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气声撼世
——《乡恋》出世的背景
1979年是个好年头。这年，很多很多人都得到解放。
地富反坏右解放了（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宣布：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资本家和华侨华裔解放了（1月17日，邓小平提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投降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解放了（2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帽子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凡是因这个问题而受牵连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才子佳人解放了（2月26日，文化部党组作出决定，为所谓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 “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错案彻底平反。决定宣布，凡是受到这一错案牵连和遭到打击、诬陷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中央随后批准了这一决定）。
乌兰夫们解放了（3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布：对内蒙古各族人民危害深重的“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和“新内人党”三大冤案经党中央批准予以彻底平反）。
谭政们解放了（3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同意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为“总政阎王殿”等冤案彻底平反的请示》、《关于为“总政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和《关于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4月2日，总政治部召开了平反大会）。
张志新解放了（5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为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张志新平反）。
包产到户和自留地解放了（6月15日，万里在安徽省凤阳县农村调查时，肯定了当地实行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大包干”即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万里勉励有关人员：只要能增产，什么也不要伯，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把凤阳讨饭花鼓扔掉，扔得远远的，扔到太平洋里去。无论怎么说，讨饭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三家村解放了（6月29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正式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撤销对邓拓、吴晗、廖沫沙3位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随后，邓拓追悼会于9月5日在北京举行，吴晗及其夫人袁震的追悼会于9月14日在北京举行）。
老右解放了（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指出：中央关于对1959年以来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甄别问题，在1961年和1962年7000人大会以后，曾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有不少人已得到平反、改正。但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由于提出了反对“右倾翻案风”，致使这一工作实际上停止下来了。在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许多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他们的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把他们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斗是错误的。《通知》决定，在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予以平反改正，妥善落实政策）。
习仲勋们解放了（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所谓利用写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大错案。中央决定，为小说《刘志丹》平反，因此案受到诬陷的习仲勋等同志一律平反昭雪）。
张闻天解放了（8月25日，张闻天追悼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致悼词，对张闻天一生的革命活动作了全面、公正的评价。宣布为张闻天平反和恢复名誉）。
地方政府解放了（9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将“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同时决定各省、市、自治区可在1979年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恢复这一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取消的权力机构）。
马寅初老先生解放了（9月1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宣布为北京大学原校长、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平反，肯定了他一贯坚持的、自1958年起受到错误批判的“新人口论”和关于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的观点）。
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解放了（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问题的请示》。《请示》提出：凡是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及以后几年内划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者，不论是按照敌我矛盾还是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都应根据中央的精神，全部摘掉帽子；对确实划错了的，也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对摘帽和改正的人都应妥善落实政策）。
文人书生解放了（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的第一次盛会，与上届文代会相隔19年。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祝辞）。
小商小贩解放了（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6部门提出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时，把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统统称为私方人员，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这个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当前应明确他们本来的劳动者成分。文件下达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这项工作结束时，有70万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被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身分。各地在开展区别工作的同时，贯彻执行中央12月17日批转的《关于对原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摘掉了原工商业者的资本家或资本家代理人的帽子）。
