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2013年07月19日

采访地点：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办公室

参加采访人：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赵智奎、贺新元、戴立兴、龚云、郑建

 

一 人物简介

徐景安，男，1941年12月27日生于上海； 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深圳市景安精神关爱基金会理事长、深圳市景安文化传播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主任。

　　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务院体改办、国家体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

　　1979年参于起草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部总体规划。

　　1980年提出发展消费品生产的建议，被国务院采纳，使我国较早地调整了轻重工业不合理的生产结构。

　　1984年主持起草了“关于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提出的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价格改革方针被采纳实施。

　　1985年提出住房改革建议被采纳，后推向全国。

　　1987年调深圳后，推进了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市场，首创了企业产权转让市场，主持设计了深圳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方案等。

　　2004年5月在《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一书中最早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

　　2007年11月至2010年5月，发起举行了二十次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研讨会，主持起草了《21世纪幸福宣言》。提出“幸福中国”成为中国改革的新目标，新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

　　2009年创办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并先后指导金华市、秦皇岛市成立市民情感护理中心，评为“第二届鹏城慈善楷模”。

　　2010年提出建设“幸福汕头”的建议，被汕头市委、市政府接受，并完成“幸福汕头”三项课题研究。专家评审：“三大课题研究成果内容充实，观点新颖，结构严谨，分析精辟，方法得当，一些地方揭露问题、分析问题相当深刻，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具有战略高度和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属于优秀的决策咨询研究成果。”

　　2011年 指导深圳市盐田区建设“ 幸福社区”。指导深圳市农产品股份公司、深圳市巴士集团建设“ 幸福企业”。 农产品公司、巴士集团获得第二十一届广东省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巴士集团还获得国家二等奖。

　　2011年获“幸福管理——11年理论创新和实践引领者”奖。

　　2012年发起举行“幸福中国（北京）论坛”。

著有《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对策研究论集》、《深圳特区的崛起与中国现代化》、《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中国未来与理念革命》、《幸福中国丛书之一：中国新改革起航》、《幸福中国丛书之二：重塑中国核心价值观（上下册）》。

 

二  访谈内容

问：今天非常高兴见到徐老师，我们事先和徐老师进行过电话联系，后来徐老师给我们发来了一些有关材料，我重点看了您的“中国改革路线图研究”一文，确实感觉徐老师很有思想。今天希望您从全局的角度谈谈对当前社会思潮的看法以及您的主张。

    答：很高兴就当代中国社会思潮问题与你们讨论，大家都是学者，我想不应该是对我的采访，你们可以对我讲的提问、质疑。我看了你们的调查提纲，提出的问题非常好，尤其是提出执政党对引领社会思潮有哪些经验与教训？

 

问：您既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务院体改办、国家体改委等核心部门工作过，又在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做过研究工作，后又调任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阵地深圳工作，对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发展中的问题应该是比较了解，也有很深的研究。从您的角度看，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答：中国存的问题很多，比如说两极分化、腐败泛滥、生态破坏等等，大家都有共识。但对产生这些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路径，存在严重分歧。比较普遍的看法，一是利益调节，哪怎么调整利益呢？就得有理念。偷盗、抢劫就是利益再分配，我没有钱，就抢你，不需要理由。如果作为组织行为，必须有一个理由，哪怕是黑社会也要有自己的宗旨。梁山好汉就以“替天行道”为旗帜。革命、暴动，要那么多人跟你走，更需要理由。这些都是反体制的的做法，我们进行体制内的改革与改良，更必须有获得共识的理由。因此把中国问题归结为利益冲突与调节，并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路径。二是制度改革，哪怎么改革制度呢？不同的意识形态就有不同的主张。今天中国派别林立，有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传统文化、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派中有邓小平社会主义、毛泽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歧，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最大程度上达成共识，是启动新一轮改革的前提。

 

问：您谈到意识形态的分歧，是中国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那我们的意识形态危机有哪些表现呢？

