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达社会大势之难
臧否历史上或当代重要政治家，紧紧联系于人物所处根本性政治社会环境，是基本的立足点。人们却往往不顾这个根本性条件，不只普通大众屡见数不清的信口开河之谈，学者名人何尝不是如此。发生此种现象，原因在于，真正称得上卓越的政治家的，本来就大不易。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世界，大致看清当时的社会大势，何其之难！即使原来看得清，时移势变，后来也可能糊涂。社会的实际进程也决不可能一片坦途。既深通社会大势，又能紧紧把握关键环节的政治家其实罕见。正因为如此，后人能理解他们也并不容易。
鄙人对历史问题虽感兴趣，有几年也订过两本历史研究杂志，手头却没有几本中国古代历史名著。例外有一套《史记》，再有一部前些年从便宜书店买来的《三国志》。这两部书都还只读了一部分内容。现在想略说说三国时期的卓越政治家。
现今中国学者的很大数量——以及大众的很大数量，对于曹操、刘备、孙权作为出色的领袖人物或政治家，少有异议。这三位之外，名列前茅的是谁呢？蜀国首推诸葛亮当无疑问，传播极广的隆中对是特出标志。引在下面：
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
诸葛亮的这一通见解，既眼光远大，又战略得当。其中的“汉室可兴”，不过是“帝室之胄”的刘备据以谋国称雄的堂皇立足点。刘备和诸葛亮都明白，汉末政权的颓倒已无法改变。
后人对诸葛亮几度进攻魏国议论颇多、分歧不小。若从整体政治社会环境来看，三国已鼎立时期与汉末相比，自是大不相同。魏、蜀、吴这三国，都已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形成了和汉末大不相同的有效控制和管理。以魏国而论，曹操之后的曹丕、曹叡，都是有能力有作为的出色人物。就这一点来看也胜于蜀国和吴国。不管魏国还是吴国，终诸葛亮之世，并未出现“天下有变”的形势。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后，它们之间发生的重大战事，包括诸葛亮多次率军向魏国进攻的根本原因，都是由于当时三国中的无论那一国，一统天下是不容舍弃的目标。但偏处一隅的蜀国，经济等方面与魏国差距巨大。后人单从军事方面分析诸葛亮未能伐魏成功原因的人不少，大都偏于狭隘。
毛泽东对此另有一解，认为诸葛亮“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单从军事角度，诸葛亮或有可议之处，但毛泽东的立论同样忽视了基础方面因素。这样讲是否求全责备？翻检他读中国历史著作的评语，以中国古代事例直接比附他主政时期的现代政治运动，如以历史上的农民斗争比附他领导时期的重大事件，并非偶然。新中国建立后，轻视甚至无视社会现实的低水平经济状况对中国共产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客观制约，是长时期里形成严重左倾的社会政策的根本原因。
魏国和吴国别的政治家谁列头名？恐怕分歧不会小。以魏国而论，荀彧、荀攸、程昱、郭嘉都是追随曹操的谋略卓异人物。这四人各有短长，曹操对郭嘉的评语尤其特殊。有关内容也引在下面：
嘉深通有算略，达于事情。太祖曰：“唯奉孝为能知孤意。”……谓荀攸等曰：“
太祖与荀彧书，追伤嘉曰：“郭奉孝年不满四十，相与周旋十一年，阻险艰难，皆共罹之。又以其通达，见世事无所凝滞，欲以后事属之，何意卒尔失之，悲痛伤心。……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同上，郭嘉传）
曹操对郭嘉如此评价，是否因其早逝之故？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个因素。但细读曹操的评语和郭嘉的事迹，郭嘉确有胜过其他谋士之处。“以其通达，见世事无所凝滞”“唯奉孝为能知孤意”“天下人相知者少”“奉孝乃知孤者也”。能被雄才大略的曹操推崇为相知者的，舍郭嘉并无别人，荀彧、荀攸、程昱这三位就够不上——尽管这三位的功劳还大于郭嘉。别的人物更不必说了。曹操是有他人不具的大本事，其残忍狡诈也表露无遗。真通达者，并非对曹操的所作所为无保留地称颂或支持；曹操的雄才大略或残忍狡诈只是影响大局的诸多因素之一；清醒地对大局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这才是真通达者的首要任务。由此观之，曹操的首席谋士荀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反对曹操进位魏公。实不能称为大局通达。荀彧之所以如此，直接原因是依然深受“汉室正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有负俗之讥”的郭嘉，当不至于有此种思想和政治上的沉重负担。
现在来看吴国。小说《三国演义》很大程度改变了《三国志》呈现的鲁肃形象，而且改变的程度大于曹操。鲁肃洞晰大局的眼光并不稍逊于诸葛亮。请看《三国志》的叙述：
