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以廉价出让国有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终究是不可持续的；但是，其出现又有其必然，并非让其退出就能退出，说它改变就能改变。更深入一层看，个体或群体选择是面对一定利害格局时权衡利弊的结果，社会选择则是在一定的力量对比格局下众多个体或群体选择相互博弈的结果。在“发展经济”这一大局下，“中国模式”与各方面、各群体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是多方参与博弈自发形成的模式，而不是单方面指令造成的结果。只要不改变当前以国家掌控大量经济资源为基础的利益格局和经济力量对比格局，“中国模式”就不可能真正改变。因此，从社会发展的长期需要来看，通过“国*退民进”最终建立规范高效的市场体系，这一过程无法回避。只不过在操作上应该兼顾效率和公平，既能够低成本实现社会转型，又尽量能够使民众普遍接受。 

　　

　　出路就在眼前，就在现行道路的旁边。关键是不能只注目于点滴公平，而必须着眼于大局公正。一个可行的方案是，在继续以廉价出让国有资源的方式维持经济增长、渐行“国*退民进”战略的同时，国家投入更多财力用于社会保障，关注弱势群体利益。这种方式只要操作得当（关键是要保证在社会保障及福利救济方面的投入，与之配套的措施是严格高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比之东欧、俄罗斯的所谓“证券私*有化”或“货币私*有化”，能够给普通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带来更多实惠，中国的转型之路也会更加平稳、社会为转型支付的成本也较小。 

　　

　　毫无疑问，当“国*退民进”基本完成、国有资源被社会化殆尽后，行政对经济的深度介入既再无必要，也再无可能。中国将失去以行政助长经济的方便手段（这种手段在本质上是不可持续的），政府将被大幅削弱应对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和对抗经济周期的能力，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程度也会大幅增高；能够得到的回报是，中国有可能真正确立健康规范的市场体系、使经济发展步入良性自循环轨道，进而简化和清澈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