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是僵化不前的，这显然是无知。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古代思想从商代宗教到西周官学，再到先秦子学，再到两汉经学，再到六朝玄学，再到隋唐佛学，再到宋明理学，再到清代朴学，都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而且都是在前一阶段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思想文化为什么会不断向前发展呢？从不同的角度看会有不同的答案。思想史家会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哲学史家会认为这是人的思维能力不断发展的结果，学术史家会认为这是各派思想不断交流不断融合的结果。这些答案都不错，都是想从“根本”上找到人类思想发展的总规律。不过这些都太学术化了，书生我在此只想找找思想发展的直接原因。我觉得，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直接动力，就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强烈的问题意识，或者说是忧患意识。

　　中国古代思想与西方古代哲学有一点很大的不同：中国人的学问特别强调经世致用，而西方人则很乐于探索纯粹的知识。当然这只是从总体上这么说。中国文化更关注“人”的问题，而西方文化更关注“物”的问题，这在前面讲“现代化”的时候已经说了。凡是关于人生与社会问题的学说，是一定要付诸自身或社会实践的。

　　还说理学兴起的例子。理学看起来哲学味非常浓。但是，理学绝不是一些士大夫单纯的“学术成果”。理学的兴起恰恰是宋朝士大夫们对长期动乱反思的结果。从汉末黄巾之乱开始到北宋建立，经过了将近八百年的时间。在这七八百年里，除了唐前期（从唐朝建立到安史之乱）不到140年的这段时间，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动荡和战乱当中。因此宋初的儒家人士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恢复天下秩序，使五代时期政权频繁更迭的闹剧不再重演。他们认为，汉唐政权的实质是霸道，不是王道。所谓霸道就是以力服人，而王道则是以德服人。要建立王道，首先要重新树立儒家道德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便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摆在眼前：统治者如何能够心甘情愿地接受道德的约束？这个问题在汉朝时的解决方法是利用灾异、谶纬之说来吓唬皇帝，不行德政就要遭到上天的谴责。但自汉末以后，这类迷信思想早被中国上层的知识分子抛弃了。虽然佛、道宗教相继兴起，但是儒家人士一般是不信鬼神的，他们研习佛、道主要是关注其中的哲学内容。因此宋儒必须为道德寻找一个新的权威。这个新权威，便是“天理”。北宋有个大学问家叫程颢，他和他弟弟程颐被世人称为“二程”。程颢说这个“天理”是他自己体会出来的。实际上，程颢的“理”来源于佛教的华严宗。程家有个“理气论”，华严宗有个“理事论”，理气论其实就是理事论的翻版。这样，汉儒神学的“天”就变成了宋儒哲学的“天”，儒家道德又有了新的权威。

　　理学后来的发展也是与道德实践密切相关的。前面说过，朱熹是理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王守仁是第二个高峰。朱学过于繁琐，只有那些有着较高涵养的上层知识分子才能理解，很不利于理学的传播。于是便有了以简易著称的陆九渊之学。但是陆学又过于粗疏，受到了那些有着较深涵养的知识分子的轻视，于是便又有了既有义理意味、又重道德实践的王守仁的阳明心学。

　　可见在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是由政治实践的需求推动的。我们今天总说要弘扬传统文化、要构建当代文化，如果不是从社会需求和政治实践出发，我们所弘扬、所构建的，也只能是一些娱乐文化。

　　还以前面说过的民主问题为例。书生我还是那句话：不可能有纯粹的、理想化的民主，民主最重要的政治意义在于权力制衡。而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有着非常丰富的有关分权体制的政治实践，例如汉朝有中朝与外朝的分权，唐朝有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的分权，宋朝的分权制度就更为复杂。再如从秦朝起，中国的监察系统、司法系统就是始终独立于行政系统的。此外，中国古代的宰相制度、朝议制度、封驳制度、谏议制度、廷筵制度、科举制度、官吏制度等，都是非常成熟的中央集权体制下分权型的政治实践。大凡比较昌盛的年代，都是这个中央集权体制运转良好的时期；而那些混乱年代，一定是与这个体制遭到破坏有关。所以谈到权力制衡，我们中国人才是祖宗。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延续了数千年，统治经验不可谓不丰富。我们今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是也注意一下我们古代政治家的统治智慧呢？

　　再如我们今天头疼的的道德问题——这其实更像个笑话。仁义道德本来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特征之一，今天反倒成了最稀缺的东西。在儒家看来，家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家庭利益。推而广之，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是一贯的，政治关系实际上是家庭关系的放大，对父母有孝才能对国家有忠，对兄弟有悌才能对他人有义，对子女有慈才能对人民有仁。《大学》里有这样一个经典的顺序：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称为“八条目”。用现在的话简单说，就是只有提高个人素养，才能干好单位工作，进而才有资格参与国家大事。有人曾经问孔子为什么不从政，孔子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大意是说：我在家孝敬父母、与兄弟友爱，这不是从政什么是从政？因此在中国的传统中，道德与政治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今天提倡道德，不能仅停留在文明用语、不随地吐痰这类小事上。要看到，中国传统道德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央集权体制、奉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国家来说，是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的。

　　简言之，当代文化不是摆着玩的，而是要解决现实问题的。所以说当代文化是个政治问题，不单是个“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