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宋才发；华中师范大学；校史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具有百年辉煌的历史。在我读书期间的校党委书记是刘介愚先生，校长先后为白瑞西和刘若曾先生。华中师范大学位于九省通衢的武汉市，坐落在武昌南湖之滨的桂子山上，占地面积 2000多亩，是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师范大学，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国家培养中、高等学校师资和其他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学校具有悠久的历史，它以1871年创办的文华书院为“源头”，以1903年创办的文华书院大学部（始于1871年创办的文华书院，1924年改名为华中大学）为“起点”，以1924年在文华大学基础上建立的华中大学为“主体”，以华中大学、中华大学、中原大学教育学院等多元结合为“前身”。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在曲折发展中几易校名，1951年组建成“公立华中大学”，1952年改制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1953年定名为“华中师范学院”，1985年学校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1993年江泽民总书记为学校90周年校庆题词：“发展师范教育事业，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学校在人才培养上，努力体现“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创新型”的现代人才培养思想，突出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整体优化，大力倡导创新教育及其实践能力的培养。在教学方面，推行学分制、实行选课制和主辅修与双学位制。在学生管理方面，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做法，建立和健全了一系列学生管理的规章制度。因而学校在百余年的发展中，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汲取了外来文化的养分，更弘扬了革命文化教育的传统，形成了“忠诚博雅、朴实刚毅”的“华师精神”，为国家培养了18万多名优秀人才[1]。

自古以来盛世修志。经过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呈现出勃勃生机和发展活力。因而高等教育写史修志的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教育部要求部属院校开始总结办学经验，组成专门班子着手进行写史修志工作。本来我于1982年3月至1984年3月被借调到湖北省人民政府工作，由于得到校党委和行政领导的厚爱，认为我文笔比较好，在1982年9月8日华中师范学院成立校史编写组的时候，尽管我人不在校内，仍确定我为4人组成的写作班子成员之一[2]。另外3位成员分别为历史系主任戴绪恭教授（后来任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语言文学院江少川教授和政法学院邹孟贤副教授。这次组建的写作班子开展了一些富有实效的活动，譬如，我到北京大学校史办公室拜访了《北京大学校史》编写组的主要成员沙健孙教授[3]，取回《北京大学校史》作为范本。我们就华中师范学院校史的编写进行了详细研究，我初步整理并列出了“华中师范学院大事记”。由于写作组成员都是非脱产人员，每人的教学任务都很重，大家断断续续地进行，1983年5月我把各位编写人员的书稿进行了统稿，共约8万字。因为对学校的历史“以何时为起点”？是以“华中大学为起点”？还是以“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为起点”争论不休。所以，校史编写出版工作暂时被搁置。统稿后的“校史稿”定名为《华中师范学院三十年》，稿子交给校党委之后，写作班子未经宣布就自动解散。但是《华中师范学院三十年》稿本，为后来系统地编写出版《华中师范大学校史》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3年学校重新组建校史编写组。华中师范大学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组织校内外有关教育专家反复考证和研讨，并报国家教育部备案和认可，最后确定华中师范大学以1903年创办的文华书院大学部为源头。1993年3月校党政联席会议决定隆重举行校庆庆典，纪念华中师范大学建校90周年。由于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我潜心研读过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先生的全部档案，撰写过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的中原大学校史，系统地查阅过《华中师院报》创刊以来的所有重要报道，参加过《华中师范学院三十年》的编写，属于对华中师范大学的历史比较熟悉的人之一。尽管我当时年仅40岁，却被校领导和教师们戏称为“华中师范大学的活字典”。因而1993年2月中旬，校党委常委又提议我进入《华中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考虑到学校历史跨度之长、学校前身渊源关系错综复杂，我确实担心自己年轻缺乏经验把握不准，加之承担的科研任务和研究生教学任务较重，我当时“拒绝接受”这项任务，真心实意地建议由熟悉学校历史的老同志去写。正在主持召开校党委常委会议的党委书记戴绪恭教授[4]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人通知我赶到会场。他当着全体党委常委和列席会议校领导的面，一针见血地指出：“宋才发同志无论如何必须参加校史编写，这不仅因为他有这方面的经验，更主要在于他是大家公认地为人正直、能够秉笔直书的同志，由这样的同志来主持校史编写，就能够实现最终写出来的校史客观公正，达到上面和下面两个方面都满意的目标。”他还发自肺腑地说：“现在离90周年校庆到来的时间越来越近，如果没有一个动手能力强、文字功力好的人来做这项工作，校庆的主要礼物之一《华中师范大学校史》就会落空，宋才发同志是最合适的人选。大家之所以不愿意参加校史编写工作，最主要的顾虑是‘怕得罪校领导’，‘怕今后领导给小鞋穿’；‘谁走在前面、谁走在后面’必须以文字记载为准，领导同志不要太计较这些。”中国的文人历来“士为知己者死”[5]，况且我与戴绪恭同志还曾经在一起共同编写过《华中师范学院三十年》。既然校党委对自己如此信任和寄予厚望，对于我来说实在是没有任何退路了，只能够无奈地应承下来。这次校史编写工作时间紧、任务明确、分工具体、责任到人。3月19日学校发出《关于校庆筹备委员会各工作小组名单的通知》（华师行办字[1993]22号）文件，明确规定由分管校庆工作的副校长汪文汉任主编、宋才发任副主编，拟定校史写作大纲，审定全书所附资料并负责全书的统稿和定稿工作。汪文汉副校长是教我大学本科写作课的教师，因而尽管由于他工作很忙，对校史编写实在无精力过问。但是师生情谊决定了我必须做到重大问题及时向他请示，具体工作事无巨细一揽子承担下来，义无反顾地带领编写组成员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以至于我累病了躺在校医院的病床上，仍然坚持一边打吊针，一边顽强地看校史稿的清样。终于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完成了书稿，赶在校庆前夕公开出版了《华中师范大学校史》。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在校史编写过程中，积极努力、密切配合，全身心支持我工作的写作组其他成员方燕、娄章胜等同志。