答：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定是得到认同，并成为行为规范。意识形态往往以某种口号的形式体现，但口号并不等于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一定是统治阶级主导，得到社会认同，通过法律与制度的強约束与道德、信念的软约束，成为行为规范。

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出现严重危机，根源就是作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危机。

第一，不能解释事实与现状。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就把非公经济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之外，这样从逻辑上讲，非公经济的发展就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宪法接着说：“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为了改革的需要，在所有制问题上作了策略上的妥协。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由，为发展非公经济提供政策依据。今天就造成了争论的焦点。由于认定公有制是社会主义，非公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所以把公有制为主体作为现阶段必须坚持的政治原则。这样，以马宾为首的一批左派，依据多种经济成份按产值计算已超过了公有制的事实，指责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而改革派则从国有经济垄断带来的种种弊端出发，要求给非公经济的发展更大的空间，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必须。依据四项基本原则的“国进民退”与坚持改革开放的“国退民进”两个主张尖锐对立。而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都是党和国家所倡导的，面对这样的分歧，意识形态无法解释。如果继续追问下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公有制为主体，那么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还是回到改革开放前的一大二公？那个时代，连饭店、澡堂都是国营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吗？

第二、不能提供指向与价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奋斗目标，那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 什么是“中国特色”？至今说不清楚。现在的经典解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堆砌了这么一大堆概念，用这么多社会主义来解释社会主义，什么都说了，等于什么都没说。思想贫乏、理论苍白，空话、好话、套话泛滥，排比句流行，成了今天中国官方文件、长官报告的特色。民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中国特色就是把不愿改革、维持现状装进去的一个箩筐。目标得不到认同，提供不了意义，这种意识形态就成了不起作用的口号。

第三、不能成为行为规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成为我国行为准则的准绳。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表述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这种概念化、标签化的表述，既没有核心理念，也构不成逻辑体系，党员看不明白，民众不感兴趣。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不能直接拿来约束民众，民众有信仰的自由。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意识形态，有不少地方过时，需要修正、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上不是伦理意识形态，不能作为日常行为准则。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能拿来作标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共同理想说不清楚怎么坚定？爱国主义、改革创新不能等同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表述也是一堆政治术语。这样加在一起，怎么指导人们的日常行为？

 第四、不能构成逻辑自洽。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邓小平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今天的基本国策。为人民服务与为人民币服务，是留给今天中国共产党人的两份精神遗产。为人民服务是倡导的道德原则，为人民币服务是鼓励的行动纲领，这就造成了当今中国的人格分裂、行为分裂，说是为人民服务，做是为人民币服务，言行不一、假话盛行。

第五、不能支撑民众信念。今天，党形式上掌握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掌管媒体、教育，但实际上已不起作用。讲的话，老百姓不信，年青人不信，自己也不信。自己都不信的东西，能让老百姓信吗？外电评论：中共已不能制造思想，只是阻止思想。

第六、不能获得国际话语。在国际舞台上我们没有话语权，美国要把价值观推向世界，将反对的国家列为邪恶，说打谁就打谁。我们敢说不吗？我们敢在联合国上讲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吗？我们以允许文化多元，求得一席之地。当年马克思多有气势，毛泽东多有气势，现在没有了底气和自信。

一个党、一个国家没有了意识形态，怎么凝聚党心、民心？剩下的就是忙发展、忙挣钱。

 

问：您列举了这么多的意识形态危机的表现形式，您认为应该如何进行改进？

答：我在2007年出版的《中国未来与理念革命》一书中写了“意识形态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文：“党面临三大任务：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意识形态。若意识形态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是失去信仰，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是丢失选票，最终将动摇党的执政地位。”

一说改革意识形态，有人就会敏感和紧张。其实，意识形态改革是十分正常的。西方的宗教被民众接受，是经过了宗教改革运动；佛教传入中国，融入社会，也是经过了改造。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先后出现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苏联模式的失败，东欧阵营的解体，以及改革开放中计划经济被抛弃，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学说受到严重挑战。这就需要改革意识形态。我们过去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今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任务也就是改革意识形态。但是，我们不敢提意识形态改革。

