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结束了的“阿O时代”
——论“赵本山现象”的终结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北京文艺座谈会”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在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代表国家，代表民族，代表时代拨正了中国文学艺术和意识形态航船的航向，宣示了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相匹配的文学艺术及意识形态新时代的开始，宣告了以“赵本山现象”为代表的“阿O时代”的寿终正寝。
一、“阿O”和“阿Q”的异同处
鲁迅先生用他如椽的笔创造了不朽的“阿Q”形象，赵本山用他的人生和艺术实践创造了一个新时代的“阿O”形象。
“阿O”和“阿Q”是同宗同族的一奶同胞，都是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都是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形象，又都是“精神胜利法”的信奉者和践行者，受了屈辱，不敢正视，反而用自我安慰的方法，说自己是“胜利者”。“精神胜利法”是一种病态心理的表现，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长期受剥削、受压迫，被剥夺了作为一个人的正常权力，生活在被侮辱被损害的环境中，心犹未甘又无力反抗，只好以妥协求生存，以自欺欺人的思想方法达到精神上的自我满足。
“阿O”和“阿Q”毕竟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因此他们又具有许多不同之处。
首先，从形象上说，“阿O”没有了“阿Q”头上的小辫子，因此也就有别于“阿Q”了。“阿O”较之前朝的“阿Q”，更干练，更狡黠，更聪明，他们的“精神胜利法”不仅用在自身上，而且用到了同类的身上，特别是比他更弱的同类身上，对同类极尽肆虐凌辱之能事，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同类痛苦的基础上。因此，“阿O”经常处在精神胜利之中。
“阿O”比“阿Q”阔绰多了。毕竟是人民民主的时代，作为社会基层的普通农民，已基本解决了生活的温饱，“阿O”常常自诩为百姓代表，从社会搜刮了大量银财，过上了超乎百姓的奢华生活，有自己的豪宅房车，更有令人艳羡的飞机，换了老婆，生了N个孩子，把娇妻宠儿移民国外……“阿O”过的日子，可谓世人所垂涎欲滴的功、名、利、禄全都占全了，让“阿Q”至死也想象不到。
二、“阿O”的主要特点
“阿O”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精神胜利”的兴奋点之不同：
1、以寻求低俗为乐。“阿O”们专门发掘农村场院、地头，磨坊、灯下，农民传授性知识、性技巧的低级下流的黑话暗语，公然搬到舞台上，公开进行性暗示，将旧中国街头地摊的噱头找回来，低级媚俗，奉为至宝，以此取乐，把中国舞台污染成低俗的舞台。 低俗文化是精神鸦片，“阿O”们靠制造、传播精神鸦片大发国难财！
2、把弱者当做取乐对象。“阿O”们以丑陋、滑稽的肢体动作和怪样的面部表情，再配以内容平淡庸俗、形式奇特大胆的语言表述，来形成和达到他怪僻乖戾的艺术风格和哗众取宠的喜剧效果。讽刺、攻击的对象都是社会的弱者，是“草根”，是社会最低层的百姓，有的甚至是生理上的残疾人。“阿O”们以嘲笑生理缺陷、以插科打诨为能事。嘲弄弱者，曲解和丑化农民，这是“阿O”们“精神胜利”的主要攻击点。“阿O”们出卖的不仅仅是整个中国农民和弱势群体的人格、尊严和形象，而且还损毁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诚实守信、乐于奉献、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可贵精神。
3、“忽悠”文化的始作俑者。“阿O”们通过《卖拐》、《卖车》等小品，把“忽悠”文化，即欺骗文化推向了登峰造极，在全国造成了极坏影响。“忽悠”二字本是东北方言，后被“阿O”们在春晚上的演绎，成为全国流行的网络语言。“忽悠”的本字是“胡诱”，胡乱诱导的意思。就是利用语言，巧设陷阱引人上勾，叫人上当，使希望落空，含有“欺骗、蒙骗”之意。“忽悠”的本质是“不择手段坑蒙拐骗”。“阿O”们对“忽悠”不是讽刺、鞭挞，而是赞美、歌颂。请看《卖拐》中的台词：“我能把正的忽悠斜了，能把蔫的忽悠谑了，能把尖人忽悠嗫了，能把小两口过的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阿O”们把“忽悠”者当做英雄，而把被“忽悠”这当做狗熊。由此为社会上的达官显贵，以及市井上的地痞无赖，找到个人阴暗行为的合理支撑点，找到丑陋人生价值观在社会的主要媒体上被公然贩卖、宣传和承认的罪恶市场。甚至卑鄙不法之徒，也能找到尽情释放猥琐、狎亵心理所带来的乐趣和快感，能在回味中看到自己品行当中尚存的“优点”与“长处”，从而更加坚定了他们那邪恶的立场和肆虐的信念。
