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六十多年前的瑞典的“哥德堡号”木帆船曾经利季风用化10个月的时间航行来到中国,并且是先把瑞典的木材卖给西班牙,然后满载白银驶向中国,目的是向中国购买当时令欧洲人羡慕不异的茶叶、丝绸、瓷器。在这个贸易中,中国获利了西班牙的美洲白银,促进了中国货币的白银化,瑞典人获得了自己向往的茶叶、丝绸、瓷器,并赚得了巨大的利润,甚至今天有的瑞典人说“哥德堡号”的中国之行为瑞典的制造业起步积累了原始资本(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与发现栏目报道)。可见当年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确实,那个时代的中国也给我们留下了其富裕的痕迹--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在晋商与徽商的老家,至今还有许多今天中国都造不起的美轮美奂的古代建筑。但是,时间仅仅过了100多年,中国却沦落为一个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国家,到了1895年,竟然被日本打败,割让台湾、赔款2亿两库平银。真有恍若隔世之感。
中国为什么会在二百多年前的辉皇之后迅速衰落?我以为这是从清朝政府的国家政策造成的。过去,我们只说是清政府腐败无能,只是从腐败角度揭露得比较多,对无能的揭露往往停留在官员的能力上。实质是满清政府昧于世界大势,推行与时代潮流相悖国家政策造成的。
二百多年前的满清政府对世界潮流的愚昧无知(满清本身就是一个愚昧落后的民族,由他统治中国当然会导致中国的衰落。当时,在中国农民的辛勤劳动下,创造古代农耕文明的顶峰。可以说,当时满清政府认为中国是上国,无所不有,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古代为了解决基本生活推行的是与当时科学水平相适应的重农经济政策,使中国的农业与手工业在18世纪中期达到了农耕文明的顶峰,加上康熙年间的开放海禁,又使中国凭借当时强大的生产力赢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实现的白银的货币化,社会也比较富足,但是,但是,满清政府没有认识到,农耕文明已经到顶峰,在工业文明面前将迅速落败。在西方工业革命面前,固步自封,继续推行古代以农为本的经济政策,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予以抑杀。整个社会崇尚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小农经济生活,知识分子更是被推进故纸堆--研究科举的八股文和训诂。
在这种大政策背景下,农业与手工业积累财富只能用来建造精美的房子(在中国各地都能看到美轮美奂的古代建筑--更多的清朝咸丰年前造的)不能用于发展新科技,连明朝的“天工开物”一书也被禁毁,直到清末我们才从国外重新找到;知识分子的剩余精力只能用于研究科举的八股文,而不是科学技术;很快,西方国家通过工业革命科技突飞猛进,能够生产出比中国更便宜的纺织产品、陶瓷,结中国的手工业产品的需求不再强烈了,“哥德堡”号沉没后就不再建造了,因为到中国贸易的利益已经大大减少了,而且经工业革命的西方还生产出了中国不能生产的更多产品,那时候到中国贸易已经不再是满载白银向中国购买他们必需的茶叶、陶瓷、丝绸了而是向中国倾销的工业品、甚至是毒品鸦片!贸易变成了逆差、白银又重新外流,中国的手工业破产了,同时,工业技术的进步使农产品的数量与质量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农产品价格更低了,以古代农耕技术为依托的中国农业破产了。
由于清政府的禁锢人民的思想政策进而限制了人民探索科学技术。在清代一旦你把自己的资金,尤其是知识分子,去从事工商业,你就会被视为末流,甚至你去接触先进的科技--如乘火轮船,就会被视为忘记祖宗,更不要说建造铁路、开矿--那是一个被视为破坏风水、动摇根本的东西!以李鸿章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地位,想建造铁路也得经过20多年的游说。到了义和团运动时,更是视科学技术为一切中国问题的祸水根源,必欲除之后痛快,是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必予以抑杀政策发展到了极点。
回顾历史,时间过得很快,中国由世界头号经济大国沦落为一个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国家,仅仅只用了一百多年时间。究其原因,就是限制甚至是剥夺人民探索科学技术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的自由。也就是说,有清一代,中国人民是没有自由支配自己的财富、知识与劳动去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创造更多的文明的时代。
今天,中国不再抑制科学技术,正在迎头赶上发达国家,但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隔离,农民不能将自己通过艰苦努力节约出土地、水资源由自己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从而为农民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这些资源只能通过国家征用才能由其它人来搞第二、第三产业,财富流向城市,所以,中国的农民与农村依然贫困,也就有了今天的三农问题。
清朝的政策是使整个中国迅速衰落,而我们今天的农村政策是导致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
要解决三农问题,根本出路在于把创业的自由、创业的资本还给农民
现在我再谈一下这二个观点形成的来源。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陈云同志说过:“无农不稳”。这充分说明了农业的基础地位。所以在80年代中后期,我国对于经济发展有这样一种认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在思想认识上解决了发展经济中如何处理工农业或者说是农业与工商业之间的关系,即既要发展工商业也要顾及农业的稳定与发展,使整个中国迅速地富裕起来。
首先说一下组织生产的要素。我想大家都能认同这样的经济学观点,即,生产是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的组合,离开或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生产要素,生产是不能正常进行的,也就是说,新的财富是要依赖“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的组合”才能创造出来。也许有人会说,个体劳动并是如此。但我要说,个体劳动也不例外。因为个体劳动同时也需要工作场所,个体劳动者既是劳动者也是同时充当自己经营活动的企业家,个体劳动也同时需要一些资本,即基本工具与必要的资金。