民主革命时，党提出打土豪、分田地，跟着共产党革命有饭吃、有自由。我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参观时，看到一个房子里面写的口号就是“有饭吃、有衣穿、有自由”，这就是意识形态，鼓动农民闹革命。毛泽东时代提出政治挂帅、继续革命，天天斗、年年斗的意识形态深入人心，后来搞起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的意识形态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带来改革开放。

 对邓小平提出的东西，今天要不要改革、能不能改革？发展第一的方针是邓小平确立的，它在我国发展进程中起了历史性的伟大作用。对于摆脱政治狂热的中国，对于温饱未解决的中国，发展第一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成功的原因往往是问题的根源。它在扫除了一切对发展经济干扰的同时，也为非科学发展大开了方便之门。发展第一，就是GDP第一，项目第一，招商第一。各级政府压低劳动、环境、资源成本竞相建设投资者的天堂，采用拼劳动、拼环境、拼资源的方式来实现增长，这就形成了低消费、高消耗、恶环境的非科学的发展。发展成果的分配，向经济建设倾钭，投资率趋高；向政府自身倾钭，行政开支加大；勿视民生问题，公共福利短缺。发展第一的方针也就带来增长方式的不合理与发展成果分配的不合理。

发展第一引发的物质主义、经济主义、拜金主义更是严重侵蚀了党的机体、民众的灵魂。政府为发展而不顾一切，民众为挣钱而不择手段。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除了物质追求以外，没有了精神、理想、信仰、道义的追求，必然腐败堕落、道德沦丧。

党先后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这实际上是克服发展第一带来的偏差，但在理论上、理念上缺乏勇气，依然强调发展第一，非科学发展也就依然如故、大行其道。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句话成立吗？哪个执政党不谋发展啊？这模糊了党的性质。为谁发展，才是关系党的性质的根本问题。“牢牢扭住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今天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众，都在谋发展、忙挣钱，没有人动摇。这还用得着号召与強调吗？

根本问题是如何理解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将中国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先发展起来，二是再解决发展起来存在的问题。

邓小平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就是解决先发展起来，实行发展第一的方针是对的。现在作为第二阶段要解决发展起来存在的问题，就不能是发展第一，需要提出新理念，实行新改革。

改革意识形态是需要智慧与勇气的，“跪着不能造反”，“跪着也不能改革”。

 

问：中国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因经济多元而造成思想多元、文化多元，您是如何看待当前出现的多种社会思潮？

答：现在，学派林立，思潮汹涌，水火不容。我认为，能成为一派的，尤其能成为主流文化的，总有其合理的成分。把自由主义批得一无是处，怎么解释自由主义成为开启现代文明的最重要的思潮？把传统儒学批得一无是处，怎么解释传统儒学成为中国二千多年的主流文化？把社会主义批得一无是处，怎么解释社会主义成为当代最有影响的社会运动？曾经被替代的，也总是存在片面与缺陷。把自由主义说成包治百病，怎么会掀起社会主义浪潮？把传统儒学说成包治百病，怎么被西方文明所替代？把社会主义说成包治百病，怎么苏东崩溃、中国改革？

尽管我国学派种种，实际只有两大派，一是西方派，中国问题怎么解决，就是自由、民主、人权、宪政，这是自由主义派。还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贫富差距小，社会比较稳定。二是回归派，回到新民主主义、回到毛泽东、回到孔子。最后归结为一派，就是照搬复制派，不是照搬洋人，就是复制古人。当然，还有当今讨饭吃的文人，就是照搬复制中央文件、领导讲话。中国文人缺乏创新思维、创新能力是通病，中国的问题不是简单照搬哪一派能解决的。