走资派解放了（11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干部审查材料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全国立案审查的干部达200万人左右。这部分审查干部的材料大都无限上纲、诬蔑不实。各级党组织对这些材料应进行认真清理）。
冤假错案解放了（12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善始善终地完成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工作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1967年至1976年的十年中的案件，已复查24.1万余件，约占总数的83％，从中纠正了冤、假、错案13.13万余件，约占复查的54％。同时复查了普通刑事案件50.7万余件，纠正冤、假、错案3.58万余件，占已复查总数的7％。此外，各地法院从办理申诉案件中，还纠正了许多“文化大革命”前判处的冤、假、错案。但复查任务仍相当繁重。全国还约有4.6万余件反革命案件、50多万件普通刑事案件没有复查）。
我说的就是这一天，1979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
1979年12月31日晚上，广州长湴村，这座城市的东郊一处新点：几百名从北京落难在这里，又从这里起死回生的“黑权威”“臭老九”聚集在一块小小的空地上，观看一部“十六吋”，带彩儿的。我，一个学地质勘探测绘的“新知识分子”，挤进那群年长的有色金属工程师和研究员堆里一起观看电视节目。
“文革”十年，全国人民被动地在晚七点集中收听央广的《全国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文革”后，这种习惯延续为主动地观看央视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当然，《全国新闻联播》之后的那些文艺电视节目也是要看的，是我们自己必须要自己看的，因为那是我们晚间唯一的“高雅文化”活动——比如1979年3月，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率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这是“文革”结束近三年后第一支外国交响乐团来中国演出，好看得我后悔没上音乐学院。
于是我们在观看完12月31日这晚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后，等到了首映的旅游风光电视片《三峡传说》。
我那时还没去过三峡，只对三峡的地理及人文略知一二，所以看得很认真。那些年长于我的工程师和研究员看得更为投入。
当《三峡传说》这部片子的片尾曲响起弦乐和电声奏出过门的那一刻，一向习惯了“文革”高昂高腔高调歌声的我们被传说中的靡靡之音吓着了——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这些乐器在“文革”中都是被禁用的，它们在“文革”后也依然是归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
我，屏住呼吸，听幕后的那位歌坛新一号用她音色委婉、平白如话的“人声”诉唱“离情”。
那年代，若要唱离家别乡的歌，只准唱“背起钻机走四方”“海枯石烂不变心”等离乡背井远走高飞永不停步之类的大歌，只准唱不留念不回头不流泪不疼痛不顾娘不念儿不眷家不后悔之类的硬歌，不带这样将故乡拟作对象情人来唱的，还听得我们那颗经历过革命造反千锤百炼的钢铁之心霎时间柔软了——有一种曾经的情怀象暖流一样溢满胸间。
传统的意大利美声唱法里的半声唱法是声带主动闭合的体现声乐发声。嗯，李谷一在《三峡传说》片尾曲里用半声演唱！这种轻声唱法贴切地强化和展示了抒离和亲别的片主题，让人从心底和听觉中感受到旋律美（深沉舒缓）、歌词美（细腻感人）、音乐美（缠绵悱恻）。更要命的是，它是反主旋律的！
我悄悄滴观察，在座这些比我年长的研究员和工程师们、这些“文革”中被批为黑权威臭老九被赶到南蛮地来的的知识分子们，那个紧张得，或兢兢战战，或痴痴醉醉，或泪花烁烁。他们触境生情了，李谷一的歌声打动了他们多年不得开畅、不准倾诉的亲情、爱情和离情。
当李谷一如泣如诉地唱毕《三峡传说》电视片尾曲时，我放弃、离开好不容易才占到的好位置，没有继续看后面的节目，而是独自走到空地北边的山坡上，对着夜空呼出心底的闷气。
1976年10月，“文革”失败了。但“文革”积攒多年的阴湿潮气依然蔓延在我们的大局中、政策中、方针中、文件中、工作中、生活中、感情中、话语中、歌声中。面对僵局人们多有腹诽，总是感受到来自上面的一种习惯势力令人压抑且无以摆脱。改革开放之初，两种思想在拼死碰撞，一种提倡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一种则主张遵循毛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而后者，在那段时期略占上风。以致“文革”三年后，高昂高腔高调歌声之风依然昂首飘扬在中国大陆的天空。
今晚，央视播放的这首歌，可是一个解放的信号？
我有些激动，心想，1976年10月始，这世道变好了一点；1979年12月起，这世道是不是再要变好一点了呢。
1976年年底至1979年年底，中国时局偏左。自1976年10月6日结束法西斯文革运动以来，人们在欢庆之后很自然地要寻找今后的历史取向，中国向何处去，人们迫切希望找个答案。1977年2月7日，当时代表政治气候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正式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一剂药方，但它不是良药，而是一副禁锢剂，把人们的思路禁锢在个人迷信、盲从，以及愚昧和落后之中。
按照“两个凡是”，法西斯文革就不能否定，因为它是毛“亲自发动、亲自领导和亲自指挥”的；而且倡导“两个凡是”的有些人是当时在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和决策权。这就是这三年来社会处于严重的徘徊、甚至停滞不前的原因。“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仍然奉行“阶级斗争为纲”，因此，报刊杂志仍然连篇累牍地宣传“阶级斗争为纲”，说什么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有阶级斗争为纲，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并认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是根据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根据毛制定的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确立的，等等。上述这些是当时报刊上普遍的一般的提法。而在政治上，由于“两个凡是”作梗，法西斯文革中的冤假错案不能得到平反，几个全国性的大案，如刘少奇冤案、彭德怀冤案、彭罗陆杨冤案、“三家村”冤案、“广东地方主义”冤案……等等在1979年之前都不能得到平反和彻底平反；而且新的冤案仍时有发生，有些人因为对领袖的所谓不敬被当成“反革命”惩处。在经济上，不仅依然受计划经济禁锢，许多地区还加剧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举措，派大批干部去阻止自由市场的贸易，有的地方更出现干部阻挡农民在自由市场卖小猪，发生干部和农民抢死小猪的惨状。凡此种种，都因为过去观念的因袭，以及“两个凡是”的保驾而成为“合法”（参考2010年1月20日《北京日报》苏双碧：《“两个凡是”是怎样被否定的?》）。
《三峡传说》的播出，让人们从这三年来压抑的政治氛围中呼了一小口新鲜气。
第二天，我急于知道这首歌的名字，打电话问了在文化厅局、宣传口工作的叔叔阿姨，他们都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
第三天，我在广州图书馆里看到1980年1月1日出版的《文汇报》消息：昨天中央电视台风光片播放的歌曲十分优美，得到大家的喜爱。
才知道，这首歌的歌名是《乡恋》。
我告诉身边所有厌恶两个凡是、渴望社会变革的同事和朋友：《乡恋》非一般，它很可能是破冰之歌。
在那个电视尚不普及的年代，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影响特别大。1980年2月，《乡恋》入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当时的惯例是，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6点到6点半，播放一首歌曲，边播边教，整整一周。《乡恋》因此一下子流行开来。我还看到，当时很多准备考广州战士歌舞团乐队和珠江乐团的青少年学员，都把这首歌作为即兴曲来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