈辱史，但是，从1949年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由此走向政治崛起，再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走向经济崛起，仅仅用了60多年时间，中国就已走上强国之路，中华民族再一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现在，“大国崛起、民族复兴”八个字，已是当代中国应用频率较高的词汇之一，是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神圣而激动的话题：“中国可以说不”，如若“中国不高兴”，那就“后果很严重”……
但是，中国崛起了——中国人又怎么样了？
同样有四个字，在中国的互联网等媒体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其实，它出现频率最高的地方，恐怕是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这四个字是“道德危机”。
一、中国人道德走向危机之起源
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灿烂文明中，传统道德始终以其独特的风采和巨大的影响力闻名遐迩，这也是中华文明鲜明的民族特性和魅力之所在。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
但是，从这种历史的优越感中走来的中国人，今天却发现：在这个曾经最具道德优越感的古老国度，社会道德水准的下滑、社会道德价值观的迷失却已成为某种日益迫近的危机。
当代中国人的道德走向危机始于何时？众说不一。
中国社会至清末民初，社会混乱日甚一日，有学者指出道德危机始于那时。但细究起来，那时的中国人也还大多是念“四书五经”长大、文化血液里还有“仁义礼智信”等文化基因的一代人，当时的士大夫们对当时社会道德日下的指责，存世的记录也仅限于“辄习浮薄，逐末营利，奢侈腐化之风盛极一时”之类的层面上，这绝不是可以与中国当前的社会道德现状相比较的一个层面，那时也没有出现“道德危机”四个字，那时叫“道德失范”。
但有一点是说对了，中国自有清一代，至20世纪，已是苟延残喘，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向积贫积弱的中国人讲解了什么叫做“进化论”，中国人在这种关系到民族危急存亡的非常时刻，选择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同时摒弃了“孔先生”和“孟先生”，也就完全抛弃了孔孟儒家学说——其实也就是摒弃了中国传统道德的约束，几千年道德规范自此不再是中国人心中的敬畏和信仰。
自那时起，应该说中国人走进了没有了道德“标杆”的“道德真空时代”。
“文革”十年，无疑加剧了中国人对传统的否定和批判，也加剧了中国人内心深处道德体系的崩溃。但毕竟，那还是一个“道德”尚能言之于口、尚能以之为荣、尚能以雷锋为偶像的年代。
中国社会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社会转型期多种道德价值观尤其是以金钱利益为核心的道德观给处于“道德真空状态”的国人以冲击，精神与物质双重“苍白”的国人开始小心翼翼地追求现实中的真金白银，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于是，渐渐地，“妹妹”们“大胆地往前走”，傍大款，当二奶……但当初那还是少数人的行为。我们尚能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但很不幸的是，在今天，当前社会60岁以下的中国人大多从小没有系统念过“四书五经”，这部分人很难再以中国传统道德为信仰。
第一部分 第二节 概述（2）
那么现在，你还能感叹什么？
二、冰山正向我们漂来
震惊世界的“三鹿事件”至今虽然已经过去3年多了，它留给中国人的创痛，带给当事者的伤害，还远远没有结束。回想起这件事，许多人还一直心有余悸，至今仍谈“鹿”色变。“三鹿事件”可以说是当今社会道德水准整体滑坡的一个时代性标志。
有学者说过，“三鹿”事件是对大国民心理的“精神撕裂”，它使一个大国应秉持的多项核心价值受到了威胁并发生动摇！诚如斯言！这一发生在商业道德领域的危机事件，其性质和影响早已远远超出了商业道德的范畴，而是关乎到了社会道义、人性良知等人类普世价值的底线问题。
但不幸的是，诚如前所述，“三鹿”只是一个符号，一个标志。在它的“身前身后”，众多的“一鹿二鹿”和“四鹿五鹿”早已呈现出这个社会在商业道德领域所遇到的诸多价值观方面的严重问题。在“三鹿”之前，从“毒米”、“毒面”等有毒食品上，我们就能看出当今社会一些不法商人的缺德，即使在“三鹿事件”遭到公众舆论的无情鞭挞和国家执法机构的严厉打击后，不但“三聚氰胺”并未销声匿迹，近两年“瘦肉精”和“地沟油”等又使食品安全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以致到了2011年，国家主席胡锦涛也不得不多次在多种场合强调执法部门要严格把好食品安全关，确保让民众能吃上放心食品。中国俗语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当前商业领域的道德现状无疑表明了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在这一领域所遇到的严峻挑战，以至于2011年5月，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专门发布《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纲要(2011—2015)》，要求食品从业人员必须集中进行行业道德伦理培训。
但是，价值观层面上的问题的发生往往是全社会性的，尤其是我们的传统价值观所面临的挑战，在当今社会已是一种普遍现象。
在医疗领域，从“天价医疗费”到“假医假药”的频繁出现，就正说明了中华传统医德“救死扶伤”，“医乃仁术、无德不立”等价值观的衰退；在教育领域，“学术造假”的不断现世，也说明了中国传统师德的衰落。
商业、医疗与教育是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三个领域，这三个领域出现的道德问题，其实正是当今社会我们的传统道德价值观面临严峻挑战的一个缩影。事实上，在很多时候，我们社会生活的道德底线已经难以守住。
同样，震惊中国的“周老虎事件”至今也已过去四年多了。陕西的黄土依然厚重，周正龙的弥天大谎与漫不经心的忏悔也已成为白纸黑字。但当年这只雷人的“周老虎”所激起的“全民打虎”浪潮，又何尝不是因为这一事件对国民心理的“精神撕裂”及它使我们应秉持的多项核心价值受到了威胁和发生动摇所致？“全民打虎”的背后，正是公众面临社会诚信体系最根本的基础——社会公信力发生动摇时感到惶恐不安的一种危机心理的自然流露而已。“周老虎事件”的实质到后来已非关乎一只老虎的造假，而是关乎传统社会公德与社会诚信受到的挑战。事实上这只“假老虎”对当代中国社会诚信体系尤其是社会公信力的破坏与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它为以后大大小小、层出不穷的类似“挑战社会公德、漠视社会公信力”事件开了个恶劣的先例。诸如后来的“欺实马”、“躲猫猫”等事件以及引起政府高层震动并迅速在相关领域制定相关法律的“被精神病”等现象，我们都能看到类似于“周老虎”那种蔑视一切、公然说谎的影子。
第一部分 第二节 概述（3）
因此，“周老虎事件”也可以说是当今社会诚信走向危机的一个时代性标志。
在“周老虎事件”之前，当今社会假的概念流行就已经给了“周老虎”孕育出世的土壤，如前文所述之假食品、假药品、假学术……当今社会的造假可谓无处不在。在“周老虎事件”之后，最近从“郭美美事件”到“卢美美事件”所引发出的国人对慈善机构的诚信质疑，则无疑表明当今社会的诚信体系已发生严重问题。诚信是一个社会运行的基石，在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观的五大核心因素“仁、义、礼、智、信”中，“信”是基础。这种“慈善诚信问题”的发生，无疑也表明了中国传统价值信仰在今天所遭遇到的严峻挑战。
实际上，在当今社会所有受到价值观质疑的事件中，我们都能看到事件背后的“利益博弈”，也就是说都能看到一个“钱”字起支配作用的“规则”，我们在本书中叫它“钱规则”。诚然，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的就是“钱规则”，但当这个“钱规则”成了支配我们一切社会活动的普遍信仰时，我们要问的是：我们的下一代将信什么？
社会诚信与社会信仰是与我们的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出现问题也正是当今社会传统文化信仰遭遇严峻挑战的一个缩影。说明了当今世风世俗的改变正是源自我们文化、心灵及信仰等层面上的改变。这种改变表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就是以上各种突破道德底线的“危机”事件以及与我们五千年人类文明之传统价值观格格不入的各种“雷人”事件的不断发生。
事实上，在当今社会，世风世俗的变化早已发生在我们的一些最基本、最常识性的价值观层面上，比如为人最起码的是非观、羞耻观等。
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范跑跑事件”出来时，笔者曾想到过一个比喻：一个少女走在大街上，突然，她的裤子滑落了，露出了一丝不挂的下体。在正常情况下，她会赶紧弯腰，提起裤子，遮住羞处。但她不是这样做的，裤子滑落了就滑落了，妹妹她继续大胆地往前走，而且是昂首挺胸地走。假若有人好意提醒她“裤子掉了”，她说不准会大怒并大骂你一顿。她还可以就这样光着下身、露着腚腚去万人瞩目的电视台与你舌战一场：“我错在哪了？”是的，她与那些“脱掉裤子用身体写书”的人比起来，与那些故意以不雅视频炒作而欲出名的人比起来，还真说不出她“错在哪了”。她只是无耻罢了，但她不在乎，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这是无耻。
当前这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雷人”事件早已充斥于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中。我们在此应该注意到的是，所有这一切——我们所看到的这些“雷人”事件，都只是已见诸媒体的。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只不过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而已。那么，水面下的冰山有多大？
这座冰山的庞大恐怕已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但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还是普通老百姓，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这座冰山的庞大。
中国人曾经都是孔孟之徒，过去我们无论真实的道德水准有多么良莠不齐，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但每一个人仍知要努力保持着“道貌岸然”的模样。但今天，情况似乎正在惊人地变化着。我们且不说“周老虎”、“范跑跑”连“道貌岸然”也不要了的“牛样”，先看看在我们生活的周围以及充斥媒体的一些常见现象，诸如“见死不救”、“卖身求荣”、“以强凌弱”、“敲诈勒索”、“忘恩负义”、“伤天害理”、“男盗女娼”、“色情暴力”、“围观强奸”、“喝彩跳楼”、“落井下石”，等等，所有这一切，是不是也已经渗入了我们的思想和生活而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而见惯不怪、视而不见了？
“冰山正向我们漂来”，这里说的不是北极冰山，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已感觉到了的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那座“道德冰山”。它已远不是我们过去常说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而是一场中国传统道德正在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是一场攸关我们五千年的做人根本——“仁义礼智信”和人格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价值观存留的危机！这个危机已广泛渗入我们社会的各个领域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深深地影响着当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心灵世界。
第一部分 第三节 商德底线：食品安全的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关于商业道德，有这么一个故事。
古代发明杆秤的人，在秤杆上安了十六颗星，其中有三颗星的边上分别刻了三个汉字——福、禄、寿。用秤的商人卖东西给顾客时，如果短秤一两，则刚好少在刻了“福”字的那颗星上，意味着无“福”；缺二两，则无“福”失“禄”；少三两，则无“福”失“禄”且折“寿”。折寿被古人视为是最“恶毒”的诅咒，所以后来人们称不够分量的秤为“短命秤”。我们的传统文化，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醒商人要讲商德，要时刻不忘“商道”。
中国有着悠久的商业与贸易的历史，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商业集市长期存在，自然，商业道德也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上面这个故事中，其实也反映出了中国传统商业道德的一个最基本标杆：诚信无欺。
“诚”是中国儒家道德文化中极其重要的内涵，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商业伦理道德不可避免地受儒家文化思想的浸润。又比如“信”与“义”，也是中国儒家文化中的道德标准和为人处世的行为基础之一，因而中国传统商业道德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重义轻利”。“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财自道生，利缘义取”……这些中国人过去津津乐道的经商警句，反映了中国传统商业道德的基本价值观。但在今天，我们不能不直面的一个问题是：当代中国商人在商业道德与伦理方面，这种基本的价值观还有多少？
一、基本价值观的颠覆
“诚信无欺”在世界各国的商业活动中，尤其是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也是一种普世价值观。商业交易活动的前提，就是产品的质量必须得到保证，否则就与诈骗完全是一回事。但今天的一些中国人似乎并不这么看。有这么一个在网上流传甚广的段子颇能说明这个问题：
