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与巴蜀文化圈
四川攀枝花学院唐世贵
《山海经》不仅是中华民族唯一的一部神话总集，而且还是巴蜀文化的结晶与象征，因此，巴蜀文化既是长江文明的代表，巴蜀亦是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然而，在上古时代的巴蜀，正如蒙文通先生说的：“古时的巴蜀，应该只是一种联盟，巴、蜀不过是两个霸君，是这些诸侯中的雄长。巴蜀的疆域也只能说是所联盟的疆域，主要的还是要从和巴蜀同俗的文化区来看。蜀自然是个文化中心，所以蜀就显得更为重要”。《山海经》在没有文字之前，作为口头文学，在巴蜀流传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并由大禹、益带到了中原。巴蜀图语产生后，《山海经》便开始了文本与口头文学同时流行，华夏文本《山海经》最终在战国初、中期，由蜀国官府主持，并经移居蜀地的楚国贵族后裔编译，历时数年完成于蜀地。华夏文本《山海经》的作者们其先祖因种种原因从晋国、楚国流落异乡他国，加之当时，群雄争霸，国家分裂，而巴蜀成为他们真正的精神家园，借《山海经》这一块垒，抒发他们希望“大一统”的国家出现，然后，“五山、四海”为一家。
本著在人类文明共时进化的大背景之下来研究《山海经》与巴蜀文化之关系，严格地说：这是一种“边缘文化”研究。人类文明进化虽然不同步，但却是共时性的，这一进化过程又是漫长的，外来文化的影响只不过是一个过程，而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独立发展而来的，否则就没有什么巴蜀文化可言了。因为“人”有姓氏的时间仅只有5000年左右的历史，所以，在那无姓氏、无文字时期和民族大迁徙过程中，由远古部落演化出多个“华胥氏”；数十个“伏羲氏”和“女娲氏”，所以“三皇”遗迹遍布西北、西南和中原地区，但那些遗迹并非是一人留下来的，而是一个部落氏族。本著将运用《山海经》及其他文献和当下考古资料来探索、论证中华文明是由西向东渐进的一个形成过程。巴人之《山经》是以玉（巫）山、岷山等为“中山”；蜀人之《海经》是以都广之野（蜀伏山之下 “西海”）为“海内”，巴蜀人尊崇“九”，因之有“五山”“四海”构成《山海经》中2/3的内容——直接、间接神化了巴蜀之历史文化、山川地理，2000多年来是任何人都无法更改的客观事实。
对于《山海经》的研究，自西汉刘向开始，至今已有近2000余年的历史。现在流行的《山海经》是在汉哀帝元年(公元6年)由刘向、刘歆父子俩带领一批校书大臣所校订而成的。至东晋初年，郭璞主要用文字、训诂的方法，从玄学、神仙学方面对其加以注解并完成《山海经》18卷定本。南北朝至宋元时期，《山海经》的研究以征辑为主流。 明清时期的《山海经》研究以考据校注为主流，涉及到朝鲜、日本、俄罗斯、阿富汗等邻国。进入20世纪，“西学东渐”，现代学者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多从神话学立场看待《山海经》，茅盾说它“大概是秦末的喜欢神话的文人所编辑的一部杂乱的中国神话总集”。袁珂在《山海经校注·序》中说：“《山海经》匪特史地之权舆，亦神话之渊府。” 吕子方、蒙文通认为《山海经》主要篇章是古代巴蜀地区的人所作的。袁珂则认为是古代楚国楚地人所著的。最近20年来，广汉三星堆的进一步发掘及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由此掀起了《山海经》在海内外研究高潮，人们运用多种手法，从《山海经》文本的整理与校注，到其作者、成书年代、篇目、版本、图文的关系、性质、价值及其地理范围等各方面都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台湾、日本、美国等学者虽然提出一些新颖、奇特的观点，却是一种猜测，反而显得肤浅。中国当代学者龙晦、汪启明、赵庄愚、赵殿增、刘中迪、杨益宪、刘兴诗、林向、萧兵、叶舒宪、胡远鹏、段渝、张步天、何青、罗正生、唐晓梅等人在研究巴蜀文化与民间艺术、中原文化、东南亚文化的关系时间接地触及到了《山海经》与巴蜀文化的问题。
然而，个别人往往对《山海经》采取回避态度，例如：21世纪大学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民间文学》、《中国通史》等，编者们对中华民族唯一一部神话总集《山海经》，在神话的章节里仅仅是点到即止，甚至避而不谈。个别人又竭力把《山海经》拉扯到中原（燕齐），认为其作者是中原（河洛）人。因而，一些宣传是违背历史真像的，例如：在新郑市“黄帝故里纪念馆”嫘祖纪念室门口招牌上：居然把嫘祖说成是 “开封人”。可惜的是《山海经》中的蜀山氏、西陵氏；所描绘的三大乐园：“有夭之国、都广之野、巫臷国”都在巴蜀，离中原未免太遥远了点！周王朝编纂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录了巴蜀民歌，为了不直接提到巴国、蜀国，却用了“周南”“召南”代替之。《尚书》在叙述周武王伐殷之战时，说到了西南八国，提到蜀，却抹杀了巴。