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称的“小西域”，意即天山南北，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边境线长达5700多公里，与8个国家接壤，是向西开放的最前沿，作为古代屯垦文化“殿军”的兵团在亚欧大陆桥铁路沿线及边境口岸，有众多的师（局）和团场，具有对外开放的地缘优势。当今西部大开发正紧锣密鼓进行，全疆上下众志成城，希望继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可谓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体。这虽然给当今屯垦事业带来了大发展的机遇，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为振兴当代新疆屯垦戍边事业，需要把它升华到理论高度加以认识研究，从而以理论创新来带动实践创新。由此而来，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的西域屯垦深入研究，探索其发展变化真谛，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仅是本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时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都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国内外有不少学者致力于西域文化的研究，但是大多把目光投射到西域考古发现，对于尼雅文化，楼兰古国做了不少探讨，对于整个西域民族文化融合、宗教信仰冲突，尤其是屯垦戍边的生存演进等深层次问题却没能给予应有的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屯垦戍边这一旷日持久社会变革的整体深入了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屯垦戍边及其往后伸展的兵团在西域，尤其是当今新疆的历史进程中是人们了解最少，又误解最多的文化现象，尽管兵团屯垦戍边自身的实践是新疆改革运动的真正先导。 

　　论及西域屯垦戍边，以往研究者主要从“政治视角”出发，着眼点在决策与机构，也不乏史料丰富，考证严谨佳作。问题是，该地域的屯垦戍边天然置身于多民族文化中心，对其背后隐藏的文化内驱力挖掘一直不深，研究者坚信就一项科学的历史研究而言，多层面、多方位的探讨总是必要的。 

　　早在先秦时期，中原和西域各族人民就有密切联系，汉王朝则在西域大兴屯田，其中有军屯、民屯、犯屯，汉人随之大量涌入西域。当初，屯田点绝大多数分布在“丝绸之路”的战略要地，将士无事时屯垦种植，有警时武装出征，保护商旅交通，由于西域的统一，屯田的发展，来往使者和商贾僧侣的食宿以及安全有了保障，于是出现了丝绸之路的黄金时期。魏晋南北朝，经历隋唐，一直到宋元明清，中央王朝都没有放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而远离中原的众多军队的粮饷供应，仅靠车载人负从关内运到塞外，十分艰难，为久远计，历代中央王朝都在西域大力屯田，亦兵亦农，借用《新唐书?食货志》的说法就是“有屯田以资糗粮”。世代相袭的屯田戍边“裕军需于绝域”，最终遍布天山南北，对中央王朝统一西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中西交通的保障发挥了巨大作用，兴起了丝绸之路一个又一个繁荣时期。由此而言，研究西域屯垦文化势必深究以往屯垦戍边的成败得失，中央政治机构在边疆地区的推广和变通，必须考察西域都护府、安西都护府等边政大机构的建制，演变和废弃，以及与之相伴相随的中央王朝边政、边防政策的推移。这不仅取决于中央王朝的内部纷争，以及各种利益抉择，还取决于边疆民族与民情。进而言之，兵团作为历朝屯垦戍边在共和国时期的集大成之作，兵团体制在新疆的全面开花，必然取决于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涉及到复杂的周边、国际形势。 

　　另一方面，许多汉人为避中原战乱而涌入西域屯垦种植，首先开始的民屯与后来官方的屯田戍边共同将中原先进文化带进了西域。天然置身于多民族文化中心的西域屯垦戍边，在漫长的发展阶段各有特点，虽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经济、文化、社会结构方面的特点，汉文化却始终占据优势主导地位，只是它长期兼收并蓄，吸收涵蕴，其中已包含许多国内兄弟民族文化，以及外国文化的因素与影响，而兵团文化又将其往前推进了一大步。毋庸置疑，新疆，准确地说是整个西域那光辉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由乌孙、匈奴、维吾尔、哈萨克、蒙古、回，以及柯尔克孜、锡伯、汉等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发展的，随着历史的变迁，具有各地移民带来的形形色色文明的综合。深入探讨西域屯垦文化，固然无法回避政治史，但其政治仅是经济、文化等多种复杂因素所构成的文明实体的升华。换句话来说，历代中央王朝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之所以能有效维持广大西域的经营管理，不是单纯依赖政治、军事、外交，而是凭借华夏文明实体自身的优势，正是汉文化优势所蓄积的综合国力带来了西域文明的繁荣昌盛，当今内地与新疆经济、政治、文化交往不绝如缕，且不断呈现上升势头，也是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化戍边”，这构成了本课题的基石。 

