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古典经济思想启蒙

习明明

西方经济学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学者色诺芬(Xenophon, 约公元前430年－354年)等，距今约2400年的历史。其著作《经济论》最早使用了“经济”一词，英文中的economy就来源于希腊文Oikonomia。色诺芬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因此，他在《经济论》中借苏格拉底之口阐述了农业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认为农业是国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希腊自由民的最重要的职业。[1] 此外，他还研究了奴隶主家庭经济问题，提出奴隶主应当用最有效的方法来管理好自己的庄园。

与古希腊相比，中国则早在夏商时期就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及至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派思想空前繁荣，可谓是百家争鸣。虽然多是富国强民与王霸天下的思想，但其中也不乏与古典经济学思想相近或一致的思想。例如：

管仲（约公元前725－645年）的“专业化与分工”思想。管仲辅佐齐桓公完成霸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2] 他最早提出了“四民分业论”的思想，即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定居，从而可以使他们相互交流、帮助和提升技艺。用管子的话说：“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3] 如果左邻右舍都从事相同职业，子女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长大，耳濡目染，即使父兄不严肃管教，子弟不认真学习，也能很轻松掌握这门技艺。

孔子（约公元前551-479年）的“经济人”思想。孔子的经济人思想，是以仁、义、礼、信为前提，合理最求自身的富贵，发展经济和促进生产。现代西方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设，并没有在道德前提上做相关的论述，因此孔子的经济人思想更加完整。孔子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4] 富贵是每个人都想要的，但是要取之有道，否则就会为人所不齿。“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5] 孔子认为，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贫穷，是可耻的，但是在国家腐败的时候富裕也是不道德的。此外，孔子还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则从吾所好。”[6] 在不违背仁、义、礼、信前提下，即便是替人赶车，只要可以获得收入我也愿意为之。

计然（约公元前550-494年）和范蠡（约公元前536-448年）的“价格波动理论与经济周期理论”。计然是范蠡的老师，颜师古曰：“计然者，濮上人也，博学无所不通，尤善计算，尝游南越，范蠡卑身事之”。[7] 范蠡在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国之后，至陶经商，被称为陶朱公。范蠡曾指出：“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8] 精辟地描述了商品的价格波动规律。计然则认为：“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9] 自然规律每六年有一次丰收，每六年有一次旱灾，每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根据计然与范蠡的观点，如果在丰收的年份购进商品，并在灾荒的年份出售，则可以获得巨利。但是要“务完物，无息币”，要保障货物的质量，保证资金流转的畅通，薄利多销，勿发国难财。

墨子（约公元前468-437年）的“双赢”思想。墨子曾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他说：“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10] 只有相互友爱、相互获利才能使得社会稳定和天下大治，而不能“亏人自利”。他说：“盗爱其室，不爱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身，故贼人身以利其身······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11] 大家各自追求自身的利益，而罔顾别人的利益，这是乱的根本。“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只有实现兼爱互利，国家才能繁荣强盛。

商鞅（公元前395－338年）与齐法家的“国民财富理论”。商鞅说：“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12] 只有鼓励农耕，去除那些浮华的东西，民众的力量才能集中，国家才能富强。关于“富”的定义，商鞅也做出了解释：“所谓富者，入多而出寡。衣服有制，饮食有节，则出寡矣。女事尽于内，男事尽于外，则入多矣”。[13] 民众只要做到入大于出就会富裕。齐法家则提出，只有“务五谷”，才能“积于不涸之仓”；只有“养桑麻、育六畜”，才能“藏于不竭之府”。[14] 只有种五谷和育桑麻六畜，才能使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

孟子（公元前372-289年）的“脑力与体力劳动分工”思想。孟子的分工思想不同于管仲，管仲强调的是四民分业定居，而孟子强调的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孟子曰：“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15] 孟子认为天下之事，分工各有不同。一个人不能什么东西都自己生产，而应该各专己业、互通有无。如果每个人所需的生活用品都需自己生产，那么整个社会就会疲于奔命。因此，有的人从事脑力劳动，有的人从事体力劳动。这才是天下大治的道理。

老子（约公元前541-471年）的“无为而治”思想。老子的无为而治，实际上就是主张政府不干预市场。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处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6] 道是以自然法则运行。“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17] 道顺应自然法则而无为，而无所不为。“无为”可以使得“民自化”、“民自正”、“民自富”。民富了，又能“自化”、“自正”、“自朴”，当然就好治理了。[18] 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魁奈就十分崇拜孔子和老子，曾经编写《孔子简史》。魁奈首次将老子的“无为”，翻译成“自由放任”，并创立了依赖自然法则的重农经济学。[19]

韩非（公元前281-233年）的“人口原理与理性人思想”。韩非最早提出了人口陷进的理论，比洪亮吉和马尔萨斯早了近2000年。他认为人口是按1，5，25，125······的速度增长，而生活资料则越来越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从而导致社会动乱。[20]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馀，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於乱”。[21] 韩非子的理性人思想：“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22] 与亚当·斯密的观点“我们每天所需的饮食，不是出自屠户、酿酒人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23] 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上谈到的许多先秦时期的经济思想只是我国古典文化的冰山一角，笔者才疏学浅，难免以偏概全。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阅读相关的经济思想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