一个小学生看到课本中、电视剧中的日本人总是很傻，就问他爸爸：“既然日本人这么傻，为什么我们用的电视、冰箱等好多好多东西都是他们制造的？”那位爸爸回答道：“正是因为日本人很傻，所以他们造的东西很实在，我们也因此才相信他们造的东西啊。”
这虽然是一则笑话，但我相信很多中国人看了一定笑不出来。因为这个笑话，从某种程度上也真实地反映了今天的一些中国人在家庭教育方面的某些观念。而与此同时，这个笑话也正反映出日本商人在商业道德方面的“诚信无欺”的普世价值观。曾经的“礼仪之邦”，尤其是几千年来在日本人面前有着强烈的道德自豪感而以老大哥自居的一些中国人，今天在教育孩子时也把日本人的这种“诚信无欺”看做“傻帽”了，而且还真沦落到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地步了。曾几何时，凡是进口的产品一般比国内同类产品质量要好，这已是我们国人固有的消费观念。就此看来，莫非世界各国的商人们与中国商人相比都是傻帽了？
事实上以上这则笑话中那位“聪明的爸爸”的话，正反映出当今在中国的商业社会中“诚信无欺”这类基本的普世价值观在一些中国人中所遭遇到的颠覆性挑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商业领域中的道德现状。从假烟、假酒、假奶粉到食品行业造假泛滥，到服饰行业的假名牌成风，我们已很难举出在我们的衣食住行等日用品中还没有被造过假的例子。显然，在这些不法商人的身上，中国传统商业道德中的“诚信无欺”价值观已荡然无存。我们在本书后文中还会专门谈及“社会诚信”这项内容，可以看到当今社会“诚信”这个价值观所遭到的颠覆性挑战，已不仅局限于商业领域，而几乎已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第一部分 第三节 商德底线：食品安全的
事实上，在商业领域，“聪明”的中国人不但造出了假烟假酒等众多假产品，而且还造出了有“高科技含量”的假鸡蛋，发明了以有毒化学物质“三聚氰胺”“增加”蛋白质含量的三鹿奶粉等，终于使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屡屡震动中国政府高层，引发全社会强烈关注和谴责的严重社会问题。
二、食品安全背后的道德考量
在当前商业领域发生的诸多道德乱象中，食品安全问题无疑是当前社会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因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到化学食品、有毒食品的频频现世，它已从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逐渐走进我们的身体和心灵，开始危害到我们的身体和生命，拷问着我们内心最深处的价值观与道德准则。
如前文所述，“三鹿事件”迄今已经过去3年多了，但至今许多中国人回想起这件事仍记忆犹新、心有余悸。3年以前，政府对这一事件中的相关责任人打击不可谓不大，处置不可谓不及时。随着国务院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一级响应机制的迅速启动，事发地地方政府主管副市长及以下的相关官员相继受到了撤职查办的处罚，而“三鹿”企业的一干相关责任人等，则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死缓、无期徒刑”等不同程度的法律严惩。在事件被严肃处理后，温家宝总理曾说：“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如果再出现假冒伪劣产品，我们一定会严惩不贷。这是从维护民族大义出发，绝不能手软。”
但3年以来，我们看到的却是，食品行业这种类似“三鹿”式的危机远未结束，甚至我们仍很难相信“三聚氰胺”四个字就此从中国人的食谱中被彻底勾去了。政府确实是一直在“严惩不贷”、“绝不手软”，近年来对“瘦肉精”、“地沟油”的查处又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但我们仍然很难相信“瘦肉精”、“地沟油”等就此会从中国人的餐桌上消失，这是为什么呢？政府在问，社会在问，每一个中国人都在问。
美国有家造船公司在商界有句名言：“我们要造好船，如果可能的话，赚点钱。如果必要的话，赔点钱。但永远要造好船。”这句话其实也反映了美国这家造船公司在两个层次上的普世价值观：其一就是如前所述商业道德层面上的“诚信无欺”，其二则是在天理良心层面上对人类生命的敬畏。须知船是在水中行走的，质量问题攸关人的性命安全，这背后就已关联到造船人的人性良知。但即使赔钱，也“永远要造好船”，这在今天的某些中国人看来，是不是也和以上说的“造东西实在”的日本人一样的傻帽了？有人说，如果换成当前某些“聪明”的中国商人，他一定会这么说：“我们的目的是一定要赚到钱，管他造的是什么船。”
“三鹿事件”发生时，我们曾惊呼在“天天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的消费广告的引导下，“三聚氰胺奶粉”差点毁掉一代中国人。当时，国家质检总局对全国奶制品企业的专项检查表明，全国有22家企业69个批次产品检出了含量不等的三聚氰胺，除了三鹿外，包括圣元、蒙牛、伊利、雅士利、光明等名牌畅销产品也榜上有名。我们本以为3年前的那场全国性的围剿之后，“三聚氰胺奶粉”会从此绝迹，但3年来的事实是，“三聚氰胺奶粉”仍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市场上出现。一方面是执法部门不停地查处，另一方面是不法分子前仆后继。为了赚到钱，即使是害人又害己，自己蹲牢房、掉脑袋也不在乎了。
第一部分 第三节 商德底线：食品安全的
又想起“三鹿事件”刚被曝光时，国家质检总局对全国奶制品专项检查结果出来后，网上一个流传很广的段子——《伊利、蒙牛最想对三鹿说什么》：伊利：你加就加了，不能少加点？
蒙牛：我从来都是奶粉里加三聚氰胺，你是三聚氰胺里加奶粉？
三鹿(委屈)：那天漏斗坏了，没控制住。这个颇有点意味深长的段子也并不完全是个笑话。3年多后，蒙牛奶粉又曝出“疑似含有致癌物”等质量问题而受到全国舆论的广泛质疑。2011年年末，国家质检总局对蒙牛奶粉的抽查结果显示：其黄曲霉毒素M1含量超标达140%。黄曲霉毒素M1是什么东西？它是1993年被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癌症研究机构划定为一类致癌物的一种毒性极强的剧毒物质。虽然与当年三鹿事发之初一味遮掩相比，今天的蒙牛无疑更聪明了，有企业高管迅速出来承认检测结果，解释“是饲料环节出了问题”，公告“问题产品还未进入市场销售”，并“向全国消费者郑重致歉”等，但公众对“饲料问题能导致致癌物超标达140%”等说法的质疑声仍是不绝于耳。当年的“漏斗”没出问题，但不等于用到今年还没出问题。更主要的是，因为“诚信”在今天已被一些人看做傻帽，在这些人中，秉持“我们一定要赚到钱，管他造的是什么奶”之类价值观者仍大有人在。
瘦肉精是个什么东西？瘦肉精其实只是一种普通的叫做盐酸克伦特罗的化学药物，但到了不法商人手中，它就成了“瘦肉精”。因为添加了这种东西的饲料养出来的猪等家畜瘦肉率较高。这种东西对人体有极大危害，人若食用了含有“瘦肉精”的肉类，会急性中毒，出现心悸、头晕、手脚颤抖、不能站立等症状，严重的会引发心脏病。但很多年以来，一些不法商人秉持“只要能赚到钱，管他养的是什么猪”的价值观，使瘦肉精悄悄走上中国人的餐桌，在当代中国人的食谱中成为危害性和知名度都不亚于三聚氰胺的又一个致命麻烦。早在1999年，“河源毒猪肉事件”就曾震惊全国，政府执法部门也曾“严惩不贷”，没有手软，但一面是执法部门一次次查处，另一面是此类东西一次次复出，甚至还有蔓延之势。2011年，又是政府执法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围剿”瘦肉精的一年，但瘦肉精能否就此在当代中国人的食谱中被勾去？我们拭目以待。据有关调查，养猪农户在生猪出栏前一个月，在猪饲料中添加约2元钱左右的瘦肉精，就能使一头猪在出栏时多卖三五十元钱。有了这三五十元钱的蝇头小利，在当前社会的人性良知让位于拜金主义的大环境下，很难保证不会再有不法商人“飞蛾扑火，前仆后继”。
2011年也是我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围剿地沟油的一年。
地沟油是个什么东西？说起这种东西，它可以称得上是中华民族之不肖子孙搞的“中国第五大发明”了，其恶心之程度，令人不敢正视。
地沟油，过去又称潲水油、泔水油，即将下水道中的油腻漂浮物或者将宾馆、酒楼的剩饭、剩菜(通称泔水)经过简单加工、提炼出来的油。2011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围剿这种东西后，统一称之为地沟油。
地沟油的面世，除了严重有悖现代文明社会之道德准则和突破人类良知底线以外，其更大更直接的危害就是对人体的毒性，所以它也是一种毒油。人们若长期摄入这类毒油，将出现发育障碍和肝、心、肾肿大以及脂肪肝等病变。
第一部分 第三节 商德底线：食品安全的
长期以来，地沟油无疑已成为危害我们生活品质与生命健康的一个社会毒瘤。虽然政府执法部门也时有查处和打击，但这种令人恶心的东西仍在我们社会肌体内呈蔓延之势。事实上，不管你是在餐饮场所，抑或是自家厨房餐厅，地沟油都有可能存在于你吃得津津有味的食物中……自2011年8月下旬以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打击地沟油犯罪的专项整治活动，据媒体报道，这次全国范围内围剿地沟油犯罪的会战，目前已取得重大战果，已基本摧毁全国各地地沟油制售的主要犯罪网络。但从公安部门披露的“重大战果”中，我们也看到，地沟油这个毒瘤在我们生活中的浸淫之深！从公安部公布的全国十大制售地沟油典型案例来看，地沟油的泛滥基本上已遍及我国各地；而其多年来所形成的集掏捞、粗炼、倒卖、深加工、批发、销售等多环节于一体的制售产业链之成熟与完备，已丝毫不亚于现代工业社会的任何阳光产业！
早在“三鹿事件”发生时，就有学者对此评论说，这些人为了一包奶粉几元钱的利润，在华丽的商业包装下丧尽天良，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无耻、最不可思议的犯罪！“三鹿事件”之所以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事件，是因为其背后的道德沦丧之极！是因为其对一代中国人心灵的伤害之深！但是现在，我们又何尝不可以说，“瘦肉精事件”、“地沟油事件”是继“三鹿事件”后当前食品安全领域又一批新的标志性事件？其同样是为了一些蝇头小利的动机，同样是在华丽的商业包装下的丧尽天良，何尝又不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无耻、最不可思议的犯罪？其对我们心灵的伤害之深也已经成为我们所不能承受之重！
事实上，以上所列“标志性”事件，它们在各自产品所在行业内，都不是个案，在整个食品安全领域，也只是道德缺失事件的一个标志、一个符号而已。如同样是2011年被执法部门严肃查处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染色毒馒头事件”，还有前几年同样是震撼中国人心灵的“毒米”、“毒面”事件等，其道德沦丧程度与以上所谓“标志性”事件毫无二致。何为“毒米”？就是不法米贩为了使劣质大米“好看点”而冒充优质大米以多赢利，在其中掺入工业用油而易使人致癌的有毒大米。何为“毒面”？就是在发霉的面粉中加入“吊白块”、“白之杰”等有害化学物质作为增白剂而制成的所谓“优质面粉”。虽然“毒米”等有毒食品现象近几年在国家的严厉打击下有所减少，但其背后的道德考量实在是使几代中国人都将不敢直面。大米和面粉是南北中国人的主食，民以食为天，现在的一些不法商人已不再信天！
毒米、毒面、毒奶粉、染色毒馒头、瘦肉精、地沟油等有毒食品的问世，无疑给我们民族的道德走向敲响了警钟，一个民族内部能出现如此极端的商业道德沦丧行为，是非常可怕的。这要是在古时候，即使是在敌对双方的政治军事对峙中，也是双方都不忍使出的手段。因为此类手段太丧尽天良，为人类所不耻！
食品安全出现如此问题，其背后已远非“诚信无欺”问题，而是关乎人性良知的一种道德考量，是一个已上升到人类对天理人伦、对生命敬畏以及所应持有的普世价值观变化问题。
第一部分 第三节 商德底线：食品安全的
毋庸置疑，所有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与当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道德水准的整体滑坡是分不开的，与当代中国某些传统价值观的被颠覆甚至是濒危分不开的。只有人的道德价值观出了问题，才会出现如此为了蝇头小利，不顾人类天理良心而“飞蛾扑火，前仆后继”的人类社会之奇观。当然，道德文明与价值观从来就是依附于文化的，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水准的整体滑坡以及某些传统价值观的被颠覆和濒危，与近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断代式的衰落也是分不开的。关于这个议题，我们在本书下文将会有详尽阐述，在此不作赘述。
在此要说到的一个在“三鹿事件”发生时没有引起中国人注意但足应引起中国人深思的事情是：几乎在中国“三鹿”东窗事发的同时，日本也发生了毒大米事件。但日本的毒大米事件一经媒体披露，日本奈良县一家米谷销售公司的社长就在家中自杀，他正是震惊日本的三笠食品毒大米的代理商之一。同时，日本农林水产省大臣太田诚一就未能阻止受污染大米销售进行道歉，并提交辞呈。请注意，日本的毒大米是受环境污染而生成的，中国三鹿奶粉里的三聚氰胺则是人为加进去的。但中国的“三鹿事件”被广为曝光后，没见有谁因反省、因内疚、因身败名裂而自杀，相反地，相继有三聚氰胺奶粉被改头换面重出江湖而被查处的事件被披露。近代中国自传统文化发生大跨度、断裂式的衰落以来，当代一些中国人的社会道德及其价值观不要说与世界，就是与这个曾经被我们认为是不知反省的日本民族比起来，其差距可见一斑。
有人说，战争年代人们对幸福生活的一种理解是可以安全地生活：走在洒满阳光的大街上，没有防空警报，没有流弹，可以自由地呼吸。但现在，和平时代的街市繁华依旧、阳光依旧，但我们明显地感觉到，有另一种不安全的威胁正在向我们走来。这种威胁，已远非食品安全问题，而是食品安全问题背后的道德沦丧，是食品安全问题背后人的价值观变化。说实话，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我们今天严惩了三鹿，但谁也说不准它明天会不会又以其他面目卷土重来；即使我们今天围剿了瘦肉精、地沟油，但谁也说不准哪天又会有个什么“精”什么“油”蹦跶出来。
三、“化学制造”关乎民族未来身体素质
如果你曾留意，也许你遇到过这种情况：西瓜不甜了，西红柿不酸了，黄瓜没黄瓜味了，大蒜没大蒜味了……很多瓜果蔬菜都没有原来那个味道了。其实这些看上去新鲜欲滴的瓜果蔬菜很有可能是在各种激素、增熟剂等化学药物作用下催熟的，而且可能有剧毒农药残留。而一些反季销售的蔬菜则要使用防腐剂、增粗粉和保鲜剂来保存。这些农药和化学物质残留对人体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有营养学家曾忧心忡忡地警告说：食品添加剂的滥用和非食用物质的非法添加，正在毁掉中国人的健康。
