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经济“大变局”——之三）

 

“伦敦大学印度问题研究学者Lawrencesaez形容南亚巨人“印度象”，是一个割裂的一民主制度与种姓结构!”

印度是一团不可琢磨的巨大混沌，虽然从历史背景看来，这种族群种姓割裂的结构本应该分裂为几百个国家，但是依然背负巨大“贫困“化人口的大国的艰难前行。

“虽然印度满溢了了欧风建筑与千年佛寺对比；英式的下午茶与大街上的牛粪；班加罗尔的软件工程师与吃芭蕉叶的神秘主义者。但是，在孟买商业区的巨大玻璃幕墙下却也是一望无尽的黑暗透顶的贫民窟”。这就是一个社会阶层差异巨大的贫困人口众多的精英治理的国家！

 

 

一、印度精英商业阶层的背后的宗法社会：社会“文化分裂”基础上建立的政权结构？

 

　１、隐藏在当前印度政商体系下的历史烙印：马克思的断言当前时代似乎很有效

审视隐藏在其背后的历史环境及其背景具有战略性意义。时下的印度大国战略的趋向与其历史演进与宗教背景的社会传统结构具有不可分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其特殊的历史脉络下宗教主导的社会权利结构分配、治理模式及社会文化布局的演变所具有的特殊特征上。

纵观印度历史，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说：这里不仅存在着伊斯兰教徒与印度教徒的对立，而且存在部落与部落、种姓与种姓对立的国家，这是一个建立在所有社会成员之间普遍的互相排斥和与生俱来的排他思想所造成的均势上的社会。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社会，难道不注定要作为征服者的战利品吗？ 、

　２、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是社会群体隔离的宗法制度：在社会“文化分裂”基础上的政权结构？

历史上，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一直是社会群体隔离的法律制度。印度作为英国殖民地，英国给予了印度种姓制度体系之外的“贱民”等级造册制度。这样，随着印度精英阶层的崛起，来源于印度“贱民”及低种姓阶层，通过留学及西化教育，逐渐分离出新的商业及其他种姓精英阶层。这些人即包括我在前文所提及的印度首任司法部长，亦包括印度著名的塔塔集团总裁。一些低种姓阶层或集团通过经商等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如，印度的塔塔财团与比尔拉财团皆来自商姓种姓。他们最初亦来自于所谓的没有种姓的阶层获得资本主义发展后获得的地位。。。很多精英来自于西方教育后的改革者。。

这些阶层以改革“精英”存在，在积极接受西方文明与西化的改革中成为中流砥柱。而印度社会则在政治与经济思想，遗留下殖民地思想烙印。在新兴的市场经济道路中，西化改革思想上的附庸性与西化改造的主动性则显得更为迫切与严重。

印度历史上由于内部制度在社会各阶层的隔绝，造成印度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在社会群体意识形态与社会生产关系的改造上一直存在巨大“鸿沟”。这在印度处于数亿贫困线上的群体，在生活条件并未能获得根本改善可见一斑。这个”落差“的存在体现在新精英阶层群体与贫困群体之间。如果将2亿中产阶级阶层列入精英阶层的话，这个比重为1：5.5。

这必然在客观上形成一种内部彼此排斥的散沙并向西化政治体制趋同的趋势，客观上则表现为向西方文明的趋同，而在社会文化“断层”中则表现为一种社会行为取向的“精神分裂”性的真空。这注定会造就由一批印度政治与经济的精英阶层所统治，在社会“文化分裂”基础上建立亲西化的意识形态与政权结构。

 

二、印度新精英商业阶层政商体系缘何存在社会结构“断层”：跨越千年对印度文明及对社会阶层的审视

 

　1、从古法宗教到婆罗门信仰的印度：四类种姓与“贱民”

印度的这种民族文化布局，在历史上形成的“缺陷”性很大，从而产生了自我的隔绝的宗群族群及种姓部落。

古印度文明充满了宗教色彩，在古印度历史上曾先后产生了“拜物教、吠陀教、婆罗门教及佛教”。宗教是印度历史与社会生活的重心，而古印度文明本质上就是宗教的文化的繁荣。早在原始社会印度信仰拜物教，2000年前，印度出现了多神教的信仰，吠陀教。到公元前七世纪，在吠陀教多神信仰基础上形成了婆罗门教。