我还有一个感触，作为一个学者，最起码的品德是承认事实。你说，美国的自由主义那么好，为什么平等、持续、幸福三大问题都没有解决，还爆发了金融危机，靠借债度日。你说，传统儒学那么好，只要照圣贤教导去做，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请问今天世界上怎么没有一个国家单靠儒学治国的？你说，苏式的社会主义那么好，今天延续的几何，只剩下父传子、兄传弟的“社会主义”了。

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民主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统一。今天的中国工人连谈判工资的权力都没有，农民谈判土地买卖的权力都没有，能当谁家、作谁主？这是不顾最简单的事实。这三者怎么有机统一，也不讲最起码的逻辑关系，这还是学者文人吗？

 

问：根据您前面的分析，您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出路在哪里？您又是如何定位您的主张？

答：我的主张是什么，怎么定位？可称为幸福社会主义派吧！我怎么研究起幸福呢？

1979年我参与了我国第一部经济体制总体规划的起草，当时是国务院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到1980年成立了国务院体改办，1982年成立国家体改委，1985年成立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任副所长，1987年我到深圳当体改委主任，一直搞体制改革。

2004年5月我写了一部书叫做《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在这本书里，我提出随着经济发展，三大矛盾严重恶化，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包括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恶化，贫富扩大，腐败泛滥，道德下降等等，三是人与自我的关系也在恶化，精神障碍越来越多，自杀率越来越高。于是我最早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自我和谐。

不和谐的根子在哪儿呢？价值理念、价值目标出了问题。我在这本书的扉页写了一句话：“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幸福，每个人的选择，决定自己的命运、中国的前途、人类的未来。”从此开始我对幸福做了系统的研究。

2007年11月至2011年5月，我发起举行了二十次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研讨会，我国著名学者及媒体工作者先后800多人次参加了会议。在互动、交流的基础上，我起草了《21世纪幸福宣言》，形成了这一学派的基本框架。

第一、人的本质属性，人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幸福。不管是穷人还是冨人，男人还是女人，都有共同的动机、愿望与目的就是追求幸福。人类的历史就是追求幸福的历史，人类的知识就是追求幸福的知识。

第二、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人的重要需求获得满足而产生的愉悦感，是需求客观性与感受主观性的统一。幸福感表现形式是主观的，反映的内容是客观的。所以，幸福是可以作为对象研究，可以成为一种知识、一种学问、一门科学。幸福知识是人对自我需求的调节与满足需求路径的选择，体现了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心胸修养和思维方式。幸福知识是人生最重要的学问。

第三、幸福的来源。物质层面的幸福。物质重要需求的满足可带来幸福感。但物质带来的幸福感是短暂的，过度的物质追求是有害的。

情感层面的幸福。人和人真挚的情感是幸福的重要来源。它比来自于物质层面的幸福感长远得多、持久得多。更重要的是不会破坏环境、不消耗资源。精神层面的幸福。所谓精神就是超越生命的有限而实现永恒。人的生命存在能给他人带来幸福，就是实现了生命的延续，就是永恒。

第四、幸福的途径。即“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爱自己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爱他人就是珍惜他人的生命，爱他人是幸福的源泉。爱大家就是珍惜人类的生命，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是从500多年的西方文明、2500多年的中国传统文明、200多年的社会主义运动归纳、提炼出来的，是完整的人性追求。

第五、为幸福创造条件。是否为民众谋幸福是检验一切政党、政府、团体好坏的唯一标准。幸福指数应替代GDP作为社会发展指标。

理论的最终功能是解释现象、改造现实、指向未来。我运用幸福理论来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利益至上的社会，有资本才有主义，出资人才有决策权，利益按出资比例分配。马克思认为这必然带来两极分化，穷的穷，富的富。所以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拉丁文SOCILIS，意思就是公共的、集体的、社会的。