食品添加剂是指用于改善食品品质、延长食品保存期、便于食品加工的一类化学合成物或天然物质。据了解，国家许可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整体安全性是比较高的，在正常用量下不会引起不良反应。但是，盘点中国近年来的食品安全事件，可以发现，大多数与化学添加剂有关……在上文所列的食品安全领域的“标志性”事件中，从三鹿奶粉到染色毒馒头乃至瘦肉精等，我们无一例外地都可以看到非法添加的有毒化学物这个影子。
第一部分 第三节 商德底线：食品安全的
实际上，在今天的中国人的食物里，化学添加剂的滥用早已是业内公开的秘密。从动物的饲料、植物的催生，再到种养、加工、运输、销售，一直到食品供应的整个链条，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化学物品都被中国的不法商人中那些能搞出“中国
大发明”的“天才”败类们应用到了食品链条的各个环节中。有些食品甚至完全就是用化学材料“制造”出来的，如人造鸡蛋等，也流入了市场，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我们的厨房中、餐桌上。曾有人戏言：“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中国的不法商人们完全有实力包揽诺贝尔化学奖”。戏言并非夸张。
食品中化学添加剂的滥用问题，从近处说，事关人民身体健康；往远处看，攸关民族未来身体素质。
试想想，一个长期摄入各种有毒化学物品的民族，将来的国民体质又会如何？不要说远了，就说“三鹿事件”中的受害者“结石宝宝”一代，他们将来的体质将会如何？各种有毒、致癌化学物质在体内越积越多的我们生养的后代体质又将会如何？
“东亚病夫”这顶帽子中国人曾经戴了100多年，中国人曾经是何等的愤慨和屈辱！几代人流血牺牲就为了要摘去这顶帽子，但是现在，一些道德沦丧的人正在努力地为我们，也为我们的后代争取一顶货真价实的这样的帽子。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食品安全问题。我国早已出台《食品卫生法》和《产品质量法》。“三鹿”事件后，国家又迅速出台了《食品安全法》。有专家曾指出，此举标志着中国食品安全体制改革迈出了重大的一步。2011年，政府执法部门依法在食品安全领域的专项整治活动，更是接二连三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一切给国人关注的社会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希望。
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切还只是对当前食品领域安全问题的手术式治疗，是“治标”，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达到“治本”，就必须从道德价值观层面上想办法、找出路。
在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许多国家都经历了波折，却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卷入了食品安全问题的漩涡。为什么一个历来标榜诚信的民族，在今天却屡屡出现如此最不可思议之事？为什么一个本应是“道德产业”的食品生产行业却呈现出走向“缺德产业”之势？
诚如前文所述，这一切都与当今社会道德水准的整体滑坡是分不开的。食品安全问题的背后，是人性良知；食品安全出现问题的背后，是人的价值观出了问题。因此，只有从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入手，只有从回归中国文化传统的人文价值观入手，才是当前食品安全问题“治标”而后能够“治本”，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出路所在。
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商业道德的血液
在前文谈到了食品安全领域的某种道德现状，实际上，食品生产领域的道德水准之高下完全可以看做是当前商业领域道德现状的一个缩影、一个象征。因为对一个不法商人而言，如果在制作食品的过程中尚且不能以起码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遑论生产制造其他任何商品时的道德自律。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社会整体道德水准滑坡的情况下，包括诚信在内的基本价值观在当今中国一些商人身上受到的挑战和颠覆已成一个社会问题，尤其是在一些不法商人中，无论是街头掏地沟油污水的小贩还是光鲜体面的富豪乃至行业翘楚，其商业道德水准与价值观走向都已令今天的一代中国人深深忧虑。
第一部分 第三节 商德底线：食品安全的
大家应该还记得自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时，中国的企业家们也接二连三地出事，但他们的出事却与金融危机无关。
有的企业家或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调查；有的企业家因诸如“三鹿奶粉”一类原因被判刑；而更多的明星企业家们，则因为各种原因，被置于舆论漩涡的中心，成为公众非议的对象。
2008年在全国关注汶川地震、百万志愿者冒着生命危险支援抗震前线时，一位地产界的“领袖”、“最受人尊敬的企业家”，却因自己企业的数目不大的捐款受到公众质疑而在博客中撰文辩护说：“慈善不能成为企业负担。”此举引来全国嘘声一片。“不管你征服多少座高峰，你的心灵却高不过一座坟头”。这位地产业界“领袖”的言与行实则反映了当前一些企业家的道德水准与价值观现状。
著名商业杂志《福布斯》一年一度推出的中国富豪榜，吸引着成千上万人的瞩目。当人们津津乐道着上榜富豪的传奇故事时，中国人却惊奇地发现，这个富豪榜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成了中国富豪的落马榜。许多刚刚以明星的姿态成为“榜上新贵”或某种商业杂志封面人物的富豪，却可能在短短几个月之后或因资本原罪，或因诚信原因等而在舆论和司法的执疑中销声匿迹。
早在“三鹿”事件发生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曾指出：“一个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可谓一语中的！有学者也曾指出，为什么在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近代却难以出现一家百年不朽的跨国性的民族企业，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近代中国企业的创立者和经营者们没有在关系到自己企业生存的品牌灵魂中注入“道德”两个字！
一个企业家的道德缺失，从根本上限制了这个企业的发展。而一家企业的道德缺失，最终的结果是害人害己，甚至危害国家经济发展。
在以上所述“三鹿”事件中，我们看到，该事件伤害的不仅是无辜的消费者，也伤害了企业自身，三鹿集团为此支付了9亿多元的医疗和赔偿费，这个总资产为15亿元的全国著名乳制品巨无霸也因此而轰然倒下。同时，它对社会的伤害也是巨大的，它除了使我们感受到有毒食品的威胁以外，还毒化了整个社会空气。反过来，当一个社会的有毒产品堂而皇之登上大雅之堂并危害公众生命安全的时候，当一个个商业诚信偶像在一系列公共危机事件中“曝光死”的时候，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也将面临崩塌的风险。而且，它的危害还将拖垮一个行业乃至影响到国家经济的总体发展。
“三鹿”事件后，人们一度“谈奶色变”，国内奶制品行业遭遇了一场空前的危机。如果不是由于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国家相关部门对事件的及时处置，加之奶制品有助于提高国民身体素质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很难说国内的奶制品市场在战战兢兢中这么快就能恢复正常。而与此同时，无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中国食品行业因此而蒙受的经济损失和信誉损失都无法估量！现在很多外国人仍在某些方面歧视中国人，虽然他们也认同中国悠久的历史、曾经灿烂的文化，但他们如今并不信任中国人，一个在自己同胞的饭锅里尚且为所欲为的民族，叫外人如何信任呢？近几年的商务纠纷就说明了一切。
有专家指出，当今中国企业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不是技术、管理和创新，而是道德问题。当今中国企业一直难以产生具有国际品牌的商业机构，缺少对于道德底线的遵守，是一个关键因素。
今天的中国社会无疑已经高度商业化。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正在崛起，中国人正在迅速走向富裕，是不争的事实。其中，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无疑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漠视商业道德底线，则多年构建的商业大厦可能会毁于一旦。中国经济要获得可持续发展就离不开商业道德的血液，走出道德困扰，加强商德建设，无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如何走出商业道德问题的困扰，是近年来中国商界及学术界争论十分激烈的问题。但总体而言，继承传统，重建中华商业伦理，这一点争议不大。美国国际领导开发公司总裁唐振基说得好：如果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千年企业，中国本身内在肯定有它好的文化、道德伦理来支撑这个国家。中国的商业大厦本身也是一个几千年的企业，发展到今天，其本身内在也肯定有它好的文化、道德伦理来支撑这座大厦。
在前几年的汶川大地震中，我们看到，许多中国人是如此团结一心，踊跃捐助，这里面也有众多企业家和商人“以义为利，以义应事”，站在了抗震救灾前线。中华民族毕竟是个有着五千年道德文化底蕴的民族，在当今社会的浮躁和喧嚣中，毕竟传统道德还深藏于我们一部分中国人的内心！
第一部分 第四节 医德底线：直面的是人
中华医药学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我们的民族在同疾病作斗争的长期实践中，创造了独特的民族医学，同时也形成了崇高的医德。
中国古语云：“非佛无以为医，非儒无以为医。”行医者必须要有佛道之心，有儒家仁爱之心。
儒家讲：“医乃仁术”，“无德不立”。在几千年的中华医药学传统中，这种医德思想表现得尤为突出。
“医乃仁术”，集中表达了医学的仁爱、仁慈和仁义观。仁，“人”字旁一个“二”，即两个人。病人从医生那里得到救治，医生从病人那里得到经验。医生自己只是一个人，如果光为自己经济利益而“施治”，就不是仁，而是不仁。“无德不立”，就是说，若没有道德作为基础，所谓医学就不存在，因为医者的终极目标是“济世救人”，是“普救苍生”。
“仁德”，是中国传统儒学的核心内涵，也是中国传统医德的核心内涵。
因此，医生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古称医生为“国手”，有“不为良相，愿为良医”之说，可见医生的形象在中国传统社会之崇高。在中国传统社会，行医者还有“悬壶济世”之说。“悬壶济世”出自这样一个典故：古有“壶公”，不知其姓名，乃东汉时期一位卖药的老翁，精医术，善治病。因常悬一葫芦于市头卖药，“药不二价”，“治病皆愈”，故后世称行医为“悬壶”。医德高尚者就以“悬壶济世”为信条。在我们今天的许多医疗机构制定的“医生职业道德规范”中，都还能看到“悬壶济世”之类的字样。但是，在当前社会，面对一些高得离谱的药价乃至天价治疗费用，我们不禁要问：“你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时代发展到今天，一些医生的形象在民众中无疑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民间一些关于当今医生形象的民谣更是尖刻之极。在“白衣天使”的形象一落千丈的背后，我们同样要问的是：传统医德在今天的医生身上还有多少？
一、医德是中西方共尊的普世价值观
何为医德？在此，我们说的是指医生在其职业工作过程中所必须遵守的道德标准。
医生的职业工作关系到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因此，医德在人类的所有活动中，处于道德观念的制高点。一个社会的医德水准体现了这个社会活动的道德水准。
据说，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学医的学生入学时的第一课都要先学古希腊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而且都要正式宣誓。
希波克拉底是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医生，被认为是西方医学之父、人类最伟大的医学家之一。《希波克拉底誓言》以朴实、洗练的语言，提出了“绝不利用职业便利做缺德乃至违法的事”的行医道德标准。
《希波克拉底誓言》翻译成中文约有500字，在这里我们摘录几句于下，以一窥西方医学界代代相传之医生职业道德标准之概貌：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该项之指导，虽有人请求亦必不与之……
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作诱奸之事……倘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祇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实共殛之。由此可见，两千多年以前，西方社会就有了医生在工作过程中必须遵循的道德标准，这至今仍是西方社会在医德方面的一种普世价值观。
第一部分 第四节 医德底线：直面的是人
在中国，医德更是一种很久远的价值追求。据史书记载：“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这种“尝百草以疗民疾”的风格和思想，就是中国古代医德的主要内涵之一。
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关于医道医德论述的典故史籍可谓浩如烟海，以人为本、尊重生命、强调道德可以说是中华医学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最突出的人文特征。《黄帝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备悉，莫贵于人。”唐代“医圣”孙思邈所著之《备急千金要方》中有一卷叫《大医精诚》，可谓中国医学典籍中最为全面系统的医道医德规范，向来为中国习医者所必读。