《禹贡》描绘了周王朝统治区所有诸侯国的地理，在涉及到巴蜀时，仍然用的是“梁州”。从这三部中原正统文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中原文人是怎样排斥、恐惧巴国、蜀国的存在。从周朝到汉朝，“巴蜀”这个概念，是一种忌讳，相对中原主流意识是文化领域的一个禁区。巴人的十分强悍，已经成为睡在商、周王朝身边的一只猛虎，早已引起了中原统治者的恐慌，凡正统文献挖空心思避免出现“巴蜀”这样的字眼。孔子撰写《春秋》是以鲁国为中心来构建周王朝历史框架的，巴蜀当然不是他要写作的范围。而在周朝，巴国、蜀国与周边国家数百年间的交往中，发生过多次战和事件，这样先秦历史文献《左传》、《战国䇿》、《国语》又不得不从侧面极简略地牵涉到巴蜀。汉代司马迁《史记》在叙述大禹出生地（今四川省北川县）用的是汉初陆贾提出的一个极不准确的词汇“西羌”来代“西蜀”。司马迁按照儒家的既定规范来写历史的，他依据《世本》、《大戴礼》避免了直接触及到《山海经》，不提到《山海经》，也就避免了直接出现巴蜀，也就避免陷入人为地设定的文化“禁区”。一部五十余万言的遑遑大作，给西南民族的笮都人、邛都人立了传，就是不给巴国、蜀国列传！可司马迁离巴国、蜀国被秦灭亡，不过才一百余年，而他自己又亲自到蜀地进行了考察，他对巴蜀的历史应该是比较清楚的，而他为什么不给巴国、蜀国立传呢？杨雄作为蜀人，他的《方言》凡涉及到巴蜀，皆用的是“梁益”。而他写的《蜀王本纪》，后世之所以怀疑是不是他写的？就因为当时的文化禁区，他不敢公诸于世造成的。试想：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中原人会把巴蜀人作为主体来写《山海经》吗？会在《山海经》中使用巴蜀方言吗？即使到了东晋，周汉以来对巴蜀的文化禁区早已不存在了，蜀人常璩为了反对江左文人对巴蜀的轻视，他发奋写了《华阳国志》，但又不得不顾忌只有半壁江山的统治者的主流文化意识。巴人陈寿撰写的《三国志》，同样不得不尊曹魏为正统。
当下，只要翻阅个别人的文章，其早已丧失了像左丘明、吕布韦、李斯、司马迁、刘安、刘向父子、许慎、郭濮、郦道元、罗泌父子、段玉裁等古代学者的那种宽广胸怀、气魄了。甚至有人虽然说什么“世界中心论”，实际却从“自我中心论”角度出发，臆造颛顼帝死后葬于吉林省扶余县，转世为耶稣基督之奇闻。甚而还有一种虚妄之谈，说什么《山海经》中的“天地中心在埃及”，重新拾起西方人在20世纪初所谓“亚洲人是非洲移民”的牙慧。吕子方、任乃强、蒙文通、徐中舒、袁珂等前辈，在左倾思想盛行的年代，只能曲折的表达自己的看法，来对抗“中原中心论”者的一些不实之说。而20世纪80年代后，个别人为某种目的，曲意迎逢“中原中心论”，研究巴蜀文化而不谈《山海经》，并没有把《山海经》作为巴蜀文化的组成部分来看待；研究蜀文化就是川西平原，研究巴文化就是川东地区，所以，被“中原中心论者”讥讽为“盆地意识”。依据蒙文通先生的观点，上古巴蜀历史文化圈应包括今甘肃西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及云南、贵州北部（即南中），大约为《华阳国志》所涉及区域。然而，1993年版《四川通志》第1巻，对《山海经》不过是点到为止，对巴蜀历史文化也仅仅是对《史记》、《蜀王本纪》、《汉书》、《华阳国志》、清代《四川通志》有关部分作了些摘录而已。甚至从个人观感来作结论：汉代以前文献上一致认为“大禹生于蜀，娶于巴”（顾颉刚语），而编者却持后世魏晋人的观点。并在书中提出巴蜀只有“黄帝神话”、“大禹神话”两大神话体系的片面结论，武断地宣称巴蜀无创世神话；书中引用的“巫山人”考古资料已经过时。“2001－2005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计划”──巴蜀文化系列丛书《巴蜀文化的历程》，作者不过把新编的《四川通志》第1巻中有关内容作些许缩写，观点和一些资料乃然是原书中的，几乎没有吸收21世纪以来的考古新成果和新观点，在《神话》一节中从侧面点到《山海经》即止，竟然离开《山海经》中的神话去空谈巴蜀神话，居然忽视了巴蜀创世之神帝俊、伏羲女娲神话在西南民族中的存在，巴蜀文化仅仅成了汉族分支的历史、文化演变史。
作为21世纪后学者，在前辈们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巴国、蜀国与中央王朝及秦、楚及海外关系的探讨，来论证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在人类远古时代是通过兼并战争为前提的，就战争本身来说同样是一种文化，这一战争文化的结果，就会出现国家统一。《山海经》是以大暤（伏羲）女娲为历史上限的，其创世神话与西南民族有直接关系，由此来论证各民族间相互交流与融合。运用广汉三星堆、营盘山、巫山、金沙遗址等考古新成果，并结合《山海经》中与巴蜀相关的2/3的内容，巴蜀人之“五山”“四海”为一家的神化思想，来论证巴蜀曾是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还上古历史的一个本来面目。（潘世东转载于武陵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