　　屯垦戍边是一种伟大而奇特的政策，“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古今守边备塞之良法”（《大学衍义补》）。然而，在世界上各方面条件因素与新疆，包括整个西域类似的地域，为什么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并没有产生世代相袭并延续至今的屯田戍边？人们津津乐道于政治、经济、军事、宗教这些外在形式，如果我们往下深思，依然可以提出疑问，无论历史上的屯垦戍边，还是当今的生产建设兵团，都牵涉到国家与民族命运，单纯以文化视野的外部因素来解释历史与现实会不会陷入另一种谬误？ 

　　如果我们真正关注西域文化戍边，那么至少不能忽略两个方面，一是该事件必须具备哪些前提条件？二是该事件究竟是如何具体发生的？如果我们把前提条件界定为可能性，问题在于，具备了可能性的事件并不一定必然发生。如果通过另外一些因素而导致它事实上发生，则我们认为该事件的发生变成了一种现实性。从可能性走向现实性，中间需要某个或某些因素的催化作用。可能性往往更多地表现一种必然的倾向，因为它们往往是现实存在的，并且有着确定的指向；而催化因素，则大多是偶然的，它们产生的时间与地点往往无法预测，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从终极意义上来看，任何事件都是从可能性通过催化因素走向现实性，是“必然性”与“偶然性”双重因素的共同作用而达到的。具体到屯垦戍边，研究者认为游牧民族缘于生存环境的逼迫，不断跃马南下，肆意掠杀，严重威胁边境安全，中原各王朝一度采用和亲忍让办法，又无以真正奏效，兼以西域各民族不堪匈奴重敛，“咸乐内属”，还有中原与外邦都欲打破局促一隅的封闭格局，都为丝绸之路开辟提供了可能性，但也仅仅是可能性。如果没有张骞凿空西域、班超定远边陲、左宗棠出兵伊犁、王震挥师西进诸多可能性支持，确切地说就是汉民族意气风发的进取精神等等催化因素，屯垦戍边又怎么促使“绿洲丝绸之路”成为一条全世界最能经受考验的西风古道？又如何演化为当今硕果仅存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把问题展开到另一个维度来看，一个国家由落后状态跃入文明时期，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推动社会前进的杠杆——国家政权。在一个中央集权社会，政策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某些当权者，他们根据国家兼自身的利益需要制定某些策略并予以实施，同时由于他们拥有权力，可以影响并控制他人。对于广大没有权利的普通大众来说，除非其措施会真正危及他们的生命安全或根本利益，才会进行反抗，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可以接受任何可能的变化。从新疆，大而言之是整个西域来说，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政策就是推行“屯垦戍边”，历代英明君主，有识的政治家、军事家，包括共和国的领导阶层都积极倡导与组织屯田，这些文化精英的远见卓识同样归属于个人意志，文化意蕴的内部动因，也就是政治、经济、军事、宗教背后隐藏的历史文化内驱力由此裸露出来。换言之，如果没有周秦汉唐时代孕育的英雄气概，我们难以想象当初不计其数的仁人志士会选择屯垦戍边这条艰难险恶，又缺乏绿荫，却是通向未来的道路。这或许是时势使然，但也不能说不是自强不息精神的推促，是潜意识中那四海一家沉重使命感的鞭策，这正是研究者反复强化的“文化视角”。 