权即见肃……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权曰：“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裴松之指出：“刘备与权并力，并拒中国（曹操），皆肃之本谋。”……
权称尊号，临坛，顾谓公卿曰：“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同上，鲁肃传）
可以看到，鲁肃对称雄霸业、创立新朝的见解，在汉末的卓越政治家中，最是明确无滞。这和张昭贬抑鲁肃“谦下不足，颇訾毁之，云肃年少粗疏”，实际是有重要联系的。鲁肃性格的这一方面，和郭嘉高度相似。
现在的问题是：三国时期的第一流政治家看到并促成的诸强争雄三国鼎立，多大程度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呢？当时的中国社会，地主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制度还有长长的路要走，距离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还遥远得很。诚然，在尖锐对抗的社会整体环境下艰难地演进，几乎是古代中国大多数时期的最重要特色，但是，后起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很长时期里同样如此。甚至再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并未造就人人参政的条件。之所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绝大部分几乎都只由少数人享受，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力还处于不发达状态。与此相联系，政治活动也只是少数人的特权。但无论古代还是现代，真能通达社会大势的，只是数量极少的高明之士。
那么，中国封建社会里极少能享受到什么权利的佃农和小自耕农，他们积极的政治作用表现在那里呢？认为农民起义有其很大负面作用，是现今一些人的时髦观点。与之不同，认为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是改革开放前大多数人的观点。
实际上，以暴力方式扫荡陈腐苛酷的经济、政治等社会关系，既是农民起义的主要作用，也是其特征。就这一点而言，农民起义无疑具有极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就以上面引用的诸葛亮和鲁肃的两篇重要言论为例，其中论及的“汉室倾颓”“汉室不可复兴”，正是卓越人物图谋霸业的关键条件。出现这样的颓局，是原来的统治集团主导形成了极其腐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实际上，不仅农民起义以暴力扫荡这些陈腐的势力和体制，曹操、刘备和孙权，他们的政治和军事行动的很大比重，同样是扫除这些陈腐的势力和体制。这是纵横驰骋建立新朝或较清明政治的地主阶级中一部分人，和农民起义的重要交集点；当然，他们不可能容忍起义农民坐大，而必定会全力镇压，起义农民最终难以避免悲剧角色。因此，认为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确有很大片面性；无视或轻视农民起义的巨大正面意义，属于另一类极端看法，眼光高度狭窄。中国封建社会的逐渐演变和重大进步，是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多种重要的正面社会力量以不同方式共同推动的结果。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农民在具体历史时期的根本地位差异，从基础上决定了各自的命运。
当今世界，通达社会大势难不难？可以肯定，同样非常难。以往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遭受了大挫折，大多数甚至走了回头路，是确凿的证据。尽管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少领导人，主观上是想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但并不能保证这些出色人物通达社会大势。以往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那一套，必定包含了重大谬误，还认为现在沿袭老办法依然行得通，是自欺欺人。或者以为彻底私有化才是根本出路，世界只能停留在资本主义社会。这决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大势。就个体而言，似乎罕见的杰出人物也不过如此，更以为不下苦功不经艰难曲折可成大事业，发一点哗众取宠的言论就是看穿了世界大势，历史已经昭示：这一类奇迹绝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