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是对社会进步的巨大贡献，但是，如何实现公共利益至上，马克思的设想及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走了很大的弯路。马克思提出消灭私有制，斯大林实行公有制，毛泽东搞一大二公，实践证明这种不建立在私人产权基础上的公有制经济，不能带来生产力的提高，最终使社会公共利益缺乏物质基础而受损。把公有制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这种认知的误区使得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陷于普遍贫穷。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只要为社会公共利益提供物质基础的，就是社会主义。名义上是国有，剩余价值被少数人占有，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名义上是私有，通过税收把剩余价值为社会占有，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判别所有制的唯一标准，是否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换言之，按照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实行哪种所有制，一般来说，凡民间资本能满足社会需求的，就没有必要由政府投资实行公有制，而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民间资本不能提供的才由政府投资。以私有化与公有化作为目标与原则都是片面的，所有制的争论可以休矣！

与此相联系，传统社会主义对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认知陷入严重误区，一是以整体利益为名，忽视以至损害个体利益；二是以无产阶级利益代替整体利益为名，实行阶级利益至上；三是以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为名，推行党的利益至上；四是以代表大多数人利益为名，实行不受法律制约的无产阶级专政。这就使得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蔑视个人的权益，任意剥夺人的自由。建立在不尊重个人权利基础上的所谓社会公共利益至上，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这就是社会主义运动严重受挫的根本原因。

究竟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究竟用什么衡量社会公共利益呢？这就是所有社会成员的幸福，社会主义就是以所有社会成员幸福为目标的社会主张和社会模式。价值目标一定是所有社会成员幸福，不是大部人，更不是少数人幸福。当然，实际结果由于个体因素等原因，只能是绝大多数人的幸福。

那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就是根据中国国情创建的幸福社会。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中国不能走高消费、高负债、高福利的欧美之路，不能奉行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价值观。

 

问：立足于您的幸福社会主义，您认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应该是什么？

答：第一、注重公平分配，缩小收入差距，防止财富向少数人集聚；

   第二、健全公共服务，实行全民福利，消除特殊群体对公共资源的侵占；

第三、实行民主法治，建立公共财政，约束政府的自利倾向；

   第四、推行集约经济，倡导节俭生活，改变浪费资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第五、倡导情感关爱，改善人际关系，遏制损害他人的获利行为；

   第六、创建幸福文化，普及幸福知织，走出以金钱为目的认知误区。

归纳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中国的幸福社会，具有六大特征：经济殷实、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环境清洁、物质低耗、精神愉悦。据此，我提出以 “幸福中国”，作为推动中国新转折与新改革的目标与旗帜。

其理由与要点如下：

第一、以幸福作为执政理念与执政目标，体现了共产党的立党宗旨，可以为党所接受，左右派不会反对，群众也拥护。在最大程度上达成共识，这是启动新改革的前提。

第二、幸福是个人感受，幸福是不能代表的，“幸福中国”一定是全体中国人的幸福，这既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又要充分尊重个体权益，既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又克服传统社会主义的偏差。

第三、从追求财富最大化转为幸福最化大，是价值理念、价值目标、价值尺度的转变，是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的创新与重建，从而成为政府的新目标、社会的新规范、民众的新追求。

第四、以“幸福中国”为目标，可统领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建设与改革。在方法上又提供了切入点，先改善民生，再解决社会、政治参与，再提升社会道德文明。

第五、“幸福中国”是社会系统再造，横向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纵向关系政府、社会、民众。政府层面创建幸福国家、幸福城市，社会层面创建幸福社区、幸福企业、幸福学校，民众层面建设幸福家庭、幸福人生。

第六、幸福来自物质、情感与精神，既要重视物质文明，为满足物质需求而努力；也要重视道德文明，改善人与人关系；更要重视精神文明，追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第七、幸福是人的终极追求，可以成为人类的新信仰。幸福与道德同在。为了自己的幸福，要自觉约束自己。对他人不道德，会遭报应。对自然不道德，会受惩罚。离开道德越远，人就越不幸。

第八、以幸福为理念与目标成为世界新潮流。人口多、资源少的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在财富占有的拚比中占优，可以、能够在民众幸福的竞赛中取胜。中国既要融入西方创造的现代文明，更要超越西方式的现代文明，创造可持续的人类新文明。

