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背景

几个从医的同学朋友小聚。耳鼻喉科医生赵剑聊起自己的一段遭遇：这天上午，赵剑在专家门诊连续看了40多位患者。接诊最后一位外地口音的患者时早已过了正常下班时间，赵剑询问了一下病情，开出单子让患者下午上班后先去做几项检查。患者却要求赵剑当场说明病情、给出诊断。因为急着上厕所，赵剑告诉患者诊断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时声调有些高，患者立马就翻了脸，揪住赵剑的衣襟推攘起来。赵剑要求对方先让自己上厕所，但患者不相信，认为是在找借口“开溜”，情绪越发激动，嘴里骂骂咧咧手上也不闲着，当胸给了赵剑一拳。无奈之下赵剑只好求饶，让患者“押”着自己先去解决“内急”，然后用了20多分钟说明病情，又一一解答了患者的疑问，最后连午饭时间也错过了。

赵剑承认这位患者不容易，之前已辗转多家医院但治疗效果一般，来赵剑所在的“大医院”求医心里抱有很高的期望，到医院后挂号、候诊排了很长时间的队，中间还被假冒的“号贩子”骗去几百块钱。“不过，这也不是打人的理由吧！我这把老骨头，能挨得了几拳呢！”尽管事情过去了一段时间，赵剑提起来依然有点儿激动。

赵剑的经历算得上“有惊无险”，宋益所从事的妇产科却是医院里技术风险、纠纷频率、事故机率“三高”岗位。从生命诞生的第一声啼哭中感受职业神圣、释去工作疲惫，曾是宋益职业生涯最温馨、最骄傲的体验。只是近段时间各地频现暴力伤医报道，素不相识的遇难同行那一张张挥之不去的面孔，令宋益渐渐失去职业自豪感，妻子和母亲也常常为他担心。不过宋益认为自己一直光明坦荡，自从医以来就没有做出过损害患者利益的亏心事，对所有患者也一直是不分亲疏、耐心细致，总不至于招惹祸端吧。

这天，宋益管床的一位产妇剖宫产时大出血伴迟发性羊水栓塞，经抢救无效去世。走下手术台心力交瘁的宋益本想安慰一下悲痛的家属，没想到那位愤怒的丈夫二话不说，揪住宋益劈头就打。猝不及防的宋益跌倒在地，对方依然不肯罢休，顺手抄起一个污物桶向宋益头部猛砸。头破血流的宋益在同事“掩护”下狼狈逃离。肇事者却渐渐陷入疯狂的失控状态，不管认不认识，只要是穿白大褂的就追着打，3名本来与事无关、好心劝架甚至只是偶然路过的医护人员先后受伤。撕打中，肇事者摸出了曾经给妻子削过水果的折叠刀挥舞起来，人群惊恐地四下散去。无人阻拦的肇事者四处寻找宋益，一边叫骂着要与宋益同归于尽。幸亏保安后来赶到将其制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流血事件。

宋益知道这个患者的家庭情况比较困难。夫妻两人长年在外地打工，妻子原来是餐厅服务员，怀孕后失去了工作，养家重任一下子落在丈夫身上。丈夫为了多赚钱给妻子补充营养，也为了给即将出世的孩子积攒一点“家底”，加班加点不惜体力地干活，一些危险、别人不太愿意做的工作他也抢着去干。后来在工地上出了事故一条腿胫腓骨骨折，被老板找个“违章作业”的借口给了点钱扫地出门。又因为没有签劳动合同，虽然费了不少周折，也没得到工伤待遇和其他经济补偿。为省钱手术后他很快出了院，而且很快下了地，靠捡点废品补贴家用，还曾因为到别人占的“地盘”抢“货”挨过打。

宋益亲眼看到这个一瘸一拐的小伙子只给妻子打一份饭菜，自己顺手在食堂捡点剩饭充饥，当着妻子面却说已经吃过了，妻子则说自己胃口不好留下一半“骗”丈夫吃。推让半天妻子噙着泪说“我先吃，我快点好了就去上班！我挣钱让你和孩子过好日子”。对那个年轻的丈夫宋益是十分同情的，毕竟住院及手术费用花光了两人不多的积蓄，很可能还背上了债务，又从生子添丁的幸福憧憬中直接坠入永远失去爱人、独自抚养孩子的巨大打击，情绪有些失控也可以理解。但自己作为医生，已经在职责范围内尽了最大努力，产后大出血和羊水栓塞本来就是产科严重的并发症，这个患者起病很急，病情凶险，自己的操作完全按技术规范进行，平时也从未因为患者交费不及时就冷面相向。小伙子之前一直都对自己客客气气，即使怀疑诊疗方面有失误，也可以申请鉴定甚至打官司起诉，没必要直接向医生行凶玩儿命啊！

“这个患者家庭的确很不幸，但不幸并不是医生造成的”，宋益医生委屈地说，“怎么就把怨气全倾泄到医生头上呢？”

同样是妇产科的孙晶立即表示同意。“现今很多患者将自己的绝望和愤怒转移到了咱们医务人员身上，咱们兢兢业业、一心为患者服务，反而成为了‘怨气终端’。不仅如此，在部分媒体的报道中，患者作为弱势的一方，其遭遇被过度渲染，而咱们则被描述为‘白眼狼’，承受了更多的指责和非议。即使是在暴力伤医事件中，社会关注的也多是在暴力实施者如何因为之前的悲惨经历而走到这一步，而受伤医生的遭遇、伤后的情况，以及国家、医院对于医生的抚恤和保障几乎未被提及。”