《大医精诚》强调医道之“精”，认为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要求医者必须要有精湛的医术；同时强调医道之“诚”，要求医者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要有“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而不能“恃己所长，经略财物”等。
由上可见，自古以来，医德就是中外医学界所共尊的普世价值观。其共同点之一就是：医疗活动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商业活动，因此，医生不是商人，经济效益不是医疗活动的终极目的。在西方社会，如《希波克拉底誓言》所述：“为病家谋幸福是唯一目的。”在中国传统社会，其终极目的就是“悬壶济世，普救苍生”。
二、普世价值观伤不起
我相信现在有很多“70后”还记得那个“有个小病小痛去找个医生在屁股上打两针就好了”的年代。但现在，对偶尔得了个小感冒或有了点小伤痛的人来说，那样幸福的事儿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对小病小痛小感冒以在屁股上打针为主的治疗方式似乎已经被“淘汰”，而流行的“治疗方式”是打吊针。就拿治一个小感冒来说，相信大多数人都有过这种经历：基本上一进医院，就有一番验血验尿之类的各项检查，然后就是无一例外地去打吊针，而且往往一打就是好几天。
是现在的感冒病毒“与时俱进”了，需要多项检查才能查出来，还是现在的药效退步了，非得要挂吊瓶加大药量才有疗效，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对医院的药品销量而言，在病人屁股上打一小针与在病人手臂上输一大瓶液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毋庸置疑，治个小感冒从过去“在屁股上打两针”的治疗方式发展到今天以打吊针为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的治疗方式之一，其背后有医院和医生的经济利益动机。这反映出今天一些医院和医生的价值观已与中国传统医德背道而驰，也已与中外医界所共尊的普世价值观背道而驰。如果医生职业活动的终极目标已偏离了“悬壶济世，普救苍生”，已偏离了“为病家谋幸福”，而是偏重于经济创收，甚至发展到“恃己所长，经略财物”，则这时的医生基本上就与商人无异。
事实上，在当今社会，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感受：如今的一些医生展现的是一副“商人嘴脸”。
当你走进医院后，面向医生求诊时，很奇怪的是有些不良医生首先问的并不是你的病情，而是问你的身份职业。在我们的传统中医里面有个“望闻问切”的程序，此时这类医生他首先“望闻问切”的却是你的身份和你口袋里钱多钱少。他正是根据你的身份和你的口袋里钱多钱少来开药。你口袋里的钱越多，可能你需要付的医药费也就越高。
第一部分 第四节 医德底线：直面的是人
有人形容说，当医生变成商人时，求医看病就好比是上餐馆消费，在餐馆，服务员一个劲地向你推销酒水、特色菜，但用多少的菜、用多贵的菜，你自己基本还有个谱，主动权还在你。当面临医生在关乎你的健康与生命的事上一个劲地向你推销用多少的药、用多贵的药时，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事情的结果可想而知。事实上，对一些口袋里没几个钱的还处于贫困阶段的老百姓而言，最怕的就是生病。因为在这个时候，“看病难、看病贵”才是最真切的感受。
当医生成为商人时，他无疑会用从事商业活动的心态来从事医疗活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此，“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当今一大社会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就拿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的治疗一个小感冒来说，也许在屁股上打两针就能治好，或花个十几元买一盒感冒胶囊或者几袋感冒冲剂服用后就可以治好，而在今天的某些医院则可能要花费几百元甚至数千元“治疗费用”，目前甚至花费上万元治感冒的极端案例也时有耳闻。这数千元乃至上万元的医疗费用如何产生？一是先来一番大体检，不过这些体检可都是要收费的，这就叫“过度检查”；二是治病的药和可用可不用的药都加在一起挂吊瓶，能多用药就行，这就是“过度治疗”；三是这些药的价格，患者一般是搞不清的。多数时候，一些不良医生往往会向你推荐一些“特效药”或“新药”，无疑，这些肯定是高价药。实际上，这些药可能正是该医生能根据“销量”按百分比拿提成的“回扣药”，而这些所谓“特效药”也往往是国家严令控制价格的廉价药，只是被一些不良的药品制造商换一个药名、换一种包装重新定成高价药而已。在当今社会的拜金热潮下，一些不良医院尤其是一些民营医院也是一切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因此很难说，这种事情在一些不良医院不是一种普遍现象。“过度检查”、“过度治疗”以及药价虚高这三者加在一起，就是你治疗一个小感冒也可能要花费数千元乃至上万元“医疗费”的来源，也是当前社会“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根源。
“看病难、看病贵”等事关民生疾苦，一直是政府十分关注并下大力气改善的问题。比方说，为破解“药价虚高”困局，政府曾先后出台多项强制措施，但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每一次“降价令”出台，似乎一夜之间，被降价的药品就会从药店柜台和医生的处方中消失，而同一种成分的药品换一个药名又以高得离谱的价格出现了。而接着政府的“药名统一”和“医药分离”的政策出台，曾一度有效抑制了“药价虚高”现象，但是，一些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终极目标的不法医疗机构总能变着法儿从病人身上非法“创收”。
无可否认，“看病难、看病贵”已是当代社会难以治愈的一个“痼疾”。因为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从其根源上来说，正如前文所述，是当今从医者的价值观出了问题，其医疗活动已偏离了以“治病救人”、“普救苍生”为终极目标的普世价值观，而转向以经济效益为终极目标，类似于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限价令”也好，“药名统一”和“医药分离”也好，这些强制措施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扭转当今从医者的这种价值观。任何价值观的变化，只能是出自文化变异的长期影响，这已是一个大课题，我们在本书后文中还会陆续谈到，在此不再赘述。
第一部分 第四节 医德底线：直面的是人
在此我们要指出的是，从医者在医疗活动中以经济效益作为终极目标，类似于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这种价值观变化，是一种对中西方共同推崇的处于道德观念的制高点的医德的伤害，是一种对人类普世价值观的伤害。这种伤害的不良后果对一个社会、对一个民族而言显然都是十分可怕的，应该说，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民族都伤害不起。
当医生成为商人时，人类普世意义上医生与患者之间那种救助与被救助、关爱与被关爱、施恩与感恩的医患关系，这时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变成了一种冷漠、算计与相互戒备的关系。对一个社会而言，这种变化的可怕，就在于这是一种在人类活动中处于道德观制高点的一种人际关系，当这种关系恶化后，也势必会带来这个社会其他相关联的价值观发生颠覆性的变化，比如加剧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加剧现代人心之冷漠等。同时，医患纠纷等社会矛盾也会随之而来。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当今社会之医患纠纷又似乎已成当前医疗领域不亚于“看病难、看病贵”之“痼疾顽症”。尤其是近几年来，医患纠纷的规模和恶性程度也逐年在不断增大。
有些患者家属甚至认为：如今看病，不能医生让你做什么检查，你就做什么检查，让你吃什么药，你就吃什么药，最好自己要懂些医学常识。俗话说货比三家，现在看病也是“药比三家”……极个别家属在付出自己经济能力难以承受的费用而最终治疗效果不够理想甚至落得“人财两空”时，就容易心理失衡，而失去理性的患者及其家属在医院往往易于作出过激举动，引发群体性事件……日益尖锐的医患矛盾和由此引发的人员伤亡，在医患心中乃至公众心中都留下了恐惧的阴影。
诚然，排除一些不良医生的道德缺失行为，作为一个群体，我国医务人员的整体职业技能和道德水准应该是可以信赖的。同时，由于医学发展的局限性，医生也会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和无法避免的意外。据了解，医学界一致承认医疗确诊率仅为70%，一些发达国家的医生，误诊率在20%～30%也是允许的。但是，一些不良医生的“商人嘴脸”与从事医疗活动时的商人心态，使传统的医患关系也被彻底商业化。在商业交易式的猜疑与戒备中，在医患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小的医疗事故，都有可能酿成医患纠纷。而医患纠纷对社会稳定、对世态人心乃至对民族医学发展的伤害，显然是不能忽视的。
三、“良心产业”背后的良心考量
在以上所述中，如果说“看病难、看病贵”的背后，“过度检查”、“虚高药价”、“药品回扣”是不良医院为了“创收”而采取的不义商业行为，那么“过度治疗”就已直指不良医生的人性良知了。须知“是药三分毒”，过度治疗，在病人身上加大药品的消耗量而获取利润，无异于是侵害病人的健康而谋利，这不仅仅突破了起码的医德底线，也是对人性良知底线的挑战！
早在2005年，一位古稀老人在哈尔滨市的某医院“住院67天，一天之内输血94次，一天之内给病人用了盐水106瓶”的离奇遭遇，就曾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这就是当年轰动全国的“550万天价医疗费事件”。随后由卫生部组织的调查表明，这一事件中该医院至少存在伪造病历……以及过度治疗等六大问题。“过度治疗”第一次浮出水面，引起公众关注。有专家指出，医生过度治疗有两个动机：一个动机是经济利益，科室业务收入和个人收入是紧密相连的；另一个动机是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降低可能的医疗责任风险。如发生误诊、处置不当乃至重大医疗事故，则医生难免要受到追究。而过度治疗和过度开支，在现行法律架构下，医生却几乎用不着承担任何责任。“过度治疗”曾一度是医疗领域的一些不良医院的普遍现象，正如当时《中国青年报》所言：“医生过度治疗已成全社会风气。”
第一部分 第四节 医德底线：直面的是人
当过度治疗遇到穷人时，大概是要受到客观限制的，但还是带来了“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难题；当过度治疗遇到富人，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于是，频频见诸媒体的“天价医疗费”事件就一个比一个“雷人”。近几年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打压下，“雷人”的“天价医疗费事件”虽然有所减少，但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当今一些从医者的医疗活动价值观的改变——把医疗活动当成了以经济利益为最终目标的商业活动，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过度治疗”问题，恐怕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在前面已谈到当今社会商业领域面临的道德问题，面对一些不法商人的道德沦丧，当医生变成商人时，你又希望一些由不法医生转化而来的“白大褂商人”的道德能好到哪里去？
“过度治疗”说白了就是“小病大治”，但盘点近几年发生的一些拷问医德良知的事件，这还不是最恶劣的，真正最恶劣的是把没病的人哄成病人治。
谈到这个事情，我想大多数人还能记得前几年引发全国舆论关注的“茶水发炎事件”。
前几年浙江有记者为验证部分医院的医德医风，乔装成患者将同一杯茶水当做尿液的样本分送至多家医院化验，结果10家医院有6家检测出茶水“发炎”，有5家医院开出消炎药，总计药费1300元左右。事件一经公布，迅速引起了公众热议。人们联想起当今“看病难、看病贵”和某些医院开大处方、乱检查、医德滑坡等现象，纷纷谴责检出“茶水发炎”的医院是“医德发炎”。
虽然也有医疗专家指出：茶叶水中的物质其实是极其复杂的，茶水中只要有参与氧化还原反应的相关物质，就能影响红细胞分析试纸的指示剂，从而可能产生假阳性反应。因此，茶水中化验出“红细胞”等类似于尿液发炎的症状是可能的。但不管如何，记者这个行动的目的就是想验证到底有没有医院会把没病的人“诊断”成病人来“治”。事实上，这类事件在当今社会早已发生，而且并非个案。比如曾被全国媒体广为报道的2005年发生于上海某医院把孕妇“诊断”为不孕症进行“治疗”的事件，北京某著名私立女子医院“哄骗”体检合格者“住院治病”的事件等。这类事件尤其在民营医院曾一度呈现多发态势。
诚然，我国现有民营医院13万多家，多数还是好的。民营医院的存在，对改善广大百姓的就医环境，支持公立医疗卫生体系的运行，是有积极意义的。尤其一些私立医院的确具有服务人性化、患者隐私保护得好等优点，已为社会普遍接受。但是，一些不法医院为追求经济利润，走向了医德失落乃至道德沦丧，无疑已越过了行医道德乃至社会道德的底线。
这些形形色色的充满吊诡的“把没病的人当病人治”的事件，近几年在政府有关部门的严厉打击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遏制，但这些事件的发生，无疑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从对病人的“过度治疗”到“把没病的人当病人治”，缺失的已远远不止是医德了！作为医生，不是在为病人治病，而是在健康人身上消耗药品，以欺骗的手段，通过让健康人吃药来达到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这可以说是天良丧尽！也是典型的商业欺诈，已触犯法律。由此我们也看到，当人类社会的某种普世价值观受到伤害以后，其反过来对社会的伤害往往是直达人性深层的！普世价值观真的是伤不起！
第一部分 第四节 医德底线：直面的是人
在当前医疗领域，还有一个更反映出不法分子天良丧尽的事情就是假药的问世。我们知道，药品是救人命的东西，当这个东西也出现假冒伪劣时，就足以使我们一代中国人感到茫然了。
事实上，当今社会类似曾经惊动全国的“齐二药”、“双黄连”等假冒伪劣药品危害人们健康、延误患者病情甚至致人死亡的案例已是屡见不鲜。
