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一定要有社会基础的，这就是传说中的“存在决定意识”。具体点说，人一天到晚想什么，一定是和他成天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有关。有句俗话叫“屁股决定脑袋”，其实就是身份决定立场。因此，某种思想一定会是属于某个人群、某个阶层的，不存在超民族、超阶层、超利益的思想，“普世价值”就是扯淡。

　　比如说吧，所谓儒家就是职业政客，儒家思想就是替统治阶层说话的理论。只不过社会变化了，儒家思想也要跟着变化。孔子时代还是个贵族社会，孔子当然要维护贵族阶层的统治，这很正常。因此孔子不可能超越这个时代，他只能要求贵族君子要有与他们的贵族地位相称的本领和修养。这里必须说一句：我们说儒家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绝不是说要维护这个集团的某种私利。儒家所极力维护的是天下秩序，是公利。或者说，天下秩序才是统治阶级的最大利益。

　　孟子和荀子也都是儒家。虽然他们的看法相左，但都赞成汤武革命，认为不称职的贵族（甚至包括天子）都要下台。他们还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这绝不是孟子和荀子的觉悟比孔子高，而是时代变了，统治阶层不再以血缘决定，而是以才德决定。不称职的统治者会使天下大乱，这才是对统治阶级最大的威胁。所以说，社会变化了，儒家思想也必然要跟着变化。

　　两汉经学的社会基础是汉代的儒家大族。在“独尊儒术”的政策下，汉儒的社会地位非常高，政府的高级官僚都必须是儒生出身。那些有儒学家传的家族，很快便成为社会的主流阶层，经学正是在这样的家族内流传的。

　　六朝时期兴起了世族阶层。关于世族的形成得从汉末说起。汉朝的高级官僚是通过荐举产生的，不像隋唐以后那样要通过科举考试。比如曹操就是通过“举孝廉”出仕的，“孝廉”就是一个荐举的名目。而被荐举的人一般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当然主要是儒家的文化。要知道，在东汉初年以前还没有纸张，书籍大都是刻在竹简上或写在绢帛上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昂贵，平常百姓家根本买不起，只有特别富裕的人家才读得起书。即便是东汉后有了纸张，弄到经典书籍也不是容易的事。因此当时的知识大都是在家族内传授的，这叫“累世家学”。而被举荐的人一旦当了官儿，就会有更大的势力，家族也会更加富裕，读书的子弟也就越多，当官的也就越多，这叫“累世公卿”。简单说吧，有钱就能有知识，有知识就能当官，当了官便会更有钱，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循环到最后，朝廷里当大官的便只有那么几个豪门大族了，这些大族最后就成了世族。

　　世族总的来说还算是儒家一类，只不过是最没有儒家精神的一类。他们不太关心国家大事，而是更关注个人的内心世界。他们醉心于“三玄”，即《老子》、《庄子》和《易经》，试图以老庄的自然哲学来解释儒家的道德思想，这就是玄学。后来佛学传入中国，一开始也是借着玄学传播的。所以说，六朝世族是玄学和早期佛学的社会基础。

　　到了唐朝，世族逐渐消失。随着科举制的确立，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个士大夫阶层。这个士大夫阶层在唐朝时还只是忙着与佛教作斗争，来不及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不过宋明理学的一些小萌芽这时已经出现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韩愈和李翱。到了宋朝，士大夫们通过反思近七八百年混乱的历史，并融合佛学的命题范畴和思维方式，创立了理学。所以说唐宋以后的士大夫阶层是理学的社会基础。

　　宋朝的文化氛围非常宽松，而明清两朝对文化的压制则非常厉害。所以明朝的王阳明创立了心学，开始把目光转向自己，不再和统治者较劲。清朝的知识分子更是一头扎进繁琐的朴学当中，因为朴学（也就是考据学）是“纯粹”的知识，与政治无关，搞这个永远不会犯错误。因此宋朝、明朝和清朝的儒学形态都是不一样的，这和儒家人士在这三朝的地位和待遇的不同有直接关系。大致来说，理学思想的社会基础是一个积极进取的士人阶层，朴学思想的社会基础则是一个被压抑的士人阶层。

　　以上说的是儒家思想的社会基础。儒家以外的思想也是一样，也一定是属于某一个阶层或某一类人群的。比如墨家。“墨”不是姓，和“儒”一样也是职业，就是手工业者。因此墨子代表的是古代“工人阶级”的立场。墨家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有点像原始共产主义。墨子早先也学习儒业，不过由于他出身手工业者阶层，与贵族阶层对立。而儒家是维护贵族阶层利益的，因此墨家对儒家主张的那套东西非常反感，处处与儒家作对。比如孔子维护礼乐，墨子则认为礼乐太奢靡，白白浪费东西，主张非乐、节用、节葬。孔子讲正名，贵族君子的地位不能改变，需要改变的是他们的道德水平；而墨子则主张尚贤，谁有能耐谁作领导。等等，不细说了。

　　再比如老子。老子的想法是回到农村公社的原始时代。老子的逻辑是物极必反，有生就有死，有福就有祸，有得就有失，做了这个就做不了那个，但如果什么都不做，就意味着什么都能做了——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在老子看来，人应当像草木牛羊一样自然地生活。统治者做的越多，失去的也就越多，因此他反对儒家的那些人造的礼乐文明。

　　庄子代表的是没落贵族。这些没落贵族对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动荡非常恐惧，因此要寻求一种精神安慰。庄子比较典型的思想是齐物论。举个例子说，我们看喜马拉雅山很高，看泰山也很高。但要是站在足够高的地方看（比如气象卫星上），什么山都是一个小点，根本看不出高矮来，和平原都是差不多的。同样，如果能站在一个足够高、足够远的角度看，生与死、贵与贱、福与祸，其实也都没什么区别，都是一样的。这就是齐物论。如果能达到这种境界，便能获得精神上的绝对自由，这就是逍遥。

　　再如法家。法家人士虽然也是统治者的智库，与儒家类似，但与儒家还是不太一样。相比而言，儒家是以天下为视野的，统治者在只是天下秩序的一个要素。儒家信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处事哲学，与统治者的关系有一定的相对性。但是法家则更像是政府官吏，他们对统治者的服从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法家思想说白了就是统治技术，但是统治者个人的德性怎么样就不在考虑之列了。所以说法家思想的社会基础是官吏阶层。

　　再回到今天，当我们要构建当代思想文化的时候，也应当看看当前的中国社会是否有这样一个成熟的主流阶层，这是必要的社会基础。没有这样一个有知识有思想有梦想的、热爱国家热爱人民关心政治的社会阶层，所谓当代文化便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