4、极力丑化中国人。“阿O”们为了取悦、讨好西方人，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进而获得“精神胜利”。“阿O”们用殖民主义者的所谓“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展示“东方原始情调”，极力描写丑陋的中国人，描写神秘、愚昧、野蛮、落后的“妖魔化的东方”，甚至恶毒地把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当做21世纪的中国介绍给西方人，把中国人写成欲望、生命、乱伦、纳妾、性压抑、性渴望、偷情、窥视、暴力、仇杀、与死亡混杂，表现出愚昧、落后。腐朽、残暴的“国民劣根性”，以此迎合西方由来已久的文化偏见，取悦洋人，满足西方观众对中国神秘封建王朝和诡异历史文化的想象和窥探的欲望，给中国和中华民族造成的了无法估量负面影响。
5、对西方的“奖项”顶礼膜拜。“阿O”们崇洋媚外，把西方的各种“奖项”视为至宝，顶礼膜拜，大肆吹捧。西方的“奖项”包括电影的、电视的、演员的、文学的、经济的以及五花八门的“奖项”，其实都涵盖了西方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甚至包含对中国文化的歧视和侮辱。“阿O”们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得了个外国“奖”，便欣喜若狂，不可一世，立马比国人高了几头，活画出一幅洋奴才的嘴脸。
三、“阿O”时代产生的根源
“阿O”时代追根溯源，当然是遗传了“阿Q”的劣根基因。但是，新中国建立后的三十年里，“阿Q”几乎要“断子绝孙”，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党在狠抓经济发展的时候，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有所忽略，以至“阿Q”变种为“阿O”，并大肆繁衍，成了气候。
1、经济发展，大河奔流，泥沙俱下。全党全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社会经济发展是对的。现在看来，只是在“开门开窗”的时候，忽略了“苍蝇蚊子”。在经济“一切向钱看”思潮的鼓动下诞生的了文艺的怪胎：“一切为了乐”，用“乐”和“笑声”迎合市场，逢迎腰缠万贯的“土豪”和“大佬”。艺术成了只追求“笑果”，忽视“效果”和社会效益的低俗文化的代表。21世纪的中国，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而低俗的“阿O”文化，偏离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助长了急功近利的浮躁，冷漠了生活节奏紧张的人际关系，助推了“笑贫不笑娼”的价值扭曲，滋生了相互“忽悠”的社会风气。
2、不成功的文化体制改革。文化领域是党的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十几年来，特别是随着所谓的文化体制改革，文艺团体、出版单位都从事业单位变成了只顾赚钱的“企业”，逢迎、迎合、巴结市场，丧失文艺创作的独特性、趣味性和教化功能，导致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成为“一切向钱看”，不是鼓励文学艺术家“德艺双馨”，而是如“赵本山现象”所展示的“财艺齐发”的双料暴发户。文化阵地不能丢，不能放弃。看看当今社会贪腐现象之惊人，虽然“打虎拍蝇”不遗余力，但是如果不从文化根基上，从社会价值取向上祛邪扶正，恐实难奏效。
3、电视台的卖身求荣。“阿O”们的走红，无不与电视台的吹捧和渲染有直接关系。赵本山凭着他“二人转”低俗的小品，一炮窜红，成为春晚的压轴常客，成为国家一级演员，成为亿万富翁，又反过来成了电视台的重要支柱。中央电视台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最广泛的舆论阵地，而不是沽名钓誉、发财致富的名利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