假药泛滥、“问题药”泛滥是社会之耻，也是国家之患，因为它直逼公共安全的底线。有人说，强盗土匪有时候也只要钱不要命，而假药则是既要钱又要命。
我们看到，每一次“问题药”出笼，虽然都得到了国家卫生部门的及时查处和封杀，但是“问题药”乃至“夺命药”仍是屡查不止、屡禁不绝。这是为什么？
医药行业历来都被视为“良心行业”。古人云：“只要世间人莫病，何愁架上药生尘。”这也是我们医药领域的传统价值观之一。但在今天，“过度治疗”、“把没病的人当有病治”，对药品销量的疯狂追求乃至“问题药”、“致命药”的产生，无疑使我们在这“良心产业”的良心拷问面前，无颜面对老祖宗。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今天医德及其价值观与传统医德及其价值观的差距。
四、回归传统医德价值观是医改之本
毫无疑问，当前医德滑坡对民众乃至对社会而言，都是可怕的。“盖医之为道”，在于“续斯人之命”，它维护的是万物之灵的健康，掌控着的是人的生死。同时，医德滑坡更大的危害是对一个民族生存环境的影响。医生只有在真诚为病人服务的过程中，才能获得经验的积累与技术的进步。如医生只想着赚钱而没有道德约束，只想着过度治疗、推销药品，则何谈医疗经验的积累与医疗技术的进步？久而久之，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国家医疗技术和水平的倒退，一个民族医学发展的停顿和医疗环境的恶化。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还人们一个正常的医疗环境，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无疑是医疗领域的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综合治理和长时期的探索。正如卫生部原部长高强所言：“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涉及十几个部门，现在还没有灵丹妙药。要像中医一样，把很多味药配在一起，煎出一道药来。”
我们看到，国家和政府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尤其是近几年来，各项医疗制度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如各种降低药价的强制性政策，医疗保险覆盖面的进一步拓宽，国家财政对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加大投入等，这正是一直在把很多项政策措施配在一起，试图把这许多味“药”组合，以煎出一味治愈当前社会“看病难、看病贵”等痼疾的灵丹妙药。这一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在方便百姓看病、整治不良医风方面取得了一些实效，但是，在当前医疗活动的商业化以及在价值观层面上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很难说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笔者以为，在卫生部原部长的这个处方中，恰恰缺少了一味主药——中华传统医德及其价值观的回归。只有加进这味主药，再配上各种政策措施作为配药，才能真正煎出一道灵丹妙药来。
传统的中国医者对高尚道德的追求无疑为中华医学和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人心中树立了无比崇高的形象。这是因为他们一直坚守着中国传统的医德价值观。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现在医疗领域的一些痼疾正是自改革开放中国进入商业社会以来，由于从医者把以“为病家谋幸福”、“悬壶济世、普救苍生”等为终极目标的医德价值观转向了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终极目标的商业价值观，从而使医生类似于商人，医疗活动类似于商业活动。正是由于医德价值观的颠覆和蜕变，才造成了当前医疗领域的许多道德乱象。
中国过去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也有商业贸易。那么，为什么过去的医生没有像今天的不良医生一样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来行医呢？很简单，是因为那时的中国人有信仰，信仰中国的传统文化，自然也就信仰中国文化中传统的医德价值观。但是，自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百年以来，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信仰的迷失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传统文化中的医德价值观自然也就难以对今天的从医者有所约束，当今天的从医者突然间转入市场经济社会以后，看起来像个商人以及由此而引发一系列医德方面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在当今社会，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一系列问题，要解决医疗领域的道德乱象，不管什么样的医疗体制改革，不管什么样的政策措施出台，其根本方向还是应该有利于中华传统医德的回归，回到中外所共同推崇的医疗行业的一些普世价值观上来。
曾因毛泽东同志题词“向白求恩同志学习”而广为中国人民所熟悉的白求恩医生，于1939年在一个医生训练班上曾有过一段讲话，这段话在我们今天读来是如此如雷贯耳。掩卷静思，的确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让我们把赢利、私人经济利益从医疗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把建筑在同胞们的苦难之上的致富之道，看做是一种耻辱。让我们重新给医疗道德下个定义——不是作为医生之间职业上的一种陈规陋习，而是医学界和人民之间的基本道德和正义准则——更多地讨论医疗事业与国家的关系，讨论这一职业对人民的责任。
第一部分 第五节 师德底线：拷问一个民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语出《管子?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
管子即管仲，中国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曾任齐国丞相40多年，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站在近3000年前的生产力水平与自然科学条件角度，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管子这句话的意思：“对一个国家而言，要种好粮食，不过是一年计划的事；要种好树木，不过是十年计划之事；而要培育好人才，则是百年大计。”用今天的话来说，教育就是这个百年大计。
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就重视教育。中国人早已认识到：教育是强国之本。
在中国传统社会，教师是对道德要求最高的职业之一。古语有云：“无圣贤之心无以为师。”即教师即使非圣非贤，也须有“圣贤之心”，否则不可以为师。也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教育对师德的重视。
重视教育和重视师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数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之一。但是今天，面对师德滑坡、学术腐败等教育领域的诸多道德乱象，我们仍要问的是，传统师德在当前社会还有多少？当代教育能真正扛起我们的“大国崛起、民族复兴”之梦吗？
一、中华文明5000年生生不息的密码之一
有人说，要说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放眼全世界，恐怕也很难找到任何一个民族能像中华民族这样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学而优则仕”……这些代代相传的古训，使一个民族在历史上“发奋读书”的故事浩如烟海，而这，可能正是解读中华文明连续五千年而生生不息的密码之一。
在人类发展史上，世界各民族也大都有着自己重视教育的传统，但全世界只有中华民族是唯一一个文化没有断代而传承至今的民族。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们在重视教育方面还有着一个更高人一筹的地方，那就是对师德的重视。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成书于西汉时期的中国经典史集《礼记》就向我们指明了什么是师道尊严：“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礼记》实际上是一部先秦时期儒家学者的文章选集，其文章所论内容要远远早于《礼记》成书时的西汉时期。因此，从这一点看，师道尊严在中国社会存在的历史几乎等同于中华民族5000年的发展史。
一千多年以前，唐代学者韩愈一篇脍炙人口、流传至今的《师说》，可以说进一步解释了什么叫做“师道尊严”。而其中的一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更是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从教者千百年来的人生格言和座右铭。
在中国传统社会，对从教者的职业要求，“传道”是第一位的。传的是什么“道”？“道可道，非常道”，既是指天下大道，也是指我们常说的做人做事之道德。这就要求从教者首先必须自身具备这个“道”，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师德”。所谓“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就是说教师自身首先必须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是社会道德教化之模范，当有了“传道”的资质以后，才可以做教师，才可以有资格“授业解惑”。
所谓“师道尊严”，是指为师者所传之道在一个社会中的尊严，比如家国大义之道、正义正气之道以及道德伦理等在一个社会主流价值观中应该受到的尊重。同时它也是指为师者自身的人格形象尊严，比如今天一些所谓的“砖家教授”，学问是大，但在一些公众舆论事件上，不知坚守道德原则，只知利用自己的学问大搞“砸砖头”之举，这样的为师者就失去了师道尊严。而这样没有师道尊严的现象对民族、对社会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不知道他会把人心世道引向哪个层面的价值观去。此外，“百年树人”本身在社会上应具有相应的尊严。比如说在今天，如果我们把仅仅能教数理化、能念“ABC”而不知其道德品质为何样的人随便放到教师岗位上去，那我们这个社会也就谈不上师道之尊严了。因为如前所述，到教师岗位上去承担“传道”重任的人，其道德修养首先是应该能代表社会道德最高水准的人。
第一部分 第五节 师德底线：拷问一个民
事实上在今天，能教数理化、能念“ABC”的人，可以在大街上一抓一大把，而其中能承担“传道”重任的你能抓出几个？这也许已从某个侧面说明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危机之原因。
师道尊严，中国人讲了几千年。这四个字也正是中华民族在教育领域的最重要的传统价值观，也可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密码的核心组成部分。遗憾的是自清末民初一代中国人反传统以来，当我们自己刻意要丢掉这些密码以后，一百年后的今天，在随市场经济而来的各种思潮熏染下，晕头转向的我们，确实有点找不着北了。
二、师道尊严丢不起
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曾横空出世震出来了一个“范跑跑”，引发了一场关于师德乃至人性道德的大讨论。当地震来临时，一个姓范的中学老师丢下他的学生只顾自己逃命，事后他面对媒体记者、面对数亿电视观众，还振振有词地辩论说：“我不管学生自己先跑，这是人的本能的求生反应，何错之有？”有人评论说：“他也许没有错，是动物都有求生本能，只是作为人，还有道德；作为教师，还有师德。遗憾的是这两者他都没有。”
当然，“范跑跑”不能代表整个教师队伍，事实上，在大地震中，众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教师曾使我们肃然起敬。我们也应看到，“范跑跑”的问世，也绝非偶然。在当今社会道德价值观普遍混乱的情况下，教育领域也的确存在一种孕育“范跑跑”的土壤。诚如上文所述，恐怕仅仅能教数理化、念“ABC”而不知师道尊严为何物的“张跑跑、李跑跑”还大有人在。
我们还记得前几年有某网站评选过一个“十大荒唐禁令”，其中某地教育机构出台的禁令是这样的：“中小学教师严禁奸污猥亵女生。”这个禁令出台时，曾一度引起舆论哗然。应该说，针对目前一些中小学校少数教师的师德现状，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该禁令的出台，也使当今社会师道尊严的失落跃然纸上……
当今社会师道尊严的失落，从表面现象看，是以上这些师德缺失的少数从教者自己丢掉的，就如上文所说的那个“范跑跑”以及那些“荒唐禁令”背后的始作俑者，还有那些“砖家教授”等。但实际上，正如上文中所述，我们这个社会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开始批判孔圣人们所致力于倡导的师道尊严了，再到“文革”中一度把从教者归入“九流”之列。经过一轮对“臭老九”的猛烈批判，师道尊严到我们这代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还剩多少就可想而知了。以致今天的从教者类似于“范跑跑”之流不知师道尊严为何物，也就不足为奇了。
今天的社会发展与师德现状无疑已表明：“师道尊严”，我们丢不起！
当师道尊严被丢掉以后，从教者对自身师德的道德标准的认知度无疑也就与平常人无异。这么一个从教者，又如何能担当社会道德教化之重任？
事实上，在当今社会道德水准整体滑坡、社会道德底线频频失守的社会现状下，一些教师走向师德缺失，诸如论文造假、剽窃抄袭、文凭买卖、学术行贿等在当前教育领域已远非个别现象，而极少数教师甚至走到了师道尊严的反面，连基本的道德底线也守不住。
我们知道，近几年来，高考舞弊现象已是一个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的突出问题。但令人震惊的是，在2009年查处的吉林高考舞弊案中，竟然有教师倒卖作弊器材并考前集中指导学生使用。对此，有一位曾多次担任高考监考巡视员的老师指出：客观地说，并不是每个地方都“作弊成风”，但是，少数地方出现的这些考场乱象，特别是承担教书育人重任的教师也参与其中，这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