在印度古老的传统宗教中“婆罗门信仰三大主神，即：梵天、毗湿奴、湿婆。有三个基本主张,即：“吠陀天启”，即读“吠陀经典”，并虔诚信仰之；祭祀万灵，重视祭祀的礼仪，婆罗门至上。为适应统治者奴役社会的需要。婆罗门将人分成四大种姓，即：婆罗门、刹帝利、首陀罗、吠舍。在社会中严格遵守社会的种姓制度”。几大种姓之间按照从高到低的层次排列，低级种姓群体需要服侍高级种姓群体，并且不得与高级种姓来往、公共场所交谈、更不允许通婚。而在四类种姓之外，则为无种姓群体，称为“贱民”，“贱民”群体在社会阶层中是最为卑微的存在，可以等同于“畜生”的生命。　　、

 

　2、从婆罗门教倒印度教的宗法制度：佛教并未改变社会阶层及宗法等级结构

 　　“决定印度种姓等级高低的是历史上存在的四种类别的制度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印度教中认为“婆罗门种姓在人类中地位最高，婆罗门来到世间被列为世界的首位“，而低种姓等级的首陀罗则必须为如上三个种姓服务。”无上尊主对首陀罗之规定一项本物，即服役于上述种姓“。”首陀罗无论是买来的或不是买来的，都应强制他们从事奴隶工作，因为他们是被神创造侍奉婆罗门的”，如上规定是印度等级规定最明显的体现。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又演化出数千个种姓，但是，都以印度教中规定的四大种姓为基础，同时又逐渐分离出一些没有种姓。

在印度漫长的宗教历史中，婆罗门教逐渐走向衰落是在公元前五－六世纪，这时佛教开始兴起。但是，在社会治理方面，佛教并未以入世方式对社会结构及其治理施加影响。这样，虽然，在以后漫长的历史时期，婆罗门教虽然吸纳了佛教教义，并自公元八-九世纪以后，发展成为新的婆罗门教，即，印度教，印度在印度教体系下长达两千年的“政教合一”的统治。这构成了社会结构与社会阶层差异最为深刻的宗教政治背景。印度教对与社会阶层隔离上的差异的与历史上婆罗门教基本教义并未有改变，这使得印度社会结构及其之间的关系更为严酷与深刻。

　3、印度“种姓”等级宗法规范及其社会弊端：社会等级与群体割裂社会结构，散沙？

　　 “由于印度的种姓制度由来已久，自印度种族的起源开始，逐渐形成了等级森严的社会阶层结构。其对社会的分裂程度超过任何一种等级制度。印度学者古瑞（G  S  CHURYE）曾将这种种姓制度特征归纳为六种：1、社会分割；2、等级制度；3、饮食及社会交往的限制；4、不同社会集团世俗、宗教权力的差异；5、缺乏不受约束选择职业的自由；6、婚姻的限制”。

　　　而印度精英阶层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参与了社会经济管理，并成为印度传统社会阶层与社会生产关系在演变中参与变革的主力。也正是由于这种历史的原因，印度精英群体在打破了等级森严的阶层结构下破茧而出，成为新的“商业种姓”（商姓）阶层。

所以这个群体具有强烈的特殊阶层性，不仅在生产力领域，而且在生产关系领域。所以，它不仅主导印度国家政权体系与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影响并国家战略的顶层规划。在经济领域控制印度国民经济工业结构框架体系。并且精英执政群体的思想深刻的影响印度对外经济战略，在很长一段时间其代表并延续封建殖民资产阶级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的凝聚力，民族性文化传统内向维度是具有巨大的缺陷的。在英国殖民期间，曾对印度于这种社会结构做出西方文明载体的民主改革，即，通过改变隔离与阶层部落割裂，鼓励通婚与公共场所交流接触，并建立“贱民”造册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部落群落之间的隔离，对印度建立西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建立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所以，正是从这种意义上看，西方的民主与资本主义政体，在这个时候已经在印度传统社会秩序中开始做出准备，并在种姓等级与隔离制开始缓解之时，但是，形成了一种新的并不公平的社会等级结构。

 

　4、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中的评价：人类心智的牢狱

　　事实上，“种姓制度的危害已为印度政治家所认识，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中说：种姓制度流行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后来却发展成社会制度与人类心智的牢狱。归根结底完全以牺牲后来的进步为代价“。“种姓的概念与实际完全取决于贵族的理想，这显然是与民主的概念背道而驰的”，“种姓制度是一种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显然与西方所谓的民主、平等原则相悖，而新政府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独立后，印度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制度，试图解决种姓问题。贱民领袖安培德卡尔担任印度独立后首任司法部长，参与宪法的制定，本身意味深长。