第二谈一下农业发展对促进工商业之间的关系作用。农业科技的进步、农民的辛勤劳动使得农业生产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可以用更少土地、水资源和劳动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农产品,以满足整个社会对食物与工业原料,促进人口繁衍,也就是说农业的发展节约出大量的土地、水资源、劳动,使整个社会可以有更多的土地、水资源和劳动用于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促进经济进步。这其实就是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人类历史上,从原始狩猎、渔获到种植、养殖即农业,从农业的发展出现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出商业,到了现代,更是现代工业、商业、金融业。人类的一步步发展,实质是依靠基础行业的进步节约出土地、水资源、劳动发展新的行业或产业,而这些产业又将成为新的产业的基础产业。如工商业就是金融业的基础。
第三谈一下消费弹性或者说是需求弹性和农业科技进步的结果。除空气与水以外,食物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求。一个人食物需求量虽然也有一个幅度,但也只是在温饱需求线上下小幅度波动。这就是说,人类对食物的需求是刚性较大的,少了会威胁人类的生存,但多了却不一定消费得了,所以,当风调雨顺和农业技术进步后会出现“多收了三五斗”的困境。即使你整个农业生产的都是精品,由于大家的胃口有限,也是消费不了的。而食物是农业生产的主要产品。因此,当社会缺乏农产品时需要扩大农业生产,增加土地、水资源和劳动的投入来解决,但当农产品的需求不再强烈,特别是科技进步,农业生产力有较大提高时,原来必需用于农业的土地、劳动、水资源等已经显得有多余了,这些生产要素继续用于农业会使农民陷入“多收了三五斗”的困境,是社会财富、劳动白白浪费,就要调整资源和劳动的投入,或者生产工业原料,如棉、麻、桑等的种植,或者生产人类的嗜好品,如烟草等,但这些消费也是有限度,节约的出土地、水资源和劳动更多的是用于发展工商业,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使整个社会更加富裕。为什么工商业可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这是由于工业产品、服务产业、金融产品的需求弹性较大的缘故。一个人一天吃三顿饭就足够满足需要了,而穿衣的需求弹性却大得多,现在已经有些人搞不清自己有几双鞋、多少衣服、多少袜子了,更不要说不断推出新家电、汽车、旅游和金融服务了,随着新产品的开发新需求也被开发出来,对第二、第三产业产品的总需求弹性接近无限,使得人的劳动价值和生产要素的价值不断被发掘,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也越来越多。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点。
第三说一下土地、水资源、劳动等生产要素即创业资本的所有权属于谁和什么是创业自由。上一节我讲了农业科技进步的结果,也说明了用于发展工商业即第二、第三产业的生产要素的来源。既然这些生产要素本来是农民用于农产品生产的,现在农民通过农业科技进步与辛苦劳动节约出来了,那么,这些生产要素理所当然是属于农民的,农民应该有处置这些生产要素的自由--自己来搞第二、第三产业,或者由于自己经营条件不成熟把这些生产要素以合理的市场价格出让给其他具备经营条件的人经营,自己去从事自己能够从事的产业。这就是农民对自己生产要素的处置自由和创业的自由。
第四说一下当前农村政策对农民创业资本的剥夺与创业自由的限制。首先是土地使用政策不合理导致事实上对农民剥夺。土地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要素,但是,目前的土地政策听起来是最大限度的保护耕地,实质剥夺农民对土地的自由处置权。科技进步与辛苦劳动节约出来农业用地,农民是不能自由地用于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以获得更大收益,必须由国家征用后再出让给其他具备经营条件的人经营,而国家只给农民该土地相当于约二十年农业收益的补偿--大约2-3万元钱,就永久地把土地拿走了,农民得不到合理的市场价格,也就是说农民在生产要素出让过程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补偿--农民的创业资本被剥夺了。创业资本的被剥夺也相应的限制了创业的自由。因为资本越大创业的选择余地越大,也就是创业的自由度越大。本来农民可能获得20万元的土地出让金,现在只拿到了2-3万元,他的创业自由度不是只有正当的十分之一么?其次是身份制度的不合理导致农民获得转变身份资本的困难与创业成本加大。中国至今仍然城乡二元体制。农民失去土地后仍然是农民而不是城市居民。中国没有迁徙的自由,农民从中西部地区到沿海发达地区打工或者经商,他仍然是农民。如果某个农民想从农村把户口迁入城市,成为新市民,这个城市并不会同时给他城市的福利,而他付出的代价却是无偿放弃老家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土地。他不可能拿到应该属于他不再从事农业转让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要素应得的资本--农民得不到转变为城市居民的创业资本。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民工潮的原因--农民虽然在城市打工或者经营但他不是城市居民,春节他得返回老家与家人团聚;也是中国为什么有留守子女--城市不能给这些“新市民”以同样的待遇,其子女虽然都是中国公民,但不能在中国的城市接受义务教育,若想在城市读书,则需要支付高额的借读费!--农民的创业成本被迫增加,又一次剥夺农民。
第五,结束语。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正是打破对中国人民包括农民在内的束缚,使得人的劳动价值和生产要素的价值不断被发掘,经济高速发展。改革开放政策使农民至少获得了打工或者经营其他产业的权利,使中国农民农民在整体上摆脱了人民公社体制下的赤贫状态。这是中国巨大进步。但是,第四节说的二大政策限制,仍然使农民得不到自己应得的创业资本和创业自由,并且要承担比城市居民更大的创业成本,这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源。只要把这些政策改变了,中国农民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彻底改变贫穷状态,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回顾历史与三农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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