第一部分 第五节 师德底线：拷问一个民
而近年来频频曝光的某副教授聚众淫乱、某名校教授包二奶闹上法庭之类的案件则无疑已使我们对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能教化世风的传统期望值跌至历史最低，也暴露出当前在这一类高级知识分子身上，所谓师道已尊严扫地。
有人说，在这种情形下，出现一个贵州威宁教师组织学生卖淫案，何奇之有？出现一个贵州习水教师嫖学生案，又何奇之有？2007年，贵州威宁县曾一度曝出某中学一对教师夫妇组织22名中小学生卖淫案，震惊中央，公安部直接介入破案，通缉潜逃教师，罪犯受到严惩。至2009年，贵州习水又曝出中小学生被逼卖淫案，在公安部门的严查下，参与嫖娼的当地教师进入公众视野。
在今天，这些事情似乎已并不稀奇，但问题是，如果为人师表者连起码的“师道尊严”都没有，家长又如何能放心地把孩子托付给他们？国家又如何能放心地把未来托付给他们？
三、教育圣地面临的价值观挑战
约在1988年以前，有一位叫苏晓康的人写过一部叫做《神圣忧思录》的报告文学。这部报告文学揭示了当时中国教育存在的一些弊端与危机。此文提到了当时中小学教师的无私奉献精神及与之相对应的清贫的经济状态。如果在一个国家，教师成为最清贫的阶层，那这个国家肯定是不会有希望的。这就是《神圣忧思录》所忧之在。据说，当时一部《神圣忧思录》，曾使多少中小学教师怆然泪下。
从《神圣忧思录》到今天，一晃20多年过去了。有人说，现在的教师，即使不是中国最富有的阶层，但至少可以肯定，大多数教师都已“提前进入小康”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前社会教师的经济地位是上升了，但我们新的忧思又来了。假设苏晓康写一篇《神圣忧思录》的续集，读完后怆然泪下的也许已不再是教师，而可能是我们的一些学生、家长乃至我们的民族！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教师是提前进入小康了，这里面当然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教师福利待遇的提高，但是，毋庸置疑，这不是唯一原因。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校高学费、乱收费现象，曾使“上学难、上学贵”一度与“看病难、看病贵”一样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教育部门也曾出台多项政策进行整治，但很难说能从根上解决问题。即使在国家已实施义务教育政策多年后的今天，一些地方“上学难、上学贵”现象仍然存在。幼儿园的高昂费用，至今仍为社会所诟病；大学的高昂学费，已使许多寒门学子望而却步。即使在国家已实施义务教育的中小学这块，在一些地方，乱收费现象也远谈不上已得到根治。
我们先看某地教育局为规范教师行为而出台的一条禁令：严禁借工作之便向学生推销任何商品、保险、报纸或强迫、引导学生购买书籍、资料，以教谋私；严禁向学生、家长“吃拿卡要”……情节严重者可给予解聘处理。与前文中说到的那些“荒唐禁令”一样，当地教育部门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在这条禁令中，当前一些教师的“创收途径”也跃然纸上。
学校乱收费，老师向学生推销商品、书籍等现象是国家明令禁止的，但事实上，在今天，不论是幼儿园、中小学，还是大学，少数学校和教师巧立名目从学生身上挖钱的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尤其是在某些中小学校，像有偿补课以及在学生中推销商品、保险等现象更是屡见不鲜，甚至教师在排座位、安排班干部、评优树先、教学辅导等具体工作中，也常夹杂着教师本人的利益因素——这在一些学校已是公开的秘密。
第一部分 第五节 师德底线：拷问一个民
教育领域，自古以来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块“圣地”，“不逐利”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清高传统，也是中国人的“师道尊严”之一。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当师道尊严被丢掉以后，教师这个职业也就变得与街头商贩无异，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只是个谋生致富的途径而已。当前的一些教师无疑也变得越来越像个商人。在这个变化下，高档商品房、豪华汽车等奢侈消费品成了高校教师们的热门话题，甚至曝出某校一名教师靠收有偿补课费赚来一套房子的新闻，乃至近几年频发的幼儿园截留瓜分儿童伙食费等案件，又何奇之有？
但这个变化是相当可怕的，因为这种变化的实质，就是从“师道尊严”到“经济效益至上”的一种价值观变化。在一些从教者的价值观发生如此变化的情况下，教育领域最为当代社会所诟病的学术腐败的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学者这样谈到当前教育领域的学术腐败：“它已成为教育界的一个毒瘤，如果听之任之，只能彻底毁掉我们的教育，毁掉中国的未来。”
其实早在10多年前，有一个叫方舟子的人就曾写了一本《溃疡——直面中国学术腐败》的书，最早披露了学术腐败之风已在中国学术界蔓延的现状。在当时曾有“中国学术打假第一人”之称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玉圣也如此描述了这种现状：其一是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以形形色色的辞书最具代表性，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但大都是将现成资料颠来倒去、加减乘除；其二是泡沫学术、假冒伪劣、抄袭剽窃，有的人动不动就号称出了数十种书、发了数百篇论文，但多有剽窃之嫌，有的甚至花钱雇人写……抄袭剽窃已成学术界公害，是学术腐败中最突出的问题，已近法不治众、人不以为耻的地步；其三是评奖立项上的腐败，评审“象征性”走过场等。这一切使中国学术界在全世界面前黯然失色。
经过10多年浸染，当前的学术腐败之风，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实上，近年来，充斥于媒体的大量学术腐败案例，已令人不忍卒睹。
这一事件在媒体的关注下，最后以造假教授被学校“取消教授职务，解除教师聘用合同”而暂时谢幕，但是，事件中的“雷人”细节所暴露出来的那个大学负责人的价值观，实在令人震惊。“造假成风”就谁都可以造假了？大学负责人尚且如此的话，当今社会还有谁能来承担教化社会道德之重任？
值得一提的是，据报道，与该事件中造假教授的获奖项目相关的技术成果鉴定实质上是“走过场”，参与鉴定的专家名为“鉴定”，实为“捧场”。
有网友曾就此评论说：“当前的一些无良学者，铜臭熏天也好，剽窃造假也好，这些都是丧失了起码的学术道德的表现，但更可怕的是还有一些所谓的专家教授，他们也知道学术的真谛在于维护公平和正义，但他们或窥测政治风向，或为钱说话，信口雌黄、颠倒黑白——就如在2007年的‘周老虎事件’中那些‘鉴定’虎照为真老虎的7位专家一样……”
第一部分 第五节 师德底线：拷问一个民
这里所说的这些“专家教授”就是我们在本书前文中所说的“砖家教授”，只不过是此时他们为钱说话时，这块“砖”已换成“金砖”了。
中国的大学到底怎么了？温家宝总理有一句话可谓一语中的：“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
的确，现在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学术腐败以及全国各地高校屡屡曝出的贪腐要案，其背后都是“钱”的问题，本质上都是由于关于教书育人的一些传统的教育价值观让位于“金钱至上”的价值观所致。
这种价值观的变化不但表现在一些教师、学校负责人身上，也表现在一些地方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身上。
近几年频发的“校车交通事故”，则直接拷问着我们当前一些地方教育机构的这种价值观变化。国家实施义务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为了普及全民教育。“校车交通事故”频发后，一些地区的不恰当的“撤点并校”现象浮出水面。撤点并校使一些地方教育部门的办学成本大幅减少，但因此使一些孩子要到路途遥远的外村外地念小学，上学成本反而比国家实施义务教育前还要高！新的“上学难”问题又来了。我们不禁要问的是：这些地方教育机构撤点并校到底考虑的是什么？是普及全民义务教育政策，使每一个孩子都上好学还是只考虑办学的成本和经济效益？
有学者曾尖锐地指出，目前中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已深深卷入市场经济竞争结构中，学校越来越像公司，教师越来越像商人，这是当前教育改革怎么改都很难如意的原因。
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述，当前教育领域的这些问题，已是发生在教育价值观层面上的问题，拜金之风在教育领域内的侵袭，是我们几千年传统师道尊严等价值观所遭遇的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场挑战已严重地危害到了我们这个社会基本的价值观底线和中华民族优秀的教育文化传统。这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因为教育机构作为社会教化、文明养成最重要的制度化场所，历来被视为社会道德的源泉，若这个方面出了问题，则将如何为我们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构建和“大国崛起、民族复兴”愿景提供教育保障？任何改革，如果不触及这个价值观问题，恐怕都难以走出这个“很难如意”的局面。
四、当代中国教育最缺的是什么
教育攸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大国的崛起靠的是科技和经济实力，但更要靠国民普遍具有一种胸怀国家大局的普世价值观，二者缺一不可。从近代许多国家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中国在近代史上的落后，无疑是因为教育的落后。据史料记载，1876年，在美国为庆祝独立100周年而举行的费城国际博览会上，有来自世界各地的37个国家参展。当时，英国展出了最新的蒸汽机车，美国展出大功率电动机和发电机，德国展出加工枪炮的精密机床，而中国清政府展出的则是纯银打制的挖耳勺和小脚绣花鞋。有人评论说，这次展出实际上已预示了中国随后的多年屈辱历史。
有研究者指出，仅有短短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何以能称雄世界？其快速崛起背后的真正原因就是对教育的重视。早在美国成立之初，其公立小学的分布密度就已达到每50户一所学校的标准，其国民教育的普及程度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高效率、高技术、高产出的背后是高科技，而这一切靠的就是先进的教育。
第一部分 第五节 师德底线：拷问一个民
西方国家乃至东亚的日本赶超中国也就是近两三百年间的事。而正是这两三百年间的教育现状，决定了历史发展的轨迹。
比方说，全民义务教育，德国早在17世纪就已开始全面推行了，而日本在明治末年的义务教育入学率比中国2000年的义务教育入学率还要高。所以，当西方国家乃至东亚的日本早已开始进行先进的科技普及教育时，正处于清朝的中国，其教育水平却还是在明朝的基础上大踏步地倒退！而且最要命的是自然科学竟然几乎是空白。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几十年，我国的现代教育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国家既重视国民普及教育，多次举行全国性的扫盲运动，更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由此吸引了包括被美国人认为“顶五个师”的钱学森博士在内的一大批爱国华人科学家回归祖国怀抱。应该说那是一个为中国现代教育奠基的年代。那个时代培养的中国学者通过在罗布泊等荒凉的黄土地上的艰苦奋斗，造出中国的“两弹一星”，在一片废墟上筑起今天中国的综合实力，从而令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也为今天的和平奠定了基础。
但是，一个值得所有中国人深入思考的现实是：就是在今天，也还是他们那代人在艰难地承担着民族科技振兴的重任。
今天的事实证明，我们的现代教育还缺少了些什么！我们在大国崛起之路上无疑已拥有了一定的科技和经济实力，但我们还缺少什么呢？
在2006年的一次国务院教育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面对在座的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们，曾谈到了他“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钱学森老人曾向他提出，“现在的大学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温总理说，钱老说的杰出人才指的就是大师级人才。
温家宝总理的问题引起了在座的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的思考和共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实际上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在2000年，我国基本上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至2008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全民免费义务教育。自高校扩招以来，有统计数据表明，到2007年年底，我国高校在校生已超过27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3%，已基本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
但是，为什么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却反而难以看到杰出人才“冒”出来？
许多学者从基础教育、办学体制、教师队伍、人才机制等方面都进行过探讨。但是，窃以为，这些探讨都未触及问题的本质。
