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电视台最近的一个节目发人深省。节目中谈到年青人的生育与父母的退休年龄的关系。一位正在哺乳期的年青女性说：她的生育时间的选择与妈妈退休的时间相关。也就是说，要等妈妈退休了，可以给她带孩子了，她才敢生育。还有几位正在小区绿地中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的老人在接受采访时说：50岁退休，还能帮子女带孩子；要是到了60岁，那就很吃力了；如果到65岁才能退休，那就根本带不动了。
　　以上的访谈说明：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其实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之中。中国的公共服务是漏洞百出、捉襟见肘的，譬如0—3岁婴幼儿的抚育，其实并不存在任何公共服务。现在的解决之道，是由家庭中的代际互助来弥补，这已经成为中国大多数家庭生活方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有75岁以上的老人或者罹患疾病的老人的服务照料，也是一样，现在大多是靠家中“年轻的老人”来承担的。如果真把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这方面的社会平衡和秩序就会被打破、打乱。
　　顺着这个思路去思考，一般来说，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要有经济来源；二是要有服务照料，三是要有亲情慰藉。同时兼顾看护照料和亲情慰藉的服务方式最好与家庭结合起来。中国本身有“孝”文化的传统，迄今为止，中国人的家庭观念都还比较强。但是，虽然子女照顾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却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如果子女回家照顾老人，就没了收入，生活成问题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思路也许是可以考虑的，这就是常说的“弹性退休”。但并非只是一味地往后“弹”，也可以往前“弹”，强调的是可选择。一部分劳动者，无论男女，可选择45—50岁（看需要）就退休，领着退休金回家去照顾父母。当然，退休金可能会适当低一点。政府若是想得开，再发一份赡养老人的补贴。用这种方式，既解决老龄化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中老年人的就业问题。
　　实际上现在有一些地方，在老龄工作方面花的钱七七八八的也不少，譬如倡导社区服务。但是有一个基本的中国国情，与费孝通先生说的“差序结构”相关。中国人习惯向亲属而不是向社会求助，除非迫不得已，不会轻易接受非亲非故的人提供的服务。我们从80年代中期一直在讲“社区服务支持下的居家养老”，但除了一些“窗口社区”之外，在大部分社区这还是一句空话。所以，最经济、最可行的还是让“自家人”回家去照顾高龄老人或病患老人，政府通过退休金或赡养金的方式为他们解决经济来源问题。同时，这样的政策措施也满足了老年人亲情慰藉的需求。
　　当然，这也离不开社会支持。第一，在社区这一块，应该有社会工作者组成的管理和评估小组。也就是说并非你回家照顾老人，政府发钱就拉倒了。政府要通过社会工作者对你的服务进行评估，要看你服务得好不好，老人满意不满意，这是横向的基层社区要做的事情，目标是保证养老服务的可及性。
　　然后，还要有一个纵向的自上而下的非营利的社会组织，负责养老服务的专业化。这些社会组织中不但有社会工作者，还要有医务人员、营养师、康复师，心理咨询师等与养老服务相关的专业人士，促使养老服务专业化。在家照顾老人的子女，领了政府的钱，那么每个星期恐怕要有2—3天要出来参加学习，由专业人士来教你，怎么为老人服务，这其实是很关键的，可以全方位地提高养老服务的专业水平。
　　如果说家庭养老服务能够做下去，就会有人觉得在为自己的父母亲服务之外还有余力，学了专业知识也想有更大的用武之地，那么这时他可能会想到还可以去街坊邻居间为别的老人服务。如果他在照料自己父母时有好的口碑，社区再给予组织上和经济上的支持，真正的社区服务才能普遍开展起来。
　　如果在退休年龄上给个人选择的机会，还可能形成一个就业的大格局：一般职业中，创造物质财富的正式的就业岗位，可以让主要年轻人去干；提供服务的非正式的就业岗位，可以主要让中老年人去干，包括回家照顾父母。专业技术性的职业中，譬如医生、教师，也可以在50—60岁之间选择退休，然后再到私立医院（诊所）、私立学校去继续工作。在就业上给人自由度大一点，市场化的选择性机制更多一点，中国人的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就会更好一点。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很大。如果只把眼睛盯着发达国家，跟在他们后面亦步亦趋。譬如西方国家搞延迟退休，中国就也必须照搬不误——有学者以世界各国（其实是发达国家）为例，说这是迟早的事——这样做，也许给自己增添的麻烦只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