为写好《华中师范大学校史》精心策划、悉心设计。由于90周年的历史发展比较离奇、曲折和多变，三个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学校”又各具特色和富有个性，因而在华中师范大学校史资料收集、选材和写作的过程中，从一开始我就要求写作组成员，一定要严格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写史；坚持厚今薄古，突出发展，体现特色的原则；力求做到事实确凿、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写出学校的特色和个性。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华中师范大学校史》只记载了学校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些事实。凡涉及到系（所）、有关单位的历史以及校友的业绩情况，学校领导采纳了我提出的建议和方案，即采取由各单位撰写成本单位的发展简史，经过校史主编副主编审定，汇编成《发展中的华中师范大学》一书，作为《华中师范大学校史》的必要和有益补充。待校庆100周年或者今后时间充裕的时候，由新的校史写作班子把这两本书的材料经过甄别和精选，再将它们“合二为一”为一本内容深厚的《华中师范大学校史》。因此，我们将撰成付梓的《华中师范大学校史》和《发展中的华中师范大学》，作为校庆90周年庆典的重要礼物，诚挚地奉献给在华中师范大学学习和工作过的校友们；奉献给那些曾经关心并为华中师范大学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的领导、海内外同胞及国际友人们；尤其是敬献给那些为华中师范大学的发展流过鲜血和汗水、争得荣誉的功臣们[6]。悠悠岁月，赫赫史册。撰写《华中师范大学校史》这段不平常的经历，练就了我动笔快、决定事情头脑清晰、处理问题果断的能力，对我后来担负的行政工作和教学科研工作受益无穷。

沐浴着新世纪的朝阳，华中师范大学迎来了它的百年华诞。2003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了《百年校史》（1903—2003年）新版本。由于我已调到中央民族大学工作多年，因而《百年校史》由华中师范大学校长马敏、前任副校长汪文汉担任主编。他们在《百年校史》“后记”中慎重地指出：“这次重修校史，既吸纳了过去校史研究和编写的成果，又增添了校史研究的新成果”。“《百年校史》是在过去校史编写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我们对曾经主持或参加过校史编写工作的陶军、戴绪恭、宋才发，以及邹孟贤、江少川、张启社、方燕、娄章胜等表示敬意，感谢它们在不同的时期为校史编写工作所倾注的心血。”[7]

（摘自宋才发著：《惟寻真知启后人——我的执教生涯4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