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信中共中央：我为何要特立独行给薄囍来辩护？
——邀自由派宪政学者张鸣、贺卫方等公论德政与宪政？
文/ 刘浩锋
关键词：德政 宪政 薄熙来 辩护
摘要：科学处理薄熙来问题，首先要保护。化解中国危机需要系统思维。它是辩证逻辑思维驾驭形式逻辑思维之举，就是既要看到各个局部的差异性，又要看到差异之间的互补性，使之构成一个多样统一、动态均衡的整体。这样的系统避免僵硬，也避免两极分化，才是充满活力，又无懈可击的。当社会陷入左的极端时候，就应该保护左，捧出右，当右陷入极端时候，就应该保护右，捧出左，左右两腿均衡有力、把握节奏前进，才避免西方大起大落、两极分化、互损循环的困境，构成了动态均衡共赢循环的系统。
刚写《中国与西方应互学些什么——兼论为党国人民利益最大化应释放薄熙来》一文，论述了改革价值选择为何要转向“以人民利益最大化”。我提醒决策者们，不要被西学思维方式牵着鼻子，被西方势力玩弄于手掌，把自己的左右手先后砍掉，积极钻入人家布置的口袋。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要突出很多概念误导人们的误区，实现左右协调互补构成圆满整体的政治结构，才是无懈可击的，才是整体利益最大化的。
前一阵，自由派宪政学者张鸣在微博上给政府下书，挑战体制内的任何官员要求辩论宪政问题。他是有底气的，因为他洞察到了体制内被西方学术洗脑后普遍智障缺失文化真英雄了。但是，他错了，并不是体制就代表中国。人类文明关键时期的进步都是来自体制外。我不妨以民间身份毛遂自荐代表一下这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体制邀请你一起辩论宪政问题。你那套拾人牙慧的资本主义宪政学说能否胜出我这套将德治人治与宪政法治辩证统一的“天道政治学说”呢？咱们可以去中国人民大学或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开辩论，也可以上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或者联合国都可以。你还可以把你崇拜的西方所有宪政大师与自由主义学界阵营都拉上来，你还可以把江平、贺卫方等都附带上，我一人奉陪足矣。
因此，这篇文章是写给中共中央，包括习总书记、江总书记、胡总书记，也是给李总理、温总理、曾庆红、周永康、王岐山、周强的，更是写给老一辈无产阶级领袖与共产党的将军战士，写给所有关注民族命运的同胞们。
一、德治人治与宪政法治的辩证关系
西化宪政学者现在强调宪政至上。中国古代也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说。这些概念它是如形式逻辑一样是有适用范围的。比如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这话成立的价值基础是假设人性私恶。中国自古代的尧舜禹圣贤政治道统开始，绝对的权力是以天下为公为宗旨，圣贤集权给人民造福，人民反过来拥护圣贤，形成一个相互亲爱的大家庭整体。
西方迷信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是因为忽略了人性私恶的立论仅仅是假设。它局部有效，对于迷失了人的本性神性，缺失光明心灵的人而言成立；但并不是普遍真理。恰恰相反，中国文化与政治道统强调人性公善作为价值基础，传承德治人治，让人觉悟成圣的圣人教化执政。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政治道统。因此，西方政治学的宪政并不是普世价值，而是局部有效的价值。将它上升为普世价值，就是文化殖民对东方文化的边缘化，将人类推向人心无可救治的丛林博弈之道。
对宪政的概念定义有无数种，但一般而言，宪政的出现是为了防范制约人性私恶一面，以及实现政府治理目标，通过一套程序凝聚社会意识而设置的保护性与惩罚性制度。宪政包括对政府、官员的规范保护、约束，也对人民、公民权益的规范、保护、约束。
宪政在于根据人所触犯的法律结果而给予惩处，是僵硬的静止的判断事物。宪政的短板就是形式逻辑的局限，形式逻辑不能解决整体与无穷问题，它不能解决整体性的群体犯法的问题，也不能与时俱进及时对不断创新的违法形式进行约束，总是滞后。而对于参与法律制定的精英群体而言，他们总是知道法律的漏洞在哪，不断规避。比如中国流行的规避税收，绝大多数企业都存在形式上造假躲避或减少了应该缴纳的税收。比如改革后的中国的官员升降选拔制度，都存在卡拿要现象。改革前为何少发生腐败？是因为那时的官员有节操，能抵触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西方理性人价值，而秉持公心为人民服务。改革开放后，西方经济学成为国学显学，他们首先推出的是理性人价值，鼓励个人在规避法律寻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但是法律是静止的不完备的，人却是活的可以变动的，于是，化公为私损国利己，向属下卡拿要就层出不穷。因此，当人们心灵变坏倾向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政治博弈的时候，作为法律解释权的官员也为自己利益最大化预设。忽视了德治人治的政府，就会在宪政的一条腿上社会文明永远难以跃迁。
中国文化与政治道统尤其是夏朝以前为何强调仁治、人治或德治呢？