中国由于在近代史上复杂的历史原因，导致了近一百年来的反传统，这个复杂的历史原因我们将在后文进行详细的探讨，在此不作赘述。但是，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导致中国的现代教育缺少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核心价值观的传承。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是以“仁义礼智信”等为基本要素的做人方面应奉行的根本的价值观；其二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的人格追求。
缺少了以上所说的第一点，也就意味着缺少了人类文明中一种做人的普世价值观。事实上，中国传统教育，教学意味着将学做人和学知识合而为一，而现代教育的重点只偏重于传授知识和技艺，这就是为什么当前教育领域如“范跑跑”之流仅仅是能教数理化、念“ABC”而不知师道尊严为何物者大有人在的原因之一，这其实也是当今中国社会道德水平整体滑坡的本质原因之一。
第一部分 第五节 师德底线：拷问一个民
在以上谈到的国务院2006年的教育工作会议上，针对温家宝总理提出的问题，清华大学原校长王大中曾谈到了“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的问题。他认为：“德才兼备、学术一流，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是当务之急。”
的确，在今天，建立一支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是多么的急迫，其中师德建设尤为急切。但是，我们师德建设的源头活水在哪里？只能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
缺少了以上所说的第二点，其实也就是缺少了我们在上文中说到的那种胸怀国家大局的普世价值观。试想一个没有胸怀国家大局的普世价值观的人，又如何能成为一个学术领域内的大师级人物？
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已发生翻天覆地巨变，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持续增长，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话语权不断提升的今天，我们都渴盼着中国的“大国崛起，民族复兴”。
但是，我们别忘了，中国今天的“大国崛起”，更准确地说，是因“富”而强。而当今中国的“富”，是来自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而“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在“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了”的基础上的。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国家的高度统一，何谈“30多年改革开放”？显然，中国人民能够在近代史上的百年屈辱中“站起来”，不是因为中国在清末民初是如何的“富”，不是因为中国在那时有坚船利炮等，而恰恰是因为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我们的上一代人、上上一代人还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家大局普世价值观，还坚守着中国的传统道德，坚守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位卑未敢忘忧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这些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才有了一大批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勇于牺牲，在国家危难关头挺身而出、视死如归，才有了60多年前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才有了“30多年改革开放”，才有了当今中国的“富”，也才由此有了“大国崛起、民族复兴”。
当历史的硝烟离我们远去，先烈们为了我们的今天前仆后继地牺牲的故事也随硝烟远去了，中华民族5000年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传统价值观在我们的现代教育中也随硝烟远去了的时候，我们还能继续我们的“大国崛起、民族复兴”之梦？我们除了“钱”外，还有什么？有钱可以造枪？是的，还可以造炮，还可以造成导弹、原子弹，但须知枪炮、导弹、原子弹是要由有道德信仰、有爱国理想，为了理想甘于奉献、甘于牺牲的人掌握指挥才能变为国家实力的。今天的我们不妨假想一下，要是把今天的“80后”、“90后”放到当年的朝鲜战场上去，不知道大作家魏巍还能不能写出《谁是最可爱的人》。
在我们的现代教育体制中，加入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继承，其中尤其要强化对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因素的传统道德体系和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完美人格追求的价值观的继承，这既是当前社会主义道德价值体系建设的源头活水，也是中国教育真正的当务之急！
第二部分 第六节 我们难以守卫社会生活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我们都不再谈道德标准了，退而求其次，更多的是对守住道德底线的呼吁和热议。“道德底线”也由此渐渐成为网络等媒体上的高频词。
笔者曾尝试在百度输入“道德有没有底线”词条一搜索，出来的结果令人震惊：相关信息已达12900000条。这表明我们生活中的道德底线频频失守现象，已引起了社会大众普遍的关注和忧惧。
何为道德底线？就是指人们应该遵循的社会道德最低警戒线。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社会发展至今天，在经济振兴、国力增长，举国期盼民族复兴、再现辉煌之际，曾经最具道德优越感的文明古国，却出现了社会生活的道德底线需要“守卫”的现象，实在是一个大国的尴尬。
一、社会生活之道德底线频频被突破
早在2006年，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的一篇著名的文章《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就曾引起社会热议，因它切中时弊而被广为传播。
事实上，在当今社会，已有越来越多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专家学者和社会有识之士，不断发出了守卫我们社会生活之道德底线的声音。
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在一次演讲中，也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不是有什么道德洁癖，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线。”
2010年7月，国家行政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杨文明的《反腐倡廉如何看领导干部的道德底线》一文在《人民网》刊出，文章指出：新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不仅是从制度层面规范廉洁从政行为，也是着眼于解决领导干部的道德底线问题。该文对当前领导干部的道德底线要求与建设作出了详尽阐述，显而易见的是，执政者的道德建设，也不得不直面这个道德底线的问题。
2010年8月，四川一位教师投书《半月谈》，面对社会上种种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他感到困惑、郁闷，他呼喊：“我们的道德底线在哪里？”对此，《半月谈》围绕“我眼中的道德底线”这一话题开辟了“转型期社会道德观讨论”专栏，邀请读者展开讨论。
实际上，以上种种的背后，正是因为我们当今社会生活的道德底线已经一再被突破。
我们在前文中曾谈到一个“中国十大荒唐禁令”的帖子，实际上这个帖子中的一些禁令，诸如“中小学教师严禁奸污猥亵女生”、“海关官员不得庇护走私”、“医院严禁用假药”等，都曾出现在一些地方的红头文件或行业规则之内。这些禁令中禁止的事，明显都已是关乎行业道德底线乃至人性道德底线原则之事，也是触犯法律之事，现在却要由行业来作出“规定”或以红头文件来发出“禁令”，实在可以说是当今社会一大荒唐现象。但是，有学者对此曾评论说：“如果回到我们的现实当中，就会发现这些‘禁令’其实并不荒谬，因为破坏这些底线的事情事实上频频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事情的严重性的确如此。近几年来，无论是社会各领域之行业道德底线、职业道德底线，还是作为社会个体的个人及其相互交往的道德底线，都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我们社会生活之道德底线已越来越难以守住。
从社会各领域来说，我们在本书前文中，曾谈到了商德底线、医德底线和师德底线三个方面，这三条底线其实是与我们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息息相关的，也是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息息相关的。但不幸的是，众所周知，目前这三条底线被突破的现象也是最为严重的。
第二部分 第六节 我们难以守卫社会生活
在商业领域，任何一种有毒食品，都可以称得上是“史无前例”，因为在人类商业史上进入市场的正规商品中，还没有“有毒食品”一说；在医疗领域，“过度治疗”、“销售假药”等，已突破行业底线或职业底线乃至为人之人性道德底线；在教育领域，诚如前文所述，“教师奸污女生”以及学术腐败等何尝又不体现出师道尊严等道德底线的荡然无存？
这些发生在社会领域、公众生活层面上的道德底线的频频失守，无疑已使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而其对世道人心的破坏和对社会正确的价值观的污染，更难以估量，从而反过来又加剧了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的道德水准的下滑和道德底线的失守。
从作为社会生活中个体的“人”的层面来说，道德底线的失守无疑已表现在多个方面，但其中以一些人的“丧失耻感”和“人心的冷漠”为甚。
我们在前文中曾把“范跑跑”比喻成一个在大街上掉了裤子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人，实际上，在当今社会，在面向亿万观众的电视镜头前或面向众多读者的文学作品中主动宽衣解带而洋洋自得者大有人在。或为名，或为利，比如干露露式的“视频征婚”，比如以“身体写书”的美女作家，等等，无一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神态自若、风情万种地主动脱光，大大方方地展示起美丽的玉体来。
我们知道，人体是美好的，但不知道中国人在大街上、在大庭广众之下是否都可以赤身裸体？不知道在这些当今的中国人身上是否还有着最后的一根“廉耻”底线能拴住那条三角内裤？
事实上，这条三角内裤似乎已很难拴得住。前不久某地举行“形象小姐”大赛时，就有选手在T台上突然脱光衣服，向观众展示她一丝不挂的“形象”，弄得大赛工作人员一时不知所措。当她连三角内裤也脱下来时，我们知道，在她身上，不管是道德上的礼义廉耻还是物质上的尼龙棉纱，是一根底线也不存在了。
这几年来，中国文坛的“美女作家”们“风生水起”，一个又一个“木子美”横空出世，她们不但用文字描写自己赤裸裸的身体，还把自己一丝不挂的裸照发到网上，美其名曰“用身体写书”。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意义上的“耻感”，在今天的一些赤身裸体的中国人身上，确乎已荡然无存了。
在人心的冷漠方面，我们在前文中谈到的“小悦悦事件”，无疑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在此之前，诸如曾入选2010年“十大道德事件”之一的“捞尸门事件”，当事者的人心之冷漠又何异于前述事件中的18个路人？再如西安发生的开车撞人后反而对受害者连捅8刀的罕见的“药八刀”案件，其已不仅仅是人心的冷漠，而是冷酷了。
二、如何守卫我们的道德底线
没有道德底线的社会无疑会人人自危，道德底线的失守，无疑已经构成对我们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基础的严峻挑战。
孙立平教授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中曾如此谈到：这里所说的底线，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禁忌的基础生活秩序。这种基础生活秩序往往是由道德信念、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正式或非正式的基础制度混合在一起构成的。一般地说，这样的基础秩序是相当稳定的，甚至常常具有超越时代的特征。甚至在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中，政权更替了，制度变迁了，这种基础的秩序也往往是依然故我。比如体现诚信的社会信任体系，比如“珍爱生命，不谋财害命”的道德律令等，在社会变革的前后几乎没有大的差别。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底线我们似乎已经很难守住。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社会生活之道德底线很难守住呢？我们又应当如何来守卫我们社会生活的道德底线？
孙立平教授谈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强弱失衡的社会结构”。由于利益分化，利益集团相互勾结，使所谓精英阶层和大众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上层寡头化，下层碎片化”等，就比如当年的“无极”与“馒头”之间的战争一样，就比如现在的房地产商与所谓拆迁“钉子户”之间的博弈一样。二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机制的缺失。比如就有人感叹：在当今社会，最大的痛苦是无处说理。假使你是一个被强征了土地的农民，就会体会到找到说理的机会是何等不易。三是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对效率给予的特殊强调，很多时候牺牲了公平和正义。
诚然，加强公平与正义机制建设，加强法治，是当今社会所急需，是有效地帮助我们守卫社会生活道德底线的手段之一。但是，窃以为，以上三种原因，还仅仅是表层原因，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与“无极和馒头”类似的强弱失衡结构；加强公平与正义机制建设，亮剑激浊，只是治标的手段之一。