我主张的幸福社会主义与各学派不矛盾，具有很大的兼容性，凡是有利于人的幸福元素都接受，但也具有筛选功能，凡不利于人的幸福主张都予以排除。我说过：“自由主义、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是构筑人类幸福大厦的三个要素。自由主义追求个人幸福是幸福大厦的基础，传统文化追求他人幸福是个人幸福基础上的提升，社会主义追求大家幸福是个人幸福基础上的普及。如果抛弃自由主义，反对个人幸福，所构建的大厦必定是地狱。如果抛弃传统文化，忽视他人幸福，所构建的大厦就是战场。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忽视大家幸福，所构建的大厦就是危房。”

 

问：您给我们讲了将近三个小时，从改革意识形态入手，谈了创建幸福社会的一些主张。您的这个学派，除了您还有哪些人？

    答：研究幸福问题的专家有很多，幸福学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我主要是研究幸福政治学、幸福社会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王占阳教授提出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我们很多观点一致。政府官员首推提出幸福广东的汪洋，在他的影响下许多省、市提出将幸福作为执政目标与执政理念。研究幸福指数的有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邢占军教授。幸福已经成为一个心理学派了，称为积极心理学。现在不少电视剧以幸福命名，什么“幸福来敲门”、“老大的幸福”，中央电视台搞了“你幸福吗”调查，去年春节晚会以幸福为主题。幸福已进入主流话语体系。在国际上，自1970年不丹国王提出国民幸福指数以来，幸福已成为新潮流。2012年6月28日第66届联合国大会宣布，将3月20日定为“国际幸福日”。

    

问：您为了宣传您的幸福社会主义，搞了很多论坛。请问学界政界对您的观点有多少表示赞同？

 答：会上有人说创建中国新文化，总得有成果。在他的启发下我写了《21世纪幸福宣言》，签名支持的已有500多人，其中有百岁红军老人、副省级领导、解放军少将、著名学者、儒学会长、佛教主持、基督教徒以及工人、农民、商人、教师、律师、医生、媒体工作者、心理工作者和80、90后的年轻人。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少签名者在签名时都有所保留和建议，比如中国将军书画研究院副院长曹学德少将说：这份宣言写得很伟大，但最好写上马克思主义。南京玄奘寺住持很赞同宣言，连同意大利籍的灵侠法师也签了名，但建议写上因果报应。我向他们解释，如果写上马克思主义、写上因果报应，那么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不是佛教徒的就不签名了，而宣言提出的实现资源有限条件下幸福最大化的核心理念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是符合佛学的。马克思主义与佛学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幸福，区别在前者是现世幸福，后者重视来世幸福。

这说明什么？说明了幸福可以为各派所接受，成为人们的最大共识。

三  主要观点

徐景安研究员亦政亦学，退休后更是以做学问为主，同时创建中国幸福研究院，创办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深圳市景安精神关爱基金会和深圳市景安文化传播公司。他在研究过程中创建了自己的学派，即幸福社会主义学派。

那他的幸福社会主义学派的主要观点到底有哪些？在访谈里，他较为详细地对核心观点进行了归纳概括。接下来，就他的幸福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进行比较全面地梳理。

第一，认为构筑人类幸福大厦的三个要素是自由主义、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

“自由主义、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是构筑人类幸福大厦的三个要素。自由主义追求个人幸福是幸福大厦的基础，传统文化追求他人幸福是个人幸福基础上的提升，社会主义追求大家幸福是个人幸福基础上的普及。如果抛弃自由主义，反对个人幸福，所构建的大厦必定是地狱。如果抛弃传统文化，忽视他人幸福，所构建的大厦就是战场。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忽视大家幸福，所构建的大厦就是危房。”

第二，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

社会主义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在经济领域实行公平分配，在社会领域健全公共服务，在政治领域推行民主法治，在文化领域倡导道德文明，在生态领域实施环境保护。