是因为，仁治的目标在治心，是爱人救人的政治；它的实现基础在于真正天下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圣贤执政，是一种大家庭伦理结构。夏朝作为转折点，私有化出现后形成了圣贤辅佐皇帝的私天下格局。这个时空轮转的时空是四千年，现在社会主义作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又螺旋型上升归返对应夏朝以前的公天下政治道统。这是真正的历史大趋势。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需要遵循这个大规律大趋势而实现政治改革与转向。
圣贤人治要解决的就是宪政“法不治众”与法律无以制约与时俱进犯罪不断创新的短板问题。西方法律厘定，只要法律没有规定的，那么，都不叫犯法。这些规定本身是制造社会失衡，是强调局部的公平正义与自由竞争，而导致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的损坏。因为，豪强与弱民，狡猾人与老实人自然产生不能的法律后果。于是，社会永远是虎狼的自由更多，羊群的自由更少，法律权益也是两极分化的。当羊群遭受大规模的权益侵蚀，这个时候就需要为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圣贤人物、强有力的领导出现来打击虎狼黑暗势力，维护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所以，西方的治理在局部看来有比中国先进的地方，但整体而言，中国的治理远比西方科学。圣贤人治就可以弥补依靠法治的片面与不足。在法律之外，圣贤领袖的裁决就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圣贤人治无需通过繁琐的法律程序消耗大量的精力去处置显而易见的腐败问题，他是最优效率的。对于法不制众的任何社会，圣贤人治就是必然的也是最好的自我拯救避免国家系统崩溃之道。
因此，中国需要圣贤集权的德治人治，以调服人心，培固民族元气之大本。如果，我们不希望走西方资本主义宪政邪路的话。面对今日中国朝政危机，中国需要习总书记加强圣贤集权并选用贤德之才补充体制，同时继续扩延民主领域，完善发展宪政。这两者非常重要，但只有“互补协调”进行，才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
“天道政治学”认为：只有人治的治本与法治的治标，两者辩证统一才是圆满的。因此，在当今人心复杂信息爆炸的时代，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宪政与传统僵硬的体制，构建宪政法治基础上的圣贤人治与圣贤人治基础上的宪政法治。
二、保护薄囍来是落实18大精神与习总书记顾全大局的要求
我为何要特立独行顶风给薄熙来政治与法律辩护？有几大原因。
1、我不忍心政治同僚之间犯200步、100步笑50步、10步的错误决策。最后，大家都是哭的结局。我要提醒的是，务必要反省这种固有的习惯性思维，跳出西方只顾短期利益罔顾整体利益的陷阱。
2、薄熙来打黑扬善功远远大于过。在黑恶势力横行的当今社会，为了捍卫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捍卫共产党人最基本的价值方向，他是捍卫人民整体利益与坚持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党国英雄。毛主席说过“有调查才有发言权”。我不仅亲自去重庆与大连调查过的。也去广东等其他省调查过。薄熙来是不是维护人民利益的英雄，可以朝野组建调查团，到两个地方测试民心公意。然后再到广东等其他省调查测试，互相比较，这个结果不难得出。
3、薄熙来既然拥有广大的群众基础，那么，退一万步既使要审判薄熙来，要服众，也要交给广大人民群众公开举手说了算。一切合法性基础，包括宪法都应该来自于人民。如果广大人民群众认为薄熙来是人民与党国英雄，而只有少部分人西化法律精英与领导人认为是有罪的，我们到底听从广大人民的呼声还是听从后者呢？我看这是响应习总书记提出党走群众路线的一个很好的实践。背叛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呼声，将会导致黑恶势力横行无忌的当今更加难以收拾，党国从此无英雄。
4、宪政法治只看确定性的法律结果，停留于局部而罔顾整体。因此，宪政往往在局部看来存在的正义与道德，在整体看来缺失完整的道德支撑，就往往沦为维护小善放纵大恶，打压大善惩处小恶。这是西方宪政悖论。它只顾局部正义，而罔顾整体正义，更没有想到全党全国团结大局。中国社会正值需要加强维护人民根本利益，需要大善之人的时候，我们却用小善将大善打倒，这不是政治阴谋就是决策失误。习总书记就加强中央政治局自身建设、提高中央政治局工作水平明确提出：“正确认识和坚定维护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权安全大局、全党全国团结大局，自觉在大局下想问题、做工作。”而我们的决策与审判薄熙来显然和习总书记的要求有唱反调之嫌。
5、我认定，如果审判薄熙来获罪，是政治掩耳盗铃，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前兆，是分化中国初步得逞。因为，我们只看见薄熙来眼中的沙子，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椽木。到处非法暴力拆迁，甚至光天化日拔掉妇女裤子，捆绑裸露的夫妻，请问人民的李总理，您为何不能维护弱势民众的权益？请问共产党的总理，为何不能哪里有民众的痛苦，哪里就有你主持正义的身影呢？可是，难道你没看到，薄熙来主政的重庆没有类似事件。因为黑恶势力被有效遏制乃至消除了，人民生活很有安全感幸福感。这样的党国英雄，我们难道不值得尊敬保护吗？