在前文中我们谈到当今社会商德底线、医德底线以及师德底线所面临的问题时，已经分析到，在种种乱象的背后，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道德底线被频频突破的背后，实质上是我们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正在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不论我们采取何种方法应对这种道德乱象，比如加强公平与正义机制建设也好，比如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也好，找回我们失落的传统道德、恢复我们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人文乃至人性价值观，都应该是其根本。
正因如此，在当今社会，守住我们社会生活之道德底线，绝非一件简单的事情。从本质上、源头上说，这已牵涉到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与道德的重新评判，牵涉到我们对中国百年近代史的重新认识，这是个复杂的事情，我们在本书后文将有详细探讨。
但无论如何，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今社会各领域、各行业以及个人道德的底线频频失守，已不仅仅是对我们社会秩序的破坏，更是对我们民族本身的伤害。那么，在此值得一问的是：从根本上修补或重新找回这些被破坏得伤痕累累乃至荡然无存的道德底线，我们还要花上几代人的努力和多少年的时间？
第二部分 第七节 社会诚信（1）
——“假”的概念流行挑战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中国儒家经典《论语》中有这么个故事，有一天，孔子的徒弟子贡请教孔子经邦济世之策，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问：“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孔子曰：“去兵。”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在以上故事中，我们看到，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把“信”看得高于“足食”、“足兵”，高于一切。用今天的话说，“足食”就是经济富裕、小康生活；“足兵”就是足够强大的国防实力；“民无信不立”，就是说，“一个社会的人民如果没有诚信，那是站立不起来的”。
现代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著有《论语新解》，他对“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作出了进一步的阐释：民无食必死，然无信则群不立，涣散斗乱终将同归于尽。若能保持有信，一时无食，仍可有食。若其群去信以相争食，则终成无食。诚如斯言！反观今天，在拜金信念的支配下，若“其群去信以相争钱”，其危害从我们食品中的化学物、餐桌上的地沟油就看到了。实际上，我们前文中谈到的“假医假药”、“学术腐败”等，其背后也不过就是个“其群去信以相争利”问题！
孟子把“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其中信为核心。强调若做不到信，也就五常皆失。荀子也强调“信”的作用：“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意即诚实守信可以产生神奇的社会效果，因此而繁盛。
可见，崇尚诚信在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对于经邦济国还是对于社会个人的生存与发展，都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这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来社会变迁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国家的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之发展，与那个积贫积弱、任人欺凌的年代相比，无疑已“足食”、“足兵”，但令人茫然不解的是，蓦然回首，我们的“信”哪里去了？
诚信缺乏已是当前无可争议的社会问题。而更严重的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诚信已不再是人们心中敬畏的道德定律，不再是能够约束人们行为活动的社会准则。从以“周老虎事件”为标志的社会公信力受到的严峻挑战到“假”的概念流行，当前的诚信缺失已危害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
一、社会公信力面临的严峻挑战
发生于2007年的“周老虎事件”已经过去5个年头了，至今许多人还记忆犹新。这个事件之所以被载入当代中国重大公共事件史册，不仅仅是因为它当时轰动中外的影响之大，也不仅仅是因为多年来公众对这个事件的许多质疑至今都不了了之，而是因为在这一事件中，5年前“指鹿为马”的若干人等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社会公信力的公然藐视，正反映出当今社会公信力所遭遇到的挑战之严峻，也恰恰展现了当今中国社会公信力的一个缩影。
2000多年前在中国发生了一出“指鹿为马”的闹剧，那时还是一个没有电视和互联网的时代，除了闹剧中目力所及的数十人外，剧中角色无须面对全国的公众。而今天的“指鹿为马”者面对的却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数十亿电视、报刊和互联网的公众，而他依然可以指着那头公众看得清清楚楚的“鹿”神态自若、气定神闲地说：“经过7位专家教授的鉴定，这是一匹神马……”只不过今天的“鹿”已非鹿，而是一幅画，“马”亦已非神马，而是变成了华南虎。
第二部分 第七节 社会诚信（2）
“周老虎事件”绝不是偶然的，诚信缺乏已是当前一大社会公害，当诚信缺乏向社会公信力领域蔓延时，其直接的危害，就是导致了类似“周老虎事件”的出炉。而社会公信力对社会诚信又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当社会公信力在公众中产生动摇时，由此将进一步引起全社会的诚信恐慌，并将进一步加剧社会诚信危机的蔓延。无疑，“周老虎事件”已成为反映当今社会公信力遭受挑战和社会诚信走向危机的一个符号、一个标志！它标志着当今中国社会公信力与社会诚信已进入一个令人担忧的时代！5年前曾引发的“全民打虎”的背后，其实质正是面临社会诚信的最根本——社会公信力发生动摇时，公众感到惶恐不安的危机心理的自然表露而已。
诚如当时的“打虎英雄”之一、中科院植物学家傅德志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所说：“其实，我并不是针对什么人，而是希望能还老百姓一个真相。”
也许傅德志说得还不够明白，但他的意思我们能听懂。是的，成千上万的网民不辞辛苦、日夜奋斗去打一只看似与自己无关的“纸老虎”，为的是什么？事实上，大多数人只是在坚守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最后一条道德底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当这最后一条道德底线都不能在我们心中留住时，那我们失去的将是心灵家园的最后一片园地，我们能不恐慌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周老虎事件”其实远未结束，它的阴影将在中国几代人的心中挥之不去！而在今天，它最恶劣的危害之处正是使人们惶惶然真正感受到了无可凭信的时代危机！
“周老虎事件”的另一个恶劣之处是它为以后大大小小的“周老虎”出笼打开了铁闸门！近几年来，河南“开胸验肺”、海南“砒霜门”、杭州“欺实马”、武汉“六连号”、上海“钓鱼执法”、云南“躲猫猫”……众多挑战社会公信力的事件历历在目。至2011年，众多的“慈善门事件”爆发，对慈善诚信的质疑向众多官方公益机构蔓延，则无疑已使当今社会的公信力遭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冰点！如果连官方慈善机构都丧失了公信力，那实在是我们民族之耻辱，还有什么社会公信力可言？
正是因为以上种种现象，一个“被”字才在近几年从上万个汉字中“脱颖而出”并蹿红中国。在全民调侃的“被时代”中，对“被现象”形形色色的解读，把社会公信力摆到了公众舆论的镜子前。有人说，“被时代”确实是一面镜子，我们的社会公信力是到了引以自鉴的时候了。
有专家指出，在一轮又一轮的质疑风波中，当今社会公信力受到的挑战无疑已变得越来越严峻，如不及时加强公信力建设，未来化解危机的成本势必将愈来愈高昂。
没有什么比社会公信力缺失更可怕的了，它是社会的毒素，无声无息却充满负面的能量，足以摧毁社会诚信的根本，足以销蚀社会的正义正气与人们的仁爱友善。因为社会公信力是社会诚信体系的基础和保障，当社会公信力出现问题时，哪怕是局部性的、地方性的、地区性的，都会对社会诚信体系造成致命影响。个人诚信的倒塌对公民社会生活秩序带来影响，商业诚信的倒塌对国家经济生活秩序带来影响，而社会公信力的倒塌，将会给一个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第二部分 第七节 社会诚信（3）
我们一直在追求“大国崛起，民族复兴”，可是，如果社会之公信力缺失，像河南“杞人大逃亡”事件中，一句谣言就能引起举县皆空，我们当如何崛起？一座仅因“压力差”就可倒塌的大厦怎能叫大厦？一个人民需要“开胸验肺”、“断指证清白”的民族如何走向复兴？
近年来，公信力建设正愈来愈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如何破解“重建公信力”这一世界性难题，如何加强当代中国社会公信力建设，正愈来愈成为包括国家各级部门以及全国媒体和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法制建设的逐步加强，公众舆论的开放参与，将使社会公信力进一步置于国家法律和公众舆论的维护和监督之下。但是，笔者以为，中国要解决这一难题，仍须从在全局上恢复我们的传统文化与道德价值观入手，因为在我们的传统价值观中，“信”正是五大核心要素之一。目前诚信缺失这个问题，在中国人中已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某一个阶层的问题，而是像我们下面要谈到的“假的概念的流行”所反映的一样，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价值观问题。
二、“假”的概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流行
在前文中，我们谈到过当今中国社会各个行业的造假行为，这种种“假”联系到一起，已牵扯出一个在当今中国社会持续了好多年的话题：“全民造假”。
这个话题有些争议，“全民造假”的说法也许有些夸张，但“全民造假”作为一个话题引起中国人自身的强烈关注，已说明“造假”在我们的社会和生活中确已到了十分普遍的程度。
事实上，今天的造假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它已侵入我们生活中的吃穿住行用乃至精神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已侵入我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的每一个环节中。
比如：
吃有假食品、假饮料、假奶粉等等，不一而足，凡是能进厨房、上餐桌的，能入口的，几乎没有未被造假过，食品造假已泛滥成风。
穿有假名牌。你信不信？在中国随便哪一个省市的服装市场，稍有规模的也好，路边摊也好，各种名牌服装都可一抓一大把，价格不过几十元至上百元，件件都是LV、耐克等，名牌满天飞……
住有“楼脆脆”。有人说，用假水泥、假河沙等假建材以及假工序、假质检等造假一条龙建起来的“脆脆楼”，市场上不知还有多少。
行有假汽配、假柴油、假大桥，等等。
最吓人的是偷工减料的假工程，“豆腐渣工程”一词似乎只是当代中国才有并经常出现的高频词。
用的假货就更多了！假币、假药、假书、假光盘、假化妆品……真正是包罗万象、不胜枚举，它几乎已遍及我们生活的所有日常用品中。
有人说，近200年来，从电视，汽车，火车，到轮船，再到电脑，网络，没有一样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但如今一些中国人造假的“科技含量”和黑心程度完全可以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就连我们日常生活中吃的鸡蛋都能用工业原料造出来，蛋壳、蛋黄、蛋清一应俱全，惟妙惟肖，只是煮熟的蛋黄剥出来像个皮球，一摔蹦起老高。中国人把自己有限的聪明才智这么无限地发挥到“造假”事业中去，似乎是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
“物质”的假自不待言，更可怕的是造假已向我们的精神、文化、学术等领域渗透，并影响着我们的思想与行为价值准则，正在销蚀着我们的社会诚信。
假球、假唱、假婚、假新闻、假文凭、假档案、假学术、假文化、假成果、假评选、假评判……公共文化、伦理道德、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假”造成的危害才是最大的。
前不久的足球打假风暴，打出来的“成果”被披露出来后足以震惊体育界及全国球迷，原来我们那么多国人和球迷“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中国足球冲出亚洲”之梦在我们期望所系的某些足球官员、教练乃至明星球员身上，竟也是如此之假！
假新闻满天飞，可以算是中国媒体界的又一大“国粹”。有利益各方合伙策划的假新闻，业内有个专用名词叫“有偿新闻”；有不良记者编造的假新闻，比如说，某煤矿发生了重大事故，哪怕死了人，记者们却可以“排队领红包”，然后在报道中此矿便会成为“安全典范”……
在本书前文中，我们谈到，“假”的现象渗透进教育与学术领域，表现出来的就是假文凭满天飞和学术腐败等。但假文凭最可怕的还是“以假乱真”的假，比如有的官员所热衷的考研考博，是一件在校的莘莘学子做起来都十分吃力的事，“日理万机”的官员们却能“手到擒来”。有人说，其实从学习到单科考试，直到毕业论文大都是假的，所有环节都只不过是走过场。“手到擒来”的文凭是真的，但它与街头办证小贩手里出炉的假文凭并无实质性区别。学术腐败已是当今中国学术界的最大弊病之一，从考试作弊到论文抄袭，弄虚作假之风已是前所未有，但是一些假学术、假文化也“新鲜出炉”，就实在是令人目瞪口呆！比如：有医学专家声称“吸烟能杀死口腔细菌，预防肝癌”等；一家汽车公司资助研究机构搞环境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自行车的污染比汽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