究竟用什么综合衡量社会公共利益呢？这就是所有社会成员的幸福，社会主义就是以所有社会成员幸福为目标的社会主张和社会模式。价值目标一定是所有社会成员幸福，不是大部人，更不是少数人幸福。当然，实际结果由于个体因素等原因，只能是绝大多数人的幸福。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由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从马克思的这一观点看，社会主义应该是最符合人性的社会，倡导的就是人类都能接受的普世价值，这才能成人类的共同理想，才能解放全人类。

人类的历史就是追求幸福的历史，人类的知识与文化都是为了求幸福。社会主义就是“完全、自觉的”把所有成员幸福作为终极目标的社会。社会主义所维护的社会公共利益，就是创造以所有成员幸福为目标的社会。幸福是个体的感受，以幸福为目标，就要尊重每个个体的利益与需求，就不能以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阶级的利益、党的利益为名忽视或侵犯个人的利益。强调所有成员幸福，而不是大多数人的幸福为目标，也就是为了防止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为名，牺牲少数人的幸福。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为所有成员幸福创造条件。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建设以所有成员幸福为目标的国家，这就是幸福中国。

第三，认为传统社会主义运动受挫的根本原因在于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绝对对立

社会主义倡导公共利益至上，反对资本利益至上，进而反对个人利益至上，使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处于绝对对立的状态，于是从理论到实践进入蔑视个人利益、剥夺人的自由的误区。这是社会主义运动严重受挫的根本原因。公共利益至上的本质是维护每一个个体利益，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对个体的行为做出规范与限制，这就是道德、制度与法律。然而，这种道德、制度与法律，一定不是建立在剥夺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基础上的，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所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都犯了严重错误。

公共利益是怎样与个人利益相对立的呢？一是把公共利益至上误为整体利益至上。公共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区别是承认还是否认每个个体利益，前者如股份制量化为个人产权，后者如公有制则否认个人产权。整体利益至上，就是以“毫不利己”“大公无私”为道德，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为准则。导致以集体利益、整体利益、全局利益为名，或者以国家、人民、革命的名义损害个体利益的现象大量发生。二是把整体利益至上误为阶级利益至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而把无产阶级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无产阶级是革命阶级，资产阶级成为消灭对象。苏联称工农兵苏维埃，中国提为人民服务，这就把“非无产阶级”、“非工农兵”、“非人民”排除在整体利益之外，进而剥夺这一部分人的利益。三是把宏观经济管理误为实行计划经济。为了克服生产的盲目性，消除企业的利益动机，全面实行公有制，并由政府下达指令性计划，按规定的价格调拨物资，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实行统制经济的结果是，宏观经济比例失调，微观经济活动低效。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了这种模式与结构，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否认、限制以至消除个体利益，以实现所谓的整体利益至上。结果，社会主义没有给民众个体带来美好的感受，反而是普遍贫穷、没有自由，甚至造成大批人饿死、受到残害。严酷的事实证明，不建立在个体利益基础上的公共利益至上，不仅不是人类的天堂，甚至成为地狱。苏东解体与中国改革成为不可避免。

第四，认为邓小平开启了价值社会主义，习近平开启幸福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破除了传统社会主义关于计划经济的戒律，在所有制问题上引入非公经济，支持个体追求财富，从而与传统社会主义道德观发生冲突。邓小平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对社会主义的全面改革，但他毕竟打破了旧社会主义的桎梏，开启了新社会主义的探索之路。他开启的社会主义可以称为“价值社会主义”。

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阐述了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习近平提出的三个目标，一是国家富强，主要以国力来体现，集中表现为财力、军力。二是民族振兴，主要以文化来体现，集中表现为法纪、道德。三是人民幸福，主要以民众的感受来体现，集中表现为幸福指数。