6、至于那个荒谬的伍尔德，谁都知道他是西方间谍。中国那多间谍死在西方，怎么不见中国向西方要求诉讼呢？可见，双方之间死亡游戏是平等的，怎么放在薄谷开来身上就是一个刑事问题了呢？按理，她应该是反碟战的巾帼英雄。因为，她避免被西方绑架要挟。
7、薄熙来被判，我们如何看待下一步左派与广大人民关心的《纽约时报》披露的温家族事件？温家族假若获罪后，我们又如何看待其他家族？最后，我们如何看待党内分化与民心枯死？一个不能给广大人民信心与光明前途的国家注定会被加速掏空。难道你们想配合西方图谋，做亡党亡国之人么？我想，你们会异口同声回答：绝不！
三、反思改革前与改革后两种政治伦理与后果
改革前的中国吏治廉政水准与改革后的比较发现，正是因为中国改革后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影响出现思维转向与价值中毒，导致群体腐化，这是与目共睹无需掩耳盗铃的游戏。思维转向是依托形式逻辑，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这种思维主导的价值选择，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不惜损人利己损公利己，导致全面腐化与两极分化。辩证思维是即此即彼，价值选择互利均衡，能够互补均衡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他人利益，不会腐化，更没有两极分化。能够互补均衡局部利益与自然利益，不会只顾短期开发，不顾子孙后代的环境恶化。
从而，这种终极的罪因来自于西方文化殖民的成功。因此，要解决中国腐败的问题，不是查人抓人导致全党危机的问题，那样，恰恰陷入西方陷阱，而是要推动中华文化复兴重建世界学术话语权，构建德治人治与宪政法治的科学政治模式。要把导致党国腐败的西方思维与价值这坨狗屎、这个终极罪因丢给西方社会。要复兴民族文化推动思维与价值转向，给民族树立新的圣贤文化与道德楷模，政治领袖要学会给这些价值中毒而犯罪的人们松绑，引导他们改过补过自新，重新平衡分配结构，为民族复兴奠定合理差异、整体均衡的物质基础与厚实的民心基础，重塑民族与人类的信仰。
最近中国右派带路党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加速，对中国中左派力量的遏制，使得中国完整的系统正主动洞开裂缝，并且这种饮鸩止渴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它大大方便西方鳄鱼来攻击，甚至内外勾结瓦解自身体系。因为，我们心智太弱，倾倒在西方学术的胯下，将他们作为人类终极文明的圭臬，只知道他们的优点而不知道他们的缺点何在，根本看不到危机将是怎么发生的。难道中共气脉将近，举党酒囊软骨，只顾自保，果无英雄贤士乎？漠视国家走邪路，而只顾个人利益至上的自保与随风倒深入骨髓，是西方文化殖民的巨大成功，它根本上瓦解了这个民族通往蓬勃向上的灵魂。中国需要为习总书记民族复兴中国梦与贯彻18大报告精神横刀立马的大勇男儿！
四、必须以系统思维维护整体利益最大化从心拯治腐化
系统思维，是辩证逻辑思维驾驭形式逻辑思维之举，就是既要看到各个局部的差异性，又要看到差异之间的互补性，使之构成一个多样统一、动态均衡的整体。这样的系统避免僵硬，也避免两极分化，才是充满活力，又无懈可击的。当社会陷入左的极端时候，就应该保护左，捧出右，当右陷入极端时候，就应该保护右，捧出左，左右两腿均衡有力、把握节奏前进，才避免西方大起大落、两极分化、互损循环的困境，构成了动态均衡共赢循环的系统。
显然，保护薄熙来之左，也是保护温家宝之右，将党国腐化的终极罪因要实事求是、义无反顾地勇猛有力砸给西方。
对于胡总书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而言，只有协调左右两派，综合左右两派，使之互补均衡平稳运行，才有党内真正的和谐；只有党内和谐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只有学会辩证逻辑思维，来实现党国、民族利益、人民、个体等综合整体长远利益最大化，才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对于江总书记落实三个代表要求而言，只有保护好这样打黑扬善、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国英雄，才是广大人民的福祉，才是扶植社会主义中国的正能量，给全国百姓一个希望。
对于习总书记推动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要求而言，只有保护好这样大刀阔斧推进社会主义义理性建设的实干政治家，团结好这些扎扎实实走群众路线的人民衷心拥护的好部下，才是中国梦的希望所在。
对于党国与人民而言，只有左右守住维护大局的底线，容纳不同意见，又共同团结一致为民族复兴中国梦这一历史方向不懈奋斗，才是真正贯彻18报告既不走资本主义邪路也不走僵硬老路的既定方针，凝聚朝野意志，万众一心，为民族复兴在层层包围的丛林世界赢得可持续发展的强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