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军教授是我无比敬重的一位老前辈。我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结束后，华中师范学院（1985年8月5日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在全国统招的首届大学生，1978年3月进入政治系读书，1982年1月大学本科毕业留校任教。无论是从年龄、辈分上，还是从学识、资历上，我压根儿就不可能接触到陶军教授，更别说用自己的双眼认识一个鲜活真实的陶军，也绝对不可能彼此之间成为忘年交的朋友。只是由于本人在工作之余，素有“爬格子”的嗜好，因而有缘得到陶军教授的赏识和厚爱，有机会在他身边工作一段时间，聆听他的教诲，有幸得到他老人家手把手地指导，最终使我成为起草“陶军同志悼词”的参与者和《湖北社会科学界名人》（第一卷）“陶军”辞条的撰稿人。在华中师范大学诞生110周年前夕，特撰此文以示对母校的祝贺以及对陶军教授的深切怀念。

一、投笔从戎的陶军

弃学从军更名“陶军”。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大多不知道，“陶军”原本不姓“陶”，原名叫陈晶然。1917年4月2日陈晶然出生于安徽省贵池县，1987年4月9日因病去世，享年70周岁。1938年9月至1940年12月，陈晶然就读于北平燕京大学英语系、政治系。由于深受北平进步学生运动的积极影响，他心系民族安危，志在保家卫国，毅然决定投笔从戎，逃离白区奔向解放区。1940年12月陈晶然悄然离开燕京大学，途径昌宛游击区和平西根据地，历尽艰辛抵达晋察冀抗日革命根据地中心平山县，从此更名为“陶军”。他最初在河北平山华北联合大学学习，1941年5月开始任《晋察冀日报》国际版编辑、外电翻译。1943年3月经邓拓、陈春森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的人生夙愿。1947年10月至1948年6月，陶军参加了轰轰烈烈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并担任土改所在地片村的党总支书记。1948年6月至1949年11月他随军南下中原，历任河南宝丰、开封至湖北武汉的中原大学政治教员，组织编写《国际三十三年》，作为中原大学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课程教材。1949年12月至1951年9月，任中原大学教育学院政治系主任兼俄语系主任、党总支委员，在上海杂志公司出版教材《辩证唯物论简明教程》[①]。1951年8月他作为中南军政委员会代表，负责接收私立华中大学事宜，9月负责组建成立公立华中大学[②]。1952年11月1日，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宣布撤销“公立华中大学”名称，建立“华中高等师范学校”[③]。

陶军一生命运多舛。自1951年9月起，陶军教授历任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华中师范学院副教务长、教务长。在惨无人道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随着北京拉开批斗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阶级斗争序幕，武汉以“陶军是‘三家村’在湖北的黑爪牙”为由，首当其冲地把陶军推上了所谓“历史的审判台”。1966年9月经原中共湖北省委研究决定，陶军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随后陶军在武汉三镇遭受无休止的批斗，身体、人格和精神受到极为罕见的折磨。1976年8月30日，原中共湖北省委再次确认1966年9月给陶军的处分决定是正确的，并“决定开除陶军的党籍，工资降两级”[④]。直到1978年12月11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原中共湖北省委才不得不为陶军平反，恢复其党籍和原有的工资级别。由于随后较长一段时间陶军被晾在那儿没有安排工作，1979年5月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陶军打算到北京师范大学去谋求工作。但是，当北京师范大学组织人事部门派员到华中师范学院商调时，又无理地遭到原中共湖北省委的断然拒绝[⑤]。直到1980年1月陶军才正式恢复在华中师范学院工作，担任华中师范学院副院长、校党委常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等职。1981年7月至1983年1月，他接受国家派遣赴法国巴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代表兼党支部书记。自1985年3月起，任华中师范大学顾问兼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⑥]。