这三个目标中，国家富强是为人民幸福创造物质条件与安全保障，民族振兴是为人民幸福提供社会环境与民族自信，人民幸福则是终极目标与衡量标准。反过来说，如果不建立在人民幸福基础上的国家富强与民族振兴，就可能成为德国式的国家主义与日本式的民族主义，给人民带来的是灾难。所以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所以，中国梦的正确解读就是幸福中国，幸福中国就是幸福社会主义，幸福中国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幸福中国就是全面小康。把幸福中国作为中国梦，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这就从理论与实践上与忽视民众个体幸福的旧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而是把公共利益至上与民众普遍幸福结合起来，真正为人类创造美好的理想的新社会主义。

第五，认为建设幸福中国应该采取相应的基本国策

建设幸福中国的基本国策应该是：第一、注重公平分配，缩小收入差距，防止财富向少数人集聚；第二、健全公共服务，实行全民福利，消除特殊群体对公共资源的侵占；第三、实行民主法治，建立公共财政，约束政府的自利倾向；第四、推行集约经济，倡导节俭生活，改变浪费资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第五、倡导情感关爱，改善人际关系，遏制损害他人的获利行为；第六、创建幸福文化，普及幸福知织，走出以金钱为目的认知误区。归纳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中国模式的幸福社会，具有六大特征：经济殷实、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环境清洁、物质低耗、精神愉悦。

第六，认为幸福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

幸福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就是实现资源有限条件下幸福最大化，以所有社会成员幸福为目标进行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建设与改革；又作为伦理意识形态指导民众行为，倡导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

爱自己是实现幸福的出发点，要承认、鼓励、保障爱自己，在此前提下，提升爱自己。从本能的爱自己，利己而不惜损害他人；提升为理性的爱自己，利已而不损害他人；再提升为感悟的爱自己，利己而利他。

爱他人是爱自己的延伸。感恩一切有恩于自己的人，从孝敬父母做起。根据自己的角色承担责任，从亲近周围做起，关爱配偶、孩子、兄弟、姐妹、同学、朋友、同事、邻里、顾客。人要有怜悯心与同情心，从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做起，博爱他人。

爱大家是爱自己的升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遵守公德，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保护环境，每天做一件有利于环境的事。节约资源，不浪费每一张纸、每一滴水、每一粒粮。爱集体、爱国家、爱地球。

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是从西方文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归纳、提炼出来的，是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继承，是完整的人性追求，是幸福最大化的实现路径。

创建幸福中国，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幸福最大化，实现物质幸福、情感幸福、精神幸福，倡导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一、满足了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与价值意义的追求。既与大公无私、禁欲主义划清界线，也克服了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倾向，喚起对理想的追求。

第二、成为修身、齐家、治党、治国的价值理念。既是共产党宗旨的体现，成为党的奋斗目标：又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规范政府行为：还是民众的行为准则，融于日常生活。

第三、为创建人类新文明作贡献。既与现代文明接轨，接受为人类幸福必须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理念；又高于现代文明，在保障物质幸福的同时，鼓励情感幸福与精神幸福的追求；在保障爱自己的前提下，鼓励向爱他人、爱大家提升，探索可持续的人类新文明。因此，既是中国特色，又具有国际意义，港澳台可接受，国际社会可推广。

第七，提出了幸福中国指数和指标评价体系

认为人的幸福感来自物质层面的满足感、来自情感层面的快乐感、来自精神层面的价值感。提出，对幸福需求是可以量化、测量与统计的，这就是幸福客观指标评价体系，可简称为幸福度；对幸福需求满足而产生的感受与体验，采用量表的方式测量，这就是主观幸福感测评，可简称为幸福感。幸福度与幸福感加权就是幸福指数，成为评价幸福的测量工具。

根据指数制定了《幸福中国客观指标评价体系》和《幸福中国主观指标评价体系》，并指出用《幸福中国客观指标评价体系》统计的幸福度与《幸福中国主观指标评价体系》反映的幸福感加权，即用中国的幸福指数，以此考核各级政府。

　以上七个方面是徐景安研究员的幸福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有理论分析，有理论运用，有实践操作，建构了一个较为紧凑且具有很强操作性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