“在保障、优抚人员方面，国家在公安系统做的一些工作就比较好。”赵剑说道，“国家除了加强从优待警外，前几年公安部和财政部联合建立特别补助金和特别慰问金制度，2011年，《烈士褒扬条例》及相关配套政策也正式实施，公安民警的抚恤待遇比以前大幅度提高。按国家层面的政策测算，当前公安烈士抚恤待遇约170万元，比其他公务员员高约40万元；牺牲抚恤待遇约70万元，比其他公务员高约20万元。如果加上地方性的抚恤补助，抚恤待遇更高。这在解决伤亡民警及其家庭的困难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相比较而言，国家在医务人员的保障和优抚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医务人员维护百姓健康的任务艰巨繁重，他们不但肩负着超乎常人的工作负担和压力，而且身心健康也受到严峻挑战，这严重影响了医务人员这支队伍的战斗力和稳定性。在医疗卫生工作不断繁重但人力难以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如何做到既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又切实保护好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使众多医务人员能专注于为患者解决痛苦，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案例分析：

从层面入手降低医务人员的职业风险

医务工作者存在着较大的职业风险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有效的降低这种职业风险，为医务人员提供更好的工作保障，则需要从多个环节入手予以解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医务工作者自身要树立和强化执业防范意识，加强患者沟通技能培训。

在案例提及到的两个事件中，患者或家属都是属于“急危患者”。然而，赵剑医生面对的患者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急症患者，而是因为在诊疗和检查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积累，导致患者的情绪比较激动和着急，该患者本身在就诊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波折，而又因为医生下班、内急、说话声调有些高等种种巧合，有时候恰恰只是说话的声调不够平和，就会引起了患者误解，才导致了医患沟通的矛盾一触即发，使这个普通患者成为了“急症患者”，导致赵剑医生成为了受害对象。宋益医生面对的则是危重患者，虽然在诊治或手术过程中，按规范要求通常会让患者或家属在一些知情告知手续上签字，但还是要做必要的沟通和说明，让患者提前意识到诊治和手术过程中存在的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让患者家属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并会竭尽全力实施救治，尽最大努力在事前获得患者及家属的理解，越是急危病人更是要加强知情告知及必要的沟通，而不是让患者和家属草草签字了事或者直接没有过多的沟通说明，只有沟通到位了，才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 “把怨气全倾泄到医生头上”的现象。记得有位院长在讲话中说过“医院绝大多数的医患纠纷不是来自是否按规范进行操作，而是因为医患沟通不到位”。当前多数医院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医疗操作规范，并有专门的部门督导执行，然而对于医患沟通方面的督促和指导却做的不够，这也是因沟通不当，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

其次，医院应在内部尽快建立和完善医务人员职业风险的保障和安全防范机制。这种机制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立医务人员的精神抚慰制度。医务人员长期承受医疗风险的精神压力，需要采取多种方式对医务人员的精神压力进行缓解和疏导。在长期为医院提供咨询服务的过程中，科室主任就提及到本科室的一位医生牵扯到医疗事故后，医院方面更多的知识追求责任和处罚，并未就家属的赔偿和医生个人进行合理的分担，导致了该医生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上均承受了巨大了压力，这种压力很有可能会葬送一个医生的职业生涯。从这个科室主任提及的事例中能够反映出在医院内部建立医务人员精神抚慰制度的迫切性。

二是建立医务人员职业风险的保障制度。实际上这种保障机制在一些医院已经探索和实践，比如有些医院对业务科室实行医疗纠纷风险金制度，在年初制定预算时，对科室提前预算出部分资金，如果发生医疗纠纷赔偿，则根据赔偿制度按不同的比例分担在医院、科室和个人，如果全年下来没有医疗赔偿的发生，风险金则应用于年终绩效的发放。这样不仅可以分解医生为医疗赔偿承受的经济压力，而且也有助于引导整个科室加强医疗事故的防范。

    三是建立医务人员职业风险的安保制度。医患纠纷和医疗事故在哪家医院都无法完全避免，然而医疗事故产生的原因可能会发生在许多环节，但是事件发生一旦发生，患者和家属的情绪往往难以控制，他们很容易会将责任后果完全归咎于直接的诊治医生，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发生对医务人员的攻击行为，导致医生成为了“弱势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医务人员的人身生命安全就很难得到保障。所以，完善医院的安保机制也必不可少。卫生部也曾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协调公安机关向二级以上医院等重点医疗机构派驻警务室，共同加强医疗机构治安管理，维护正常诊疗秩序、保障医患双方合法权益与人身安全。医院自身也需要完善各种安保措施和设施，在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能够把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加快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切实保障医务人员的人生生命安全。

再者，政府应积极优化医务人员职业风险的外部社会环境。一是需要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完善医务人员的优抚保障，在维护医务人员社会地位的同时，保持医务人员队伍的稳定性，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二是引导医院按照卫生主管部门的要求及时完善医务人员的配备，使医务工作者的工作负荷回归到合理区间，在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同时，让医务人员能有更多的空间应对急危患者；三是进一步健全完善医患之间的法律法规，并对其进行大力的宣传，一方面对那些在医院寻衅滋事或危害医务人员的人进行震慑，另一方面引导医患双方通过正常的纠纷处理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在情绪之急的情况下危害任何一方的人身安全。

总之，医务人员职业风险问题需要从多个层面予以解决，既要医务工作者自身提高技能培训，又要医院完善防范保障机制，还需要政府从整个社会层面有所作为，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促进医患双方的关系更加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