　　恩格斯曾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很难设想，一个民族的社会精英对中外历史与现状缺乏必要的了解，甚至缺乏中外学术文化的起码素养，还能作出富有远见卓识的决策和行动。古代新疆屯垦戍边事业往往跟某个王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喜悲参半历史景观，与理论上的不成熟，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关联，最简单不过的就是思想混乱错误会导致决策及实践的盲动，而战略性的错误一旦发生，整个国家，甚至整个民族的历史悲剧就无以幸免，以致在某个时期，盛世的光焰逐渐暗淡，乃至退出西域。遗憾的是，学术界一向把研究视野局限在政治领域，不太热衷“文化视角”的理论探讨，致使这门学科长期停滞不前，至少制约了这种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我国是一个拥有“以史为鉴”文化传统的古老国家，喜欢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建立一种“经世致用”的智慧联系。因此历朝历代，皆立史馆，正史皆立西域传，其中不但保存了大量民族史料，也保存了大量屯垦史资料，此外各种类书、杂史、文集中还收录有原始的典诰、诏制、名臣奏议，为古代西域屯垦史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根据和便利的条件。西域屯垦史料不算不丰，但真伪并存，杂乱失序之处不少，必须花费大量的考证功夫，前人和当代的边疆史研究成果应当参考，然其雷同的思维框架随处可见，必须破其樊篱，始见新意，种种迹象表明，转换思维，探讨屯垦戍边的文化意味有望开拓一个新的研究起点。 

　　从西域古代的屯垦戍边到当今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在世界文明史上是有着独特性格的“社会变革”，而所谓屯垦文化，就是华夏古国在全面推进西域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变革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足见，历史上的屯垦戍边与当今的生产建设兵团，其间的生存演进有一种内在的亲和性。先哲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只要踏入的依然是河流，则其经历并不会相差太远。由此说来，每一次踏入河流都将为以后提供有益的经验，这也正是历史学研究的意义所在。笔者以“文化戍边”为核心，对以往学术研究作展览式回顾，经由各民族形成史去梳理人类文化的发展脉络，以勾勒屯垦文化与当今兵团文化戍边的来龙去脉，对其管理体制、生存发展的主客观条件，以及它的社会基础等深层次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剖析，力图通过实证的分析来解释它们各自所起的作用。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还要追寇入巢，对这场连续发展的变革更多地关注于它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最终获得对古往今来西域屯垦文化的深刻理性认识，对其发展的内在规律能够正确把握，从而促使西域屯垦事业的殿军——兵团，在政治、经济、文化诸种社会功能中有机协调，并得以充分发挥。这既是勇于以科学领域中披荆斩棘开拓者自任，也是为了迎接呼啸而来的现代化大潮的严峻挑战。 

　　努力追寻西域文化戍边各种重大事件的起因与结果，剖析西域都护府等边政机构的历史渊源和内在机制，为的是给现实及将来提供借鉴，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然而，如果仅仅满足于抽象地描述西域文化戍边的性质、特征、地位、作用，而不去认真研读古往今来浩如烟海的重要典籍，不去深入探讨屯垦戍边事业背后隐藏的社会结构、风土人情，自然闭塞自己的视野，堵住自己的思路，隔靴搔痒，说不上深刻通晓屯垦文化，当然也说不上准确把握兵团文化戍边事业的历史与现状，以及预测未来的发展态势。由此跨前一步，就社会科学而言，没有任何一种生存体验是多余的，对当今兵团体制的屯垦戍边必须有深切体验，因为历代西域等边政机构也属于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从西域的屯垦文化到今天的兵团文化，虽然既切近又久远，但研究者相信历史与现实是丰富多彩的，但它们背后的法则并不是不可估测。正缘于此，研究者力图以西域屯垦文化的历史变迁为主线，结合自己的生存体验，对西域文化戍边的成败得失进行全面、立体、系统的考察，从中寻求历史继承性及其时代特征，详细讨论促成屯垦戍边的各种因素，揭示历史的内在走向及其成因，对长期以来引起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确立新型的由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转化模式，以此确定一个可以解答当今兵团文化戍边如何兼收并蓄的理论先导。 

　　实在说，对西域文化戍边作出全新阐释这项大工程必须要有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才能胜任，虽然这种话语近乎冷酷，却隐藏着理智的思考。因为把兵团文化戍边作为一门学术来研究，形成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离不开坚持不懈的探索，也离不开广大学人的学术创新。研究者生活在一个商潮起伏的年代，虽然凭借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以及诸位学长的悉心关照指导，使该课题研究进展迅速，但更期望抛砖引玉的社会效应，促使学术界对该领域热情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