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剑锋教授认为重塑传统孝文化，实现家庭养老是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他认为养老模式的选择所涉及的问题是社会代际关系问题，是全社会的利益分配问题。一国的老龄政策深深地根植于本国的文化、政治和经济条件，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而且“未富先老”的国情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照搬福利国家的模式。重塑传统孝文化是人类社会，特别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就目前而言，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不够发达，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在农村，家庭还是基本的生产单位或消费单位的情况下，社会还不能完全承担起养老的任务，子女赡养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是不可回避的义务，即使将来生产力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养老的问题可以有社会来解决，但孝亲、敬老依然是需要弘扬的。

 

   董之鹰提出通过代际网络结构的整合给孝文化注入新的内容，他认为中国传统孝文化与代际网络关系的形成和变化具有相互作用、影响的关系，因此可以通过代际网络结构的整合给孝文化注入新的内容。[11]传统社会代际网络关系排序主要按家庭成员的关系进行的，即由家庭来满足人类社会繁衍、抚养、生产、消费、赡养、慰籍等生存与安全的需要。一旦失去家庭，便失去了网络关系，家庭是其经济支柱，也是其精神支柱。孝文化易于被各代人认同。现代社会的代际关系已不仅指血缘意义上的代际关系，也不单指地缘或业缘意义上的代际关系，而是国家、企事业单位、社会群体组织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代际网络关系。因此，由不同代际的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将各种横向和纵向关系相互交织构成的体系加以整合，才能形成现代社会的代际网络结构。孝文化所依附的传统代际关系结构已发生了变化。那么通过代际网络结构的整合给传统孝文化注入新的时代意义，有利于传统孝文化的重塑。

 

   余碧岩指出，通过制度伦理建构，将有利于重塑中国传统孝文化，农村家庭养老重新具有时代的意义。他认为制度伦理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体现在经济、政治、法律、行政管理制度中的道德精神和道德观念；二是制度化、法律化的道德规范。前者主要强调社会基本制度的道德合理性；后者则主要强调如何依靠制度的力量去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但归根结底，制度伦理建构的目的是要以完善的制度化、法律化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尊老敬老，使人们自觉、自愿地赡老养老。制度伦理不同于仅有软约束功能的道德，它直接作用于人的行为层面，既有示范、引导、鼓励、褒奖，也有贬责、制约、惩处：既有软约束，也有硬约束；既有外在约束，也有内在约束；既有自律，也有他律。因此，它往往要比单纯的道德教育更为直接、根本，可操作性也更强。

 

   当然，重塑传统孝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要求综合运用各种手段，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逐渐培养、增强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年轻人的家庭责任感和义务感，中国传统孝文化才有可能得到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