二、语惊四座的陶军

陶军是具有学者博学涵养和特有谈吐风雅的人。陶军的记忆力惊人，口才极好。他在一般场合下作报告，无论多长时间从来不念稿子，习惯于手持一张小小的纸片，即兴侃侃而谈，笑眛眛地面对听众，富有特别的幽默和情趣，确实是一位兼有领导者丰富经验和卓越领导才能，在中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知名教授、哲学家和教育家。我在撰写《中原大学校史》和《华中师范大学校史》的过程中，从在中原大学工作过的老领导、老专家那里了解到这样一件有趣的事儿：1950年冬天，一位准备接收私立华中大学的中原大学的军代表，在国立武汉大学礼堂里给武汉大学、私立华中大学的教授们作报告。报告人是一位刚过而立之年的青年人，与前来听报告的老教授们比起来实在过于稚嫩。他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向入会者讲解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的报告声情并茂、扣人心弦，确实打动了在场的大多数听众。人们在台下窃窃私语：“这位做报告的军代表是谁？”“您老还不知道？他就是中原大学教育学院的陶军。”会场立刻骚动起来了，这时有人从台下递上来一张用英文写的纸条：“你陶军根本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你讲的是你自己的主义”。写纸条的人根本瞧不起这位衣着土气的军代表，他要当众出“共产党人的洋相”。陶军沉着地讲完一个部分之后，举起递上来的纸条，用流利的英语向全场听众宣布：“我刚才收到一张用英文写的纸条，为了回答他的问题，下面的报告我改用英语进行。”教授们顿时惊呆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位土里土气的“军代表”，竟会有如此流利的英语口才。当陶军用一种略带“嘲讽的口吻”指出纸条中多个写错了的单词后，全场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人们对这位年轻的“军代表”肃然起敬。那些原本是来看“热闹”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里确实有人才”。此轶事已载入由我撰写的《战火中成长的哲学家、教育家——陶军教授》[⑦]一文中。

三、不徇私情的陶军

我在华中师范学院读书期间还偶遇到这样一桩事儿。1980年12月22日中午，一位在外校工作的青年人，兴冲冲地找到陶军副院长的家里，想请“伯伯”帮忙把他调到华中师范学院来工作。他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同陶军一道南下的一位老干部、老同事的儿子。陶军明白了他的来意之后，一字一板地对他说：“调动工作要经两校协商，由组织作决定。我是副院长，但是办事必须从原则出发，不能个人说了算。”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学校确实缺少搞电教工作方面的人才，但是你们学校同样需要。我不能为了个人私情去挖别人的墙角呀！你还是回去安心本职工作，个人有困难我相信组织会关心你的。”[⑧]尽管这是一件平凡的小事，但是，它反映了陶军副院长不徇私情的崇高品质。联想到当时社会上盛行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风”，别说调动工作要凭“路子”，就是升学、参军、入党、提干，哪一行不得凭“关系”、“走后门”？这种不正之风败坏了社会道德、破坏了党群关系，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领导干部从我做起，这是整饬社会风气的前提。如果轮到自己的头上总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这样的领导断然是没有办法带领群众同心同德干事业的。各级领导只有像陶军副院长那样秉公办事，不徇私情，才能够真正做到上行下效，从根本上扭转不端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

四、慈祥和蔼的陶军

陶军教授对年轻人关爱有加。1984年6月到1986年春，我在陶军教授身边工作，协助他完成《中原大学校史》书稿的撰写和出版工作。经过马不停蹄地整理“大事记”和梳理相关的历史资料，到1985年5月，我便带领刚从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79级本科生张启社，共同完成了除“附录”、照片之外30余万字的《中原大学校史》书稿（初稿）。就在我夜以继日撰写校史稿最紧张的阶段，陶军教授和他的夫人杨景星阿姨利用晚饭后散步的机会，两次到我寒舍看望我和我的家人。他老人家充分肯定了我吃苦耐劳精神和做事锲而不舍的精神，勉励我要继续踏踏实实地工作。他特别赞赏我大胆泼辣做事情的那股闯劲，尤其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白手起家，从全国各地把所需要的资料搜集拢，在迅速理出“大事记”的基础上，写出了使《中原大学校史》编委会和学校领导满意的《中原大学校史》书稿，认为这是我集中展示自己的才华、攻坚克难和勇于开拓的最佳体现。他还对我儿子宋威的成长和学习极为关注，嘘寒问暖，体现出长辈对晚辈的极大关爱之情，不是亲人胜似亲人。陶军教授做事细致认真，尽管他当时高度近视眼力不佳，但是对《中原大学校史》书稿字斟句酌，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倾注了他老人家的大量心血，实为我做人、做学问的楷模。1986年12月由陶军教授主编、原中联部部长赵毅敏题写书名、《红旗》杂志总编熊复作序、我本人为主要执笔人的《中原大学校史》，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功夫不负有心人，1988年该书被评定为“华中师范大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随后被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和元帅陈列馆珍藏。在1993年“华中师范大学90周年校庆”和2003年“华中师范大学100周年校庆”的时候，《中原大学校史》均被原版重印和再版发行。中原大学校是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中原大学校史》将随着华中师范大学的发展而获得永存。

（应母校华中师范大学110周年校庆约稿而作）

照片为1984年6月宋才发和陶军教授在湖南长沙爱晚亭的合影。