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为什么不能从爱政府开始？！（11月7日）

关键词：爱国五毛国际关系

在某些精英人士看来，爱国不等于爱政府，更不等于爱党，甚至认为爱国与爱政府以及爱党之间是有本质矛盾的，是产生剧烈冲突的。

在有愤青情怀的精英看来，有60多年历史的政府，90几年历史的党，是无法做几千年历史的祖国的母亲的。假如爱政府等同于爱国，就是奴才行径，就是丧失骨气的象征，并被贬斥为“五毛党”，很多原本不是很反政府的人，就此感觉被“五毛党”这个标签压得抬不起头，似乎被绑在无能的耻辱柱上。

支撑这一论断的逻辑在于作为自诩精英的的破坏者，对现行秩序的革命情怀，虽然一直在痛骂“十年文革”，同时却做着与政府背道而驰的事情。就如原本可以乖乖地享受家庭庇护中成长的孩子，任由骨子里那种叛逆情怀滋生，甚至认为只有走上打家劫舍，与整个社会秩序为敌的盗匪之路，自己的生命才算是有意义的。

在精英人士看来，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遵循“爱哭的孩子有糖吃”的原理，任何权利都是争取过来的。安于现状是没出息的表现，只有走上轰轰烈烈的革命道路，跟末落的正统观念势不两立，才是负责任的态度，才对得起自己的人生。

虽然有可能会身陷囹圄甚至连累家人，但总是有人相信，留得青山在，把牢底坐穿就可以先行者的角色在新政府的领导班子里呼风唤雨，拥有特权。在这种行径之中，难以排除的是内心期待的其实并不是为民谋福利，而是以此为标榜的极端自私行为。

如果整个国际的价值观与标准都可以用统一的“度量”标准，而且全球已经形成单一政权，那么一切冲突就单纯是国家或者民族内部的矛盾，都是内政，自然会有优劣之分，假如没有利益的得失荣辱与成败，当初的禅让也是有存在的合理性的。关于传说中的禅让制度以及家天下制度对禅让制度的废止，贾春宝曾经做过专门评述。

遗憾的是，任何事情都有内外之分，内部争斗时刻都离不开外部因素的影响，在这样的攻防之间，总是会有在利益矛盾基础之上的“零和游戏”规则。以至于人的行为究竟是基于纯粹的内心驱动，还是掺杂了外部因素的影响，成为永远都难以说清的事情，即使有再多的合理性，最终都绕不开动机与诱因问题。

在国际关系中，总是有希望浑水摸鱼的利益集团存在，在策反某个政府的阴谋之中，他们希望找到内应，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且不分中外，就如春秋时代秦穆公拥戴晋文公，战国后期吕不韦投资于异人；而金国之于北宋，总是需要有秦桧，金朝的伪齐政权，日本侵华时期的伪满政权与汪伪国民政府。

外部因素会让原本发生冲突的双方矛盾激化，也会让原本对立的政府与反政府之间彼此冰释前嫌，先一致对外。偏偏我们只知道有外族入侵的时候，需要团结起来抵御侵略，但却不知道某些战争恰恰是在外部力量策动并激化矛盾的过程中逐渐演变的结果。

从国际角度，二战时期执行绥靖政策的张伯伦政府，朝鲜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的内战、乌克兰的冲突，无疑都是在外来力量的入侵过程中铲除国内抵抗力量的。

如果从投资的角度，任何投入都需要取得更为可观的回报，那么国外的力量扶持反对势力的根本出发点是什么呢？这个是不难想像的。其实任何扶持流亡政府的行为总是会有所图谋。貌似反政府的革命行为，都会被国外的势力所利用，在物资、经济与军事角度提供资助。

当然对现任政府的纵容，未必就是有利于稳定发展的，精明的政府会有施放不同声音的策略，比如帝国时代的酷吏或者御史台、谏官之类专门找茬弹劾，吏部与监察，都是成熟的政府机构中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个政府都不是完美的，就如菲律宾、泰国之类，政府的反对派把政府赶下台，时隔不久又被新的力量赶下台，其罪名往往大同小异。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当权者对被管理者，相反亦适用。

每个政权都有其生命周期，就如一个残年老人，即使再行动迟缓，都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总不能因为其效率低下就将其生命扼杀。

当我们高喊反政府的口号，最终取得了胜利，难道所建立的新政府真的能带给最广大的民众以更高的福祉吗？即使我们想做，如何遏制那些曾经扶持新政府上台的外部势力获取“投资回报”的诉求呢？即使我们坚定地做到，又如何确保继任者们不会改弦更张？

爱国为什么不能从爱政府开始呢？！在贾春宝看来，所谓爱国是爱这个土地上的资源和民众，虽然往往现有政府并不是最优选择，但被异国政府操纵，并无限度攫取利益的结果难道真的是更优的选择吗？那么当所谓的精英人士在如此鼓吹的时候，难道真的是无私的吗？其心里盘算真的经得起推敲吗？

贾春宝

2014年11月7日星期五

电话：13301122671，（010）8958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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