 

三、印度精英“政商体制”的本质评价：文化“鸿沟”与生产关系存新的 “断层”

 

　1、印度的市场经济与社会经济秩序存在着一个历史的“鸿沟”，却是借有西方文明来填补。

 

印度政体是在这种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指导下，对印度传统的印度教历史传统文化布局进行改革的，“新佛教运动”起到支撑新的社会秩序中的新的宗教文化的支柱地位。事实上， 佛教与“印度教”存在着众多根本区别，如：佛教与印度教主张下的社会等级分明与族群种姓割裂的社会结构截然不同，可以说恰恰相反。因为，它不仅更倾向于一种全新的大家庭式的社会秩序的构建， 同时更影响了一种新的市场经济政体的构建。其中，不可忽视的是它是由印度政界精英群体在新资本主义精神基础上，建立了“民主”与“平等”的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所以，从根源上印度的市场经济与社会经济秩序存在着一个历史的“鸿沟”，却是借有西方文明来填补。

 

　2、借用了西方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从“新佛教运动”准备到精英改革

理所当然，我们可以认为佛教的信仰并不主张与社会政治制度与统治体制结合，那么，历史上，印度教传统下的社会秩序布局的各种特征，却并未能够因此而消失，相反，它还存在。它使得印度政坛的精英群体获得了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与空间。这种文明的冲突会来自于现实中业已存在的社会阶层、社会结构及群体与权力的分布影响印度的政治、政府体制及对外关系及其政策。那么，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印度的这种政府意识具有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根源。

所以，历史上，因为拥有复杂的民族构成，或用有较多的宗教体系和文化结构的国家，往往令人类学者头痛而兴奋。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国家本应该分裂成几百个小国。印度就是如此，但是，印度却没有！它不仅在脱离英国殖民独立后，一直维持了政治的统一，社会秩序亦相对稳定。

不过，不可忽视的是，印度却也并非甘于平庸的。这种不甘平庸并非来自于印度传统文化下的民族文明进步与独立习俗，在其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巨大杠杆作用的核心因素，而是来源于印度精英群体在印度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及社会治理中承接与秉持的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特别是这些精英阶层在发起“新佛教运动”时，并非基于印度民族社会传统因素的核心内核，来影响新精英阶层在根植于民族传统基础上改革这个国家，从而在本民族的土壤下脱离旧习俗中的“政教结合“的国家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上的治理体系。从本质上说，印度新精英群体在完成印度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模式的改革层面上，却是借用了西方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四、印度新精英资本主义的大国意识与道路走向何方？中国之慎与中国之策

 

所以，人类学者的这种认识不仅没能应验，反而使印度走上一种与欧美具有千丝万缕联系下具有新资本主义的大国意识的道路？这个问题对国际关系及外交战略的影响，不得不成为中国所应认真考虑的问题！

作为人类2000年历史的印度文明，其在印度在政治经济发展与改革道路上，并未显性的体现出塞缪尔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所阐明的传统文明区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协调以及尖锐矛盾的积累需要协调消化，特别是传统文明区域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秩序的存在对于现代化治理上需要做出彼此的“妥协“”、“消化”与“改造”。印度没有。印度精英阶层在印度政治与经济的的发展道路中起到了决定作用。

基于对世界大变局中亚洲战略焦点问题的认识，中国在国际战略中，特别是印度问题上，即不可以报以短期内的太高的期望，亦不应放弃基于地缘优势寻找共性，积极推进彼此之间的努力。中国应更多发挥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的作用，强化理事会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合作框架基础上所遵循的共同的旨，实现宗旨与规则框架的制度化及协调化能力，在与印度推进双边经贸合作中，援助性及低息基础建设等的投融资可伴随围绕符合“金砖理事会”及“金砖银行”宗旨与原则框架的一定附加条件。在互利基础上彼此遵循制约化的牵制条件，不能做出违背援助国家、低息贷款与投资国家及基于地缘政治或经济的共同合作利益国家需要共同遵循的条件。

中国对于居于其中的南亚国家南盟关系上，中国可积极展开并建立中国——南盟，以及中国与南盟各成员国之间彼此之间的双边与多变对话与合作机制，积极发挥经济互助、互补及地缘政治与经济安全的合作框架，促进基于地缘经济区域互利互补共同发展的共识的，降低彼此之间合作的壁垒与条件，充分利用“金砖国家”理事会及“金砖银行”的宗旨、合作机制及其制度与组织框架，推进次区域制